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毛克疾 觀察者網底線思維

毛克疾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生

最近，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和互聯網意見領袖諾亞·史密斯（Noah Smith）發布一篇重磅博文，題為《中國正在試圖削弱印度的制造業》（China is trying to kneecap Indian manufacturing）。這篇文章傳達了一種聽起來非常刺激的觀點：因為中國將印度視為地緣政治對手和潛在的產業經濟威脅，因此阻止投資、技術、人才流入印度，以此削弱印度的地緣戰略潛力。

諾亞·史密斯（Noah Smith）發表文章《中國正在試圖削弱印度的制造業》，歪曲中印關系 社交媒體截圖

顯然，這種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但卻在極短時間內在西方和印度引發巨大反響——因為它不僅滿足了西方塑造“中國威脅論”的話術，尤其是迎合了西方對中國“產能武器化”的污蔑，同時也滿足了印度政府文過飾非、推卸責任的狡辯需要，相當于說“不是我們搞不定產業發展，而是中國太壞，一直阻止我們發展”。

因此，諾亞·史密斯這篇博文一經推出，就在英文互聯網廣泛流傳，被很多有頭有臉的印度政界精英轉發、推薦，甚至包括印前外秘和駐華大使顧凱杰（Vijay Gokhale）。此外，很多具有一定學術地位的學者還援引博文所述現象，企圖把“中國產能武器化”納入嚴肅學術研究。這種顛倒黑白的說法不僅有很強的傳播毒性，甚至很可能成為負面影響巨大的學術偏見。因此，作為長期跟蹤研究中印經貿往來的學者，筆者認為非常有必要把這個問題掰開揉碎說清楚，以正視聽。

印前外秘和駐華大使顧凱杰引用史密斯文章 社交媒體截圖

有趣的是，這種觀點正好與印度政府決定放棄價值230億美元的生產掛鉤激勵（PLI）計劃而引發的激烈辯論產生強烈共振，因為兩者都圍繞試圖解釋同一個現象展開：雖然莫迪政府不遺余力推動，但印度制造業的表現卻令人大失所望——盡管莫迪政府原本目標到2025年將制造業占印度經濟比重提高到25%，但這一比例卻在2024年反而意外下降至14.3%。

將印度制造業的糟糕表現歸咎于中國，不僅荒謬無理，還顛倒黑白。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資企業都是印度工業化的最大外部助力，向印度提供了資本、人才、中間產品、管理技術，幾乎包括了全部工業增長所需的要素。

當然，企業也不是做慈善的，印度也一度成為中國企業在海外最大的工程承包市場和重要順差來源地，創造了非常可觀的利潤。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企業、消費電子企業都把印度視為“下一個中國”，因此對印度市場投入重大資源。

畢竟，全球沒有任何國家比中國更有能力推動印度的工業化。這一點并不是中國自夸的言辭，而是根據兩國的規模、發展階段差距和工業經濟結構現實得出的結論。但是，看來莫迪政府對這一點并沒有清醒的認識，始終都能不能擺正自身位置，甚至期待依附美國“中國+1”策略就能替代中國，占據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核心位置。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印方擔憂“外資趁疫情發起掠奪式收購”而陷入巨大焦慮。2020年4月，印度發布了“2020年第3號新聞公告（PN3）”，規定來自印度鄰國的任何投資都需要政府批準。隨后，在2020年6月加勒萬河谷沖突發生后，莫迪政府又以“國家安全”為由，封禁了數百款具有中國背景的移動應用程序，并將許多中國公司排除在印度市場之外。更糟糕的是，印度稅務機關也開始大批逮捕在印度的中國高管。這一切都嚴重破壞了中國投資、中資企業、中方人員在印度的處境。

以中國電動車巨頭比亞迪為例，2023年，比亞迪提出在印度投資10億美元建設電動汽車工廠的提案，但這一提案卻被多疑的莫迪政府拒絕。這也推動比亞迪轉而采取了“僅對印進口”的策略，不再考慮在印設立本地生產基地。

在類似政策邏輯下，莫迪政府推出PLI計劃的出發點也是對照印度對華依賴最大的商品類型，再通過財政資金鼓勵本土化生產，以此減少對華依賴，并將印度塑造為面向全球市場的“中國平替”。在疫情期間，許多印度外交官甚至公開鼓勵跨國公司“棄華投印”，毫不顧忌這種做法產生的惡劣外交影響，也要和美國“脫鉤”、“斷鏈”保持一致。

印度總理莫迪要把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中心 法新社

很多對中印問題沒有深入研究的業余觀察家很容易把莫迪政府采取的對抗性立場歸結為宏觀的地緣政治因素，但其實這種看法純屬臆斷，因為中印之間真正的問題是印方的具體政策選擇。莫迪政府為了對華報復，不惜將產業經濟合作與邊界事務直接掛鉤，特別是用單方面的強硬行動將中國在印商業利益綁為人質，再進行逐一打擊。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中國政府和企業真誠地希望協助印度的工業化，也沒有可行的途徑，因為印度幾乎單方面堵上了所有合作的渠道。事實上，與其說是“中國打壓印度工業化進程”，不如說是莫迪政府打壓印度工業化進程。這才是真實的情況。

到了2025年，特朗普在第二任期開始在關稅問題上不斷向印度施壓，這才讓印度幡然醒悟，再次開始尋求改善對華貿易和投資關系。實話實說，雙邊經濟關系想要恢復到2019年絕非易事。中國社會流行的一句話恰如其分的表達了這種情緒：“印度賺錢印度花，一分別想帶回家。”稍明事理的人都可以看出，這種懷疑情緒其實和中印邊境爭端并沒有什么直接關系，而完全是莫迪政府虐待打壓中資企業造成的惡果。

這些年來，就在莫迪政府無所不用其極，像抓賊一樣對付在印中企的時候，一個極具活力的巨大制造業供應鏈網絡正從中國向東南亞、南亞，乃至中東和非洲快速擴展——孟加拉國負責服裝生產，越南負責消費電子，印尼負責電池和精煉產品，馬來西亞負責汽車、芯片服務、電子制造服務（EMS）等。中國企業大規模出海的直接原因很簡單：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加持的自由貿易區、地理接近、完善的交通網絡（貨運鐵路、直飛航班）、成熟的供應鏈，以及大量中國商業社區和相關服務。這些因素大大降低了中國企業做生意的風險和摩擦成本。

因此，盡管中國的海外投資持續增長，但大多數企業仍然主動避開印度，因為他們難以獲得印度政府的外商直接投資（FDI）批準、難以獲得赴印簽證、難以應對印度奇葩的合規要求，且不愿意承擔匯回利潤附帶的巨大風險。毫無疑問，東南亞、非印南亞，乃至中東和非洲，而絕非印度，才是中國出海企業的首選目的地。

我始終堅信，對于中國和印度這樣的超大規模國家來說，制造業才是發展的唯一正確道路。同時，中國或許是唯一能夠真正幫助印度實現制造業繁榮的國家。但是，印度將因自身錯誤和無能產生的困境歸咎于中國，顯然無助于解決問題。

事實上，印度因為自身愚蠢的政策已事實上落入“一帶一路-1”的境地——中資企業出海哪個國家都可以去，就是不想去印度。如果這就是莫迪政府希望見到的局面，那恐怕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