正午的嬌陽火辣辣的，把石頭曬得滾燙，把人曬得皮膚生疼。

在村民小組負責人賈國權的帶領下，我們文管所（文物管理所的簡稱）一行人穿過一片稠密如青紗帳的玉米地，到達“將軍墳”原址，試圖尋找曾經的“將軍墳”。

其實，與我們同行的胡玉安老先生，比賈向導更熟悉“將軍墳”的一切。

胡老是文管所的老前輩，前些年退了休，他在文管所干了一輩子，是個“傳奇”。按理說，退休之后還參加考古活動，是不符合規定的，但“將軍墳”，恰是胡老研究了一輩子的執念，胡老堅持要去，領導也只好吩咐我們年輕人多照顧。

1

我跟胡老其實并不熟悉，他2016年12月退休，而我2023年9月方才入職，在此之前，我只在一次退休老職工座談會上見過他，沒同事所說的那樣整個人泛著光，乍一看就是個身材中等的普通老頭，所長對此倒是哼了一句，“他這人較真得過分。”

胡老和“將軍墳”的緣分，要追溯到幾十年前。

胡老小時候，家住在離“將軍墳”兩公里的地方，每天上學都要從“將軍墳”經過。據胡老回憶，將軍墳占地六、七百平方米，高出地面三、四米，旁邊有一座小一點的古墓，兩座墓相距不遠，遠遠望去像兩個一大一小的土堆，故被當地人稱之為“雙堆子”，又因為墓碑上有“振威將軍”幾個字，又被稱為“將軍墳”。

1966年，杅灣村的一座木橋垮塌，嚴重影響了村民的日常出行，在村支書的帶領下，村民們決定集資建造一座更為牢固的石橋。杅灣村的位置比較特殊，雖然坐落于山陵地區，但本身卻是位于一塊山間小盆地，距離四周的山都比較遠，如果到山上取石，一則不便，二則成本太高，村里合計來合計去，決定就近挖開“將軍墳”，把墓室中的嵌墓石搬出來，直接造橋，更為方便。說干就干，村民們只用了不到一個月，便將新橋造好，只留下了“將軍墳”一地的殘破。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主持修建新橋的正是胡老的舅舅。

1972年，全國興起農業學大寨，“將軍墳”被徹底夷為平地，改成了旱地，兩座古墓外圍修橋剩下的鑲墓石都被清理出來堆在地頭，后來村民誰家缺石料，就到“將軍墳”去取，慢慢的，除了村里的老人還知道那里有一座古墓外，“將軍墳”已無人再知。

直到1981年，年輕的胡老去河里挑水，無意中發現“振威將軍”墓碑竟然被鑲嵌在橋頭擋墻的石壁上，他立即向政府相關部門報告，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范長宇得知后，立即帶領史志辦主任周秉寬、文化局干部劉曉軍和鎮文化站干事楊毅民來到杅灣村調研。

周秉寬熟悉史書典籍，他憑借墓碑露出來的部分和能辨識的文字，判斷該墓碑可能就是史籍上記載的晉代鎮守西南的振威將軍墓，如果屬實，這將是對西南歷史的一大補充。一行人立刻與鎮政府溝通，安排人員從橋頭石壁上取下此碑，花五元錢雇了一輛牛車，將“將軍墳墓碑”移送到鎮文化站保護起來。

當時，S市還沒有博物館，對文物的保護也沒那么重視，通常的處理辦法就是交由當地的文化站負責管理。可文化站作為基層組織，條件差，人員也參差不齊，“將軍墳墓碑”送到文化站后就直接露天放置在辦公區的院子里，只蓋了一張防水的油布。

按理說，事到此時，除了偷偷到文化站門口看一眼，胡老這個剛分配到市第三小學教書的年輕人，與“將軍墳”的緣分該就此結束了。但或許天遂人愿，不久后，國家開展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要求以縣（區）為單位，成立文物普查隊，展開工作。文管所編制人員有限，需要從其他單位抽調人員，胡老憑借對文物的一腔熱愛，主動提出借調到文管所參與這項沒油水的苦活，并順利通過了審批。

在普查過程中，最讓胡老掛心的就是“將軍墳墓碑”，史書的記載并不明確，墓碑上的部分文字也已模糊不清，如何根據墓碑判斷文物的價值，成為當時普查隊一件十分頭疼的事情。為了深入了解“將軍墳”，普查隊三番五次前往杅灣村調查，但每次得到的線索都微乎其微。

實際上，評估墓地價值最好的辦法就是考古發掘，但文物普查和考古發掘不可等量齊觀，文物普查胡老這個門外漢也能做，可要想開墓，必須省級文物部門審批，省考古研究所牽頭，基層文物部門根本沒有獨立發掘的權限和能力。

1985年，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順利結束，“將軍墳墓碑”在此次上報后，被國家納入可移動文物名錄并進行公布。胡老該功成身退了，可他經此一遭，更有了自己的小心思，比起教書，還是文物更有意思，胡老托了些關系，最終調入了文管所。至于具體過程，所里的老人誰也不說，還插科打諢地說不要教壞我們年輕人。

2

文物保護工作聽起來高大上，其實真正做起來大多枯燥無味，除了實地考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辦公室按照流程整理材料，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對我們年輕人來說，十二個月的實習期還沒過，就已經沒了剛上班時的新鮮感。

但胡老好像與我們不一樣。

據胡老說，他主動調入文管所，最大的心愿就是發掘“將軍墳”，解開一切關于“將軍墳”的謎題，為此胡老將申請發掘“將軍墳”視為工作的首要任務，到處找領導說項，年年向上級提出建議。為這事，胡老跟當時文管所的老所長鬧得很不愉快。胡老覺得自己是為了工作，雖然存了一點自己的私心，可與文物保護的目的并不沖突；老所長則認為胡老跳過自己，越級申請，根本不符合工作流程，兩人為此在辦公室大吵一架。

我們提起這事，盡管過了好些年了，胡老還氣不過地罵道：“他是領導又咋個（方言如何的意思），他一天啥子也不干，我把工作干了，他還有意見，拿根雞毛當令箭，領導，領導個球。”

我不敢說話，只有老職工勸他：“哎呦，都退休咯，過去的算球咯，給這些小娃娃看笑話。”

其實明眼人都知道，這事胡老是有些不對，越級匯報在工作中是大忌，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同辦公室的一位大姐私下就提點過我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不能越級匯報工作。

大姐私下還拿胡老舉例子：“以前咱所里那個胡玉安，退休了，你沒見過，工作很認真，就是性格太直了，喜歡越級上報，跟以前的老所長鬧矛盾，上面的領導也不喜歡，職稱一直評不上去。你剛進來，以后就知道了。”

經過胡老的“死纏爛打”，發掘建議終于得到了市里的采納，并向省文物部門提出正式申請。

不料，1987年，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通知》，強調不主動發掘古墓葬的政策，發掘墓葬的申請條件只能是搶救性發掘。“將軍墳”雖然有幾個盜洞，但還沒到“搶救性”的地步，為此，“將軍墳”的發掘只能無限期延后，直到如今，已徹底成了胡老的一個心結。

“能找到一點‘將軍墳’的線索，我死就閉得上眼睛咯。”胡老在車里感嘆道。

大家連忙安慰他：“保重身體，機會還很多。”

可我在心里有個疑問：胡老為什么一定要找“將軍墳”呢？

S市雖然不是文物大城，但各式各樣的文物也不少，“將軍墳”的歷史價值固然高，但并不是唯一。我不敢直接去問胡老，只能暗自猜測，或許“將軍墳”對于胡老來說，是幼時的好奇心，是與文物緣分的開始，所以才如此上心吧！

3

“將軍墳”的發掘無限期延后，胡老主要工作就是對轄區內的文物進行日常保護及管理。

由于當時市里、區里都還沒有建立博物館，文管所也沒有自己的文物庫房，因此全區所有的文物基本都是發現地的文化站進行保管，也沒有統一的保管標準，具體保管規則全看當地條件。因而，胡老的工作壓力并不大，只要保持與文化站聯系，叮囑他們重視保護文物，偶爾有空的時候到文化站去實地查看一下，工作就算完成。

不料，在一次胡老下鄉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保存在文化站的“將軍墳墓碑”被弄得烏漆嘛黑。據文化站的人講，自從“將軍墳墓碑”搬到他們院子以后，就時不時地有一些書法愛好者來要求拓印，其中一些是某某書法協會的會員，他們信誓旦旦地保證，拓印不會對墓碑造成損壞，他們也就不好拒絕。正規的拓印的確不會對石碑造成損壞，拓印者會分多次用墨，每次一點點，保證墨不透紙，對石碑不造成污染，少則幾十次，多則上百次。可那些來拓印的人仗著文化站的人不懂拓印，為了節約時間和讓字跡更清晰，一昧地加重用墨，導致墨透過宣紙，將“將軍墳墓碑”被污染，石碑上東一塊西一塊的，全是滲入內里無法清除的墨跡。

看到原本好好的“將軍墳墓碑”被污染，胡老心痛不已。為了改善這一現狀，胡老下定決心，要建立我們自己的文物庫房。

說起來簡單，辦起來難啊。文物庫房的建設成本不低，庫房環境監測、調控、照明、防震、安防、消防、柜架囊匣、運輸管理、辦公設備等設施，每一處都是不小的開支。S市并不是文物盛地，對文物的保護并沒有足夠的重視。再加上胡老與當時的老所長關系不和，直系領導對工作也不支持，胡老的經費申請簡直難于上青天。

沒有領導支持，胡老就自己干。

“你們這些小娃娃曉不得，我去和孫成德（以前的老所長）講，建這個文物庫房，他說他沒得錢，我要搞就自己搞，這些文物是我私人的嗎，一點責任心都沒得。”提起建文物庫房的事，胡老明顯來了興致，說要和我們講講其中的細節。

直路走不通，胡老就曲線求國。

胡老忙活了兩年，文物庫房終于立了項，其中最關鍵的一步，是他找了關心歷史文物的人大代表，游說他在市人民代表大會上提案。

但立項之后，此事又再沒了下文。領導們反感胡老越級匯報，每次他一提文物庫房的撥款租地等事，就會跟他說：小胡啊，這事還要開會再商量，要走的程序很多，你再等等看。

“以前不像現在，該辦的事情就按規章辦，以前是你不去盯著，他們就不給你辦，寧愿天天在辦公室吹牛，都不愿意動一下，還是你們現在這些年輕人素質高。”胡老說到此處，突如其來地“夸獎”了我們，我們也不敢反駁，只能笑了笑。

胡老本以為事到如此，文物庫房大概率無望了，可命運偏偏再次垂青了他。

4

1992年，S市郊區七星山發現一座戰國至東漢的古墓群，按照最小地區命名原則，該墓群被命名為“七星山墓群”。省考古研究所聞風而動，抵達S市對七星山墓群進行實地考察。經過初步勘探，七星山墓群的第十三號墓被盜竊嚴重，經過省文物部門研究，決定對七星山古墓群的第十三號墓進行“搶救性”發掘，胡老作為古墓所在地的文物工作人員，也參與了發掘工作。

經過初步研究，“七星山墓群第十三號墓”是戰國時期“XX大姓”的家族墓地，年代久遠，層次豐富，雖然盜洞十分多，但打開墓室以后發現被盜情況不算太嚴重，盜墓賊只拿走了一些玉器，大量的青銅器和陶器并沒有被盜。

最終，整個考古團隊歷時半年多才將十三號墓清理完成，出土的青銅器高達上萬件。

由于“七星山墓群第十三號墓”器物的大量出土，如何安置這些器物，成為當時一個厄待解決的問題。經過研究，最終決定除了價值極高的幾件青銅器被省里接管以外，其余大量零碎的青銅器和陶器都由當地的文物管理所就地保管。要妥善保管這些珍貴的出土文物，就必須要修建專門的庫房，于是，在省文物部門的特批及資金支持下，文物庫房很快建立起來。

文物庫房修好后，除了七星山墓群第十三號墓出土的器物，胡老開始計劃將以前放置在當地文化站保護的文物挨個移到庫房內，進行保護。但文物不是說搬走就能搬走的，其中的審批、交接、費用，每一項都耗時耗力，胡老從第一塊“將軍墳墓碑”開始，一塊接一塊，一趟又一趟，到處跑審批、交接，爭取費用。

有時候，費用爭取不下來，或者遇到拖沓，胡老就自掏腰包。

有人不解，覺得胡老沒必要這樣做，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而且那些東西也不是自己家的，就算真的損壞了，那也是“不可抗力因素”，不是個人的原因，沒有人會因為這個而責怪胡老。

但在胡老看來，每一件文物都是歷史的見證，無論是什么級別的文物，都有自己的價值，小地方的文物或許沒有見證過驚心動魄的歷史，沒有那么多附加的歷史、文化價值，可它就像我們每一個普通人一樣，在某一時間、某一空間存在過。在歷史的長河中，凡是能被保存下來的文物，都是幸運兒，都應該得到保護。憑著這一信念，胡老將原本放置在外面的碑刻和其他文物，一件一件的慢慢移到文管所的文物庫房，進行保護。

“胡老師干工作這個勁頭，你們好好學一下，以后對工作是有幫助的。”提到胡老的工作態度，同車的領導乘機教育我們。

胡老立馬搖頭道：“他們這些娃娃素質高、文化高，哪像我們那個時候咯，你們就記著一點，不要自己掏錢，公是公，私是私，公私一定要分明。”

我和一起考進來的同事連忙點頭，微笑著說：“向胡老師學習。”

“你們曉不得，胡局長（胡老的外號，據說是因為他的理想是當文物局長）以前收集文物，那可是自己單干。”開車的司機是局里的老職工，和胡老他們都很熟，也開口向我們介紹起胡老的光輝事跡。

5

胡老在文管所主要就干兩件事，一是搜集可移動文物；二是保護不可移動文物。

文管所文物庫房里的東西，都是可移動文物，大部分是出土文物，小部分是民間捐贈，個別的是民間上報后文管所下去搜集的、文物普查查出來的，但最特殊的，還要屬胡老自己買的兩件——一件清代的鼻煙壺和一件明代的一方土司印。

“土司印可花了胡老師不少心思，那智慧都快趕上諸葛亮了。”司機打趣道。

土司是元、明、清三朝在邊疆地區授予少數民族首領的一種官職，土司印就是少數民族首領的官印，印章大都為銅質，一般都是橢圓形柱紐（直紐），印面呈方形，尺寸略有差別，它是研究古代政治與官制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央王朝與地方政治關系的歷史物證。

胡老捐贈的土方印是在市區老街的一個古玩攤上發現的，那攤上大部分都是假貨，只有那方印信，胡老看到的第一眼就覺得不簡單。

它和大部分土司印一樣，橢圓形柱紐（直紐），印面呈方形，但不同于大部分銅制土司印，那是一枚木印，可能是因為級別較低，印的價值其實也不高，但無論如何也是一件文物，用胡老的話說就是“文物可以被分為一級、二級、三級，但保護不應該。”

為了讓攤主低價出讓，胡老可是和攤主斗智斗勇。司機一邊開車，一邊給我們繪聲繪色地描述起來。

“你這印是咋個來的？”

“村里收來的。”

“這個還是木的，怕不是那個木匠雕的吧。”胡老故意說道。

“當然不是，聽老一輩講，是他們村以前一個土司的官印，哪朝哪代就認不得了。”攤主連忙否認道。

“你要便宜點給你嘛。”攤主又補充道。

胡老仔細地看了半天，才開口道：“我是對這個篆刻感點興趣，好多錢你賣嘛。”

攤主一看有譜，給了個高價。胡老一聽這價就接受不了，當即與攤主殺起價來。

“他（攤主）看我一直講價，看準了我想要，一分不讓，我以為多講講，他肯定會讓步，結果談半天談不攏。”胡老在一邊補充道。

后來胡老想了個辦法，找了幾個朋友輪番去否定那方印的價值。

第一個人：“老板，你這東西看上去像是一方印，但怎么是木的，連個石頭都不是。”

第二個人：“你這像是以前的官印，就是級別太低了，不值錢，大官的印不是金的就是玉的，你看電視劇里演的，哪有木的。”

第三個人：“你這印不錯，就是材質不行，是木的，木的值幾個錢，你回去找找，有好材質的給我留著。”

第四個人：“這是印嗎？怎么是木的，我看人家的印都是玉石的，你這是自個找木匠雕的吧。”

......

在一連串的否定下，攤主慢慢相信那土司印不值錢，材質不行，得去搜集玉石的或者金屬的才行，也就對那土司印越來越不放在心上。最終，胡老成功地以較低的價格拿下了那方土司印。

我們都折服于胡老的智慧，但胡老不以為然：“這是沒辦法的辦法，你們不要學，這是沒辦法才用的的損招，跟騙小孩糖一個道理。”

胡老說完，沉默了良久，我們也不敢說話，還是司機打破了安靜：“胡局長，今天出來跟你老婆報備了沒有？”

這可不是玩笑話，胡老因為“過分”投入工作，他老婆沒少跟他鬧。

古墓地、古建筑等大型的文物，都是不能移動的，對這些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與監管，并不容易，一般的做法是安排責任人負責實時管理，文管所的工作人員按時去檢查。

胡老是整個文管所跑文物點最勤的人，只要所里沒事，胡老就騎著他那老得掉牙的自行車往近一點的文物點跑，遠一點的就周末自費去，進入2000年以后，條件慢慢好起來，胡老也買了車，就開始自己開車跑文物點，周末帶著家人去游玩，也大多是選擇離文物點近的地方，方便時不時的去看一眼不可移動文物。

一開始，出于對文物的新鮮與好奇，家里人也沒什么意見，但時間一長就不行了，來來去去永遠就是那幾個地方，換誰都得膩，再加上文物這行業工資低，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不但大人膩了，吵了幾次架無論如何不去了，連小時候最喜歡跟著爸爸去各個文物點的女兒，也厭倦了。

家人不支持，胡老就自己一個人去，去看看文物，再和保護員聊聊天，囑咐幾句，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幾年下來，整個S市的文物保護員就沒有不認識胡老的。

6

2011年，S市博物館終于落成，保存在文管所文物庫房里的文物終于可以展現在人們面前。

胡老搜集到的碑刻，被整整齊齊地安置在一起，形成一方小小的碑林，“將軍墳墓墓碑”更是以較高的書法價值成為博物館的特色之一。

看著文物們靜靜地躺在博物館里，向參觀者展示一段又一段的歷史，胡老就像看著自己的孩子一樣滿足。

按理說，市博物館建成，胡老毫無疑問是第一任館長最合適的人選，上級領導本也是這么打算的，胡老對S市的文物熟悉，資歷也夠，很多文物還是胡老搜集回來的，最重要的是胡老的那份責任心，把博物館交到他手里，領導可以放一百個心。

可當時省里出臺了一個文件，凡是擔任省直、市直事業單位的法人，職稱必須為正高，擔任縣（區）級事業單位法人的職稱必須為副高及以上。胡老雖然有二十多年的工齡，但不是科班出身，又只有中專學歷，雖然工作業績強，可缺乏學歷、論文、專著的支撐，再加上喜歡越級報告，跟直系領導也不和，各方面的因素一綜合，胡老工作了大半輩子，臨近退休也還只是中級職稱，無論如何，都沒法接下館長這一重任。

因為這事，胡老差點離婚。他老婆給了他兩個選擇，要么搞定職稱加工資，要么離婚。

胡老老婆鬧倒也不是只為個館長的位置，還是胡老的年齡鬧的，當時他沒幾年就要退休了，職稱和退休工資息息相關，中級和副高的區別大了去了。胡老老婆的要求也不高，就希望他退休以后，生活能好點，不給孩子添負擔。

胡老心里也明白，退休之前必須得把職稱搞定。論文好弄，胡老花了點錢，發了幾篇符合要求的低級別刊物，工作經歷也沒問題，主要就是每年的評選名額，那基本都是領導層決定的，這就比較難辦。

最終胡老還是在退休之前評上了副高，具體原因大家都避而不談，胡老只是對我們說，“你們都是研究生，學歷高，將來要好好走自己的路，不要去搞那些歪門邪道，好好精耕自己的專業領域，家有千金，不如本事在身。你們還年輕，一定要對自己的將來負責。”

2016年，胡老正式退休，用一句話總結了他半輩子的工作生涯：“我的職業生涯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保護文物。”

7

轉眼間，我們就在車上聊了一個多小時，也終于到了目的地。

在村民小組負責人賈國權的帶領下，我們一行人在“將軍墳”原址的玉米地里搜尋了半天，沒有在地面上找到任何關于“將軍墳”可識別的標志。

于是，我們打算去村里看看。

村里的有些老人還認識胡老，胡老帶著我們去了一位張姓大爺家里，張大爺是胡老的小學同學。胡老詢問張大爺“將軍墳”的事，張大爺說：“你還記得將軍墳，我也記得，那時候都說去將軍墳淘東西，但挖出來最多的就是石頭，那些石頭是砂石，不是我們本地的石頭，上面還有字，大家也不懂，只知道這種石頭拿來磨刀最好用。”

“那你家還有這種石頭嗎？”胡老問。

張大爺想了一下，道：“沒得了，以前就堆在那路邊，村里面哪家要用就自己去搬，可能被哪家搬去蓋房子了，后面前幾年又修路，原來路邊堆的東西都清理了，就再也沒有見過了。”

我們連忙問村民小組負責人賈國權：“你們修路的時候，有沒有發現那些石頭有字？”

賈國權笑道:“以前修這個路，是直接承包出去的，承包公司交上來的計劃書是沒得問題的。”

“一般修路、建工廠都是要有文物部門的文物調勘意見書，那你們這個意見書是咋個搞的？”分管文物工作的副局問道。

“我們這村子沒得文物，就西邊有個“將軍墳”，修路又不修西邊，鎮里也批了文件，也沒有提什么意見書，而且這條路是屬于新農村建設，區里督辦，文件一下來就要求我們動工，我們以為區里都弄好了。而且這方面的事情我們都不太懂，哪曉得那個石頭也算文物哦。”賈國權說完，接了個電話，說是鎮里來人了，與我們致歉了幾句便告辭了。

“基層這些工作，搞得亂七八糟。”賈國權剛走，胡老就吐槽道。

我們又走訪了幾家村民，基本沒問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只有一位正出門放牛的大爺回憶說：“我家原來有塊石頭，也是從“將軍墳”里挖出來的，上面還有字，后來，那塊石頭被人偷了，文物部門的領導還來尋訪過。”

放牛大爺的話勾起了胡老的回憶，當時胡老他們確實來尋訪過，但他們在村里轉了一圈，并沒能找到有字的石頭。

回去的路上，我們路過一座大橋，胡老指給我們看，這就是原來1966年修建的石橋原址，“將軍墳墓碑”也是從這橋上取下來的。2011年，原石橋被拆除，修建了現在這座鋼筋混泥土大橋。

我們突然想到，拆下來的那些石塊里面會不會有什么線索，胡老回想了一下說，“當年拆下來的石塊都堆在江邊，后來被周邊的農戶拿去蓋房屋和豬圈了，都用完了。”

他們后來也去找過，一無所獲。

（文中人名及古墓名均為化名）

本文頭圖選自電視劇《龍嶺迷窟》(2020)，圖片與文章內容無關，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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