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半個多月，麥琳和李行亮可謂在熱搜榜上“殺瘋了”。

打飛的買青團、熏雞事變、車內痛哭……名場面可謂數不勝數，觀眾們的評論也沒閑著，紛紛指責麥麥是在對李行亮進行心理控制。

而正當大家共情李行亮，心疼其他嘉賓的時候，兩人又猝不及防來了個“史詩級大和好”，深夜相擁著實給大家一場驚嚇，熱搜又開始爭論所謂的“心理控制”是否只是一場“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的表演。

更有甚者，通過其他嘉賓的蛛絲馬跡，聲討整個節目早已安排好劇本，在座的各位不過都是他們play的一環，勸大家不要過分代入，日常生活中伴侶的“心理控制”與節目也存在區別。

總之，不管麥琳與李行亮的關系進展究竟如何，節目中的效果有多少是劇本的成分，與之相關的一系列討論都指向了一個巨大的核心問題——那就是伴侶關系中的控制問題。

心理控制，是真的嗎

其實，不止麥麥與李行亮夫妻，研究表明，在我國，大約每5個人就有1個人經歷過伴侶的包括心理控制在內的精神暴力的折磨[1]，不少人自述：“不知道為什么會變成這樣。”

這一切可能早就有跡可循，比如說，瘋狂的愛。

2023年，多倫多大學發表的一項研究訪談了65名在親密關系中遭遇心理控制的“受害者”，絕大多數人都提到，在一開始，對方會表現出爆炸的、甚至是異常強烈的愛。例如，“他在第三天就說他愛我”、“他持續不斷地送我昂貴的禮物，包括珠寶、鮮花、和晚餐”[2]。

在如此瘋狂的攻勢下，人們很難不放下戒備，用更加積極的心態看待這段感情，甚至心里可能還會時常萌生一種“虧欠感”。

精心安排在高檔場所的約會，容易讓被追求者陶醉在浪漫的情境里 / 圖蟲創意

這在麥麥與李行亮夫妻身上尤為明顯：李行亮參加“快男”時麥麥辭職給李行亮做助理，北漂時麥麥出攤補貼家用，在節目中麥麥也說：“我的人生排序的話，亮子是第一位，然后是兩個孩子和父母”，“我對幸福的定義就是，亮子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只不過這樣的好或許并非完全沒有代價，極端的付出往往也伴隨著非常強的占有欲，他們甚至會嚴格限制對方的社交圈，讓對方更多地依賴自己。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情緒也會變化得很突然——可能前一秒還在溫和地交談，下一秒毫無預警地爆發憤怒[2]。

在這樣的關系中，人們往往會陷入自我懷疑和內耗的漩渦。受控制的一方會不斷地問自己：“對方到底想要什么？我應該怎么做？”

親密關系中的猜忌是惡性循環，猜忌使關系變差，關系變差又加重猜忌 / 圖蟲創意

持續內耗的狀態下，受控制的一方很容易失去自我意識，可能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判斷力和感知能力，認為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合理的，只能一遍遍地試圖用行動去澄清，去猜測對方究竟想要什么，在這樣不斷地嘗試中體驗到挫敗和無助。

夜聊時麥麥因為李行亮沒有將“完美伴侶”的選票投給自己，瞬間崩潰大哭，離開現場放棄了節目錄制，李行亮忍不住開始自責和反思：“我是不是不愛她？可我想與她共度余生？那我可不可以一邊愛著她一邊對她不滿意？我是不是有病？我是不是需要心理醫生？”

扭曲又擰巴，這樣的關系，觀察員與觀眾看著也為他們感到揪心。

身處其中，麥琳可能毫無意識

心理控制并不少見，但并非每一個對伴侶進行心理控制的人都是十惡不赦的反社會分子。實際上，很多人可能都不一定能夠意識到自己在“心理控制”。

這并不奇怪，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對心理控制的追求可能是與生俱來的，畢竟自我決定、對生活的控制感是人們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也是人們獲得幸福感的重要途徑。加拿大一項涵蓋了5735名成年人的追蹤研究就發現，生活掌控感可以有效緩解人們的心理壓力，對于女性而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3]。

然而，當心理壓力較大，甚至出現焦慮與不安全感時，這種對于控制感的追求就可能會“越界”。

控制欲強的伴侶可能會限制對方的社交，試圖將對方孤立在自己的社交圈內 / 圖蟲創意

社會學心理學頂級期刊《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雜志》的一項研究就指出，為了緩解親密關系中的焦慮情緒，高焦慮的個體往往會表達出更強的受傷感，從而引發伴侶的愧疚，并借此測試伴侶對自己的愛，從而獲得安全感[4]。

大家聚在一起吃飯時，劉爽（留幾手）僅僅是感嘆了一下自己兩天以來吃到了第一頓飽飯，一旁的麥麥便突然陷入了委屈的情緒，說自己最害怕聽到李行亮說這樣的話，因為“這會讓我覺得自己沒有把他（李行亮）照顧好所以壓力很大”。

在這樣的心理壓力下，麥麥只能不斷讓李行亮做些什么來對抗自己的不安全感。比如說，在離婚照場景中，麥麥就忍不住抱怨 “我的衣服少亮子的衣服多”，而愧疚的李行亮馬上提出要把自己的衣服丟掉，用“實際行動”向麥麥證明自己不愿意讓她受委屈。

隨著時間的推移，被控制的一方會對伴侶的抱怨和要求感到厭煩甚至麻木 / 圖蟲創意

那麥麥的焦慮從何而來？

不少人指出，因為學歷、事業、社會地位等等的差異，麥麥身上有一種強烈的自卑與“不配得”感。有大量研究發現，自卑是焦慮的重要預測變量之一[5]，一個被困在“不配得”感中的人，是很難心平氣和地和別人互動的。因此她需要反復向自己，甚至向身邊的人確認：“我好嗎？我配嗎？”

或許正是由于這樣的“不配得”感，她選擇了辭去工作，全力支持李行亮的事業，通過這樣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價值，然而這反倒加劇了她的焦慮。

德國一項研究發現，雖然參與工作可能會導致不愉快的經歷，但是整體上會提高人們的生活滿意度[6]，對此有研究者解釋說，工作等場景給了全職媽媽更多實現自我的機會，如果在婚姻中受挫，那么依然可以通過其他方式證明自己的價值。

工作不僅帶來了收入，還能助力個人成長與自我實現，賦予成就感和滿足感 / 圖蟲創意

同時，她身上也確實背負了許多期待。當畫師張勇詢問是否接受麥麥把對李行亮的比重從百分之七十降到百分之五十時，李行亮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改變，也就是說，她身邊的人其實也在期待她做一個好妻子，好母親，甚至好助理。

連李行亮自己都感慨，“婚前（麥麥）是沒有任何焦慮存在的。”而如今，麥麥卻只能在不斷的心理控制中找尋焦慮的出口。

逃離心理控制的循環

心理控制對受控制的一方而言當然是不好的，也不需要我們再論述。可是對于麥麥而言，這對她其實也是有害的。

習慣心理控制的人往往也會過度關注他人，他們會把自我價值和滿足感寄托在別人身上，因此情緒也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響。英國的一項元分析表明，他們在面對人際關系中的沖突和挑戰時會表現出明顯的焦慮和不安[7][8]。

吃早飯時，麥麥詢問劉爽自己嘮叨嗎，在得到劉爽“可能有點”的回答后，麥麥開始了一連串的發問“我嘮叨嗎？”、“我啰嗦嗎？”，即使劉爽改口回復“不啰嗦”，仍然反復詢問一旁的李行亮，直到聽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還在正常范圍內”，才安心吃飯。

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心理控制就是他們用來緩解焦慮的手段[9]，然而過度依賴這種方式不僅無法真正解決焦慮，甚至可能造成他們的心理調節能力更差，從而陷入焦慮的惡性循環。

擔心伴侶失控會引起高焦慮和應激狀態，不僅破壞睡眠，還可能影響身體 / 圖蟲創意

其實，我們完全可以用其他更好的方式來應對焦慮。根據近年德國發表的一項綜述研究，應對焦慮的第一步就是學會覺察和接納自己的情緒，包括焦慮本身[10][11]。

比如說，我們可以先試著探索一下，現在自己是什么樣的情緒狀態？當伴侶沒有達到自己的期待，甚至給自己帶來壓力的時候，自己會出現哪些情緒？只有了解自己的情緒，才能夠更好地應對情緒。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在感受情緒的時候，不要做任何評價。或許我們從小被教育“喜怒不形于色”，被要求“做一個情緒穩定的成年人”，但是在這一刻，我們可以暫時拋棄這些規則，否認情緒并不會讓我們變得更勇敢，情緒也是我們與生俱來的一部分。

深呼吸、冥想、運動都有助于提升心理韌性，增強心理調節能力 / Unsplash

同時，在認知上，很多時候我們會習慣性地出現把事情想得很糟糕，從而陷入了焦慮中。這種“災難化思維”其實是正常的條件反射，本身沒有問題，不過當我們冷靜下來重新解釋和分析問題后，往往會發現，事實并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差。另外，在進行了這種積極的認知重評之后，我們的情緒也能夠得到緩解[12]。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麥麥面對李行亮打飛的購買的青團，第一反應是對方沒有買自己喜歡的口味，覺得對方不重視自己。但如果仔細想想，或許就會意識到，李行亮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正是他在乎自己的最好證明，那自己又何須焦慮呢？

就算真的沒法扔掉親密關系中的焦慮和不安，嘗試積極主動地溝通也比試探更有效。不如學一學黃圣依的做法吧：“我也沒有理解（get）到，你直接說啊。”少了無盡的猜測，對方可以直接高效地理解自己的需求，自己也可以活得更輕松一些。

所以，在一段被心理控制扭曲的親密關系中，放過彼此，其實也是放過自己。

參考文獻

[1]Yang, T., Poon, A. W. C., & Breckenridge, J. (2019). Estimating the prevalenc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China's mainland-Insight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34(1), 93-105.

[2]Klein, W., Li, S., & Wood, S. (2023).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gaslighting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0(4), 1316–1340.

[3]Gadalla T. M. (2009). Determinants, correlates and mediator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longitudinal stud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82), 68(12), 2199–2205.

[4]Overall, N. C., Girme, Y. U., Lemay, E. P., Jr., & Hammond, M. D. (2014). Attachment anxiety and reactions to relationship threat: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inducing guilt in romantic partn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6(2), 235–256.

[5]Sowislo, J. F., & Orth, U. (2013). Does low self-esteem predic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9(1), 213–240.

[6]Wolf, T., Metzing, M., & Lucas, R. E. (2022). Experienced well-being and labor market status: The role of pleasure and mean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63(2), 691-721.

[7]Velotti, P., Rogier, G., Beomonte Zobel, S., Chirumbolo, A., & Zavattini, G. C. (2022). The Relation of Anxiety and Avoidance Dimensions of Attachment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Meta-Analysis About Perpetrators.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3(1), 196–212.

[8]Manning, R. P., Dickson, J. M., Palmier-Claus, J., Cunliffe, A., & Taylor, P. J. (2017).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dult attachment and social anxiet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11, 44–59.

[9]Fiske, S. T., Morling, B., & Stevens, L. E. (1996). Controlling self and others: A theory of anxiety, mental control, and social contro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2), 115–123.

[10]Haller, H., Breilmann, P., Schr?ter, M., Dobos, G., & Cramer, H. (2021).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acceptance- and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for DSM-5 anxiety disorders. Scientific reports, 11(1), 20385.

[11]Guendelman, S., Medeiros, S., & Rampes, H. (2017). Mindfulness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sights from neuro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clinical studi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220.

[12]Jenness, J. L., Jager-Hyman, S., Heleniak, C., Beck, A. T., Sheridan, M. A., & McLaughlin, K. A. (2016). Catastrophizing, rumination, and reappraisal prospectively predict adolescent PTSD symptom onset following a terrorist attack. Depression and anxiety, 33(11), 1039–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