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易財經智庫原創文章轉載需經授權。本文不構成投資決策。

作者|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2025年4月20日）

2025年一季度宏觀經濟專題報告

特朗普2.0時代的中美貿易重塑問題、挑戰與應對策略

【摘要】

特朗普再次上臺后，對外轉向重商主義，利用所謂的對等關稅作為主要工具，脅迫、訛詐和打壓競爭對手以及經貿伙伴，試圖全面整頓美國貿易體系和重塑全球貿易秩序，促進制造業回流并借此獲得美國保守派選民的支持。特朗普政府的激進的貿易保護政策根源于其國內矛盾：經濟極化、政治極化以及國債失控式增長。特朗普關稅政策將使中美雙方均將受到較大打擊：美國國內市場面臨較大的通脹風險、美元債務風險，甚至滯脹風險；中國國內本就較低的出口企業利潤將受到進一步擠壓；美元對人民幣匯率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整體來看，激進的關稅政策不但無助于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也將使其政策陷入困境：利率政策需要在加息以應對通脹風險和降息以緩解債務負擔之間抉擇；匯率政策則需要在強美元以縮減貿易赤字和弱美元以促進制造業回流等政策目標之間進行抉擇，同時，特朗普政府的長期弱美元目標還可能危及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盡管“海湖莊園協議”試圖通過“美元安全區”等戰略試圖克服以上矛盾，但這一過程存在較大風險和不確定性。

中美關稅戰本質上是一個“囚徒困境”問題。短期，中國應該抓住美國經濟短期承壓的窗口，采取多元化政策，加大美國經濟衰退甚至“滯脹”的風險，確保美國政府意識到關稅對其國內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長期，中國應該主動跳出“囚徒困境”，通過繼續推動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化解外部壓力。2018-2019年中美貿易戰以來，美國市場占中國出口份額的比例從2017年的19%下降到2024年的14.7%，中國出口通過市場多元化布局、提升產品競爭力等顯著增強了對美國關稅的韌性。此外，中國的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和制度優勢也有助于化解美國關稅帶來的出口風險和可能的系統風險。同時，特朗普政府的弱美元傾向有可能削弱美元的國際貨幣信用，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結構性機遇，中國應該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正文】

第一章 特朗普2.0時代的極端貿易政策、原因、內在矛盾及可能影響

自特朗普2025年1月20日再次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特朗普政府陸續出臺了以關稅為主要工具的激進的貿易保護政策。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應對美國的貿易政策，本節將首先總結特朗普2.0時代的貿易政策變化，再分析其背后的根源，最后，對美國關稅的可能影響進行測算。

自特朗普2025年1月20日再次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特朗普政府陸續出臺了以關稅為主要工具的激進的貿易保護政策。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應對美國的貿易政策，本節將首先總結特朗普2.0時代的貿易政策變化，再分析其背后的根源，最后，對美國關稅的可能影響進行測算。

1.1特朗普2.0：重塑全球貿易秩序

2024年年底，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中美經貿關系進入特朗普2.0時代。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再一次擴張和升級，提出全面關稅和對等關稅，試圖達到制造業回流、創造更多本土就業崗位、減少貿易赤字、緩解財政壓力等多種目的。美國貿易政策已經從特朗普1.0時代的加征關稅升級為利用關稅、出口管制等多種政策工具試圖重塑全球貿易秩序。

第一、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幅度超出預期。2025年4月2日，美國發布“對等關稅”清單，對我國加征34%的關稅。4月4日，我國迅速推出多項針對性反制措施。4月8日特朗普宣布再向中國疊加50%關稅。4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將對中國商品關稅提至125%。疊加特朗普1.0和拜登政府對我國之前加征的關稅，我國對美出口商品關稅平均稅率達125-142.94%。此外，美國計劃于5月3日終止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的低值（800美元以下）豁免政策（5月3日生效）。全面關稅不再分產品區別對待，而是對所有產品無差別的加征關稅，且加征關稅的幅度巨大，遠超預期，是關稅政策的進一步升級。根據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對中美雙邊稅率的追蹤，特朗普2.0的關稅政策已將美國平均關稅率從2024年的19.3%提高到當前的134.7%[1]。這足以顯示特朗普政府試圖以關稅作為工具減少貿易逆差的決心。

第二、盡管中美關稅仍然是美國貿易政策的重心，但關稅不再只針對中國。4月3日，美國宣布對所有貿易伙伴加征10%的基礎關稅，并對約60個貿易逆差國征收差異化的對等關稅。盡管美國已經對除中國以外的國家暫停加征對等關稅90天，但長期來看，對等關稅大概率將被逐步實施。針對鋼鐵、汽車、半導體、能源、農產品等特定行業，美國額外加征25%不等的關稅。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對等關稅稅率的解釋，對等關稅主要用于改善美國與各國的貿易赤字，因此，對等關稅稅率與美國對各貿易伙伴的逆差存在高度相關性。全面關稅、對等關稅、次級關稅等不僅是對WTO多邊貿易規則的又一次踐踏，更是美國試圖重塑全球貿易秩序的起點。

第三、非關稅措施促使中美在科技領域進一步脫鉤。1月15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出臺了新的出口管制法規，限制14納米及以下制程的芯片設備對華出口；3月26日，美國商務部將54家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出口管制 “實體名單”，涉及航空航天、超算、量子技術、人工智能等科技競爭領域；4月3日，美國宣布對中國科研人員實施選擇性拒簽政策，拒簽率從18%上升至42%。

第四、中美貿易仍面臨非常高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截至目前，特朗普已經對中國產品加征125%以上的關稅。但對等關稅落地只是中美貿易不確定性的暫時回落，后續，美國將與各國展開貿易談判，不確定性仍將居高不下。圖1顯示了2016年以來的中國輸美產品面臨的平均關稅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其中：平均關稅是中國所有輸美產品面臨的產品關稅的簡單平均[2]，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來自于Baker, Bloom and Davis團隊的計算[3]。可以看出，特朗普周期不僅伴隨著頻發的關稅沖擊，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也更高。尤其是特朗普競選成功但并未正式入駐白宮以前（2024年11-12月），美國貿易不確定性就已經大幅上升，因此，特朗普2.0時代，中國輸美產品同時面臨大幅關稅沖擊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沖擊。面臨同樣的關稅沖擊和對等反擊下，美國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高于中國，體現了中國政府以確定性應對外部不確定的政策導向。

理論和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實踐均證明：盡管美國作為全球市場上的大國，其關稅也遠遠無法解決以上問題。關稅只能引起各貿易伙伴的報復，并推動全球貿易市場上的關稅水平進一步提高，阻礙全球化和各國生產效率。

圖1中國輸美產品面臨的平均關稅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數據來源：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國內矛盾決定了其政策選擇

政策是國內矛盾的集中體現。理解特朗普政府的極端貿易政策，需要分析其貿易政策背后的經濟矛盾。本節將從經濟極化、政治極化和美國國債難以持續這三個方面理解特朗普2.0時代極端激進的美國貿易政策。

第一、經濟極化：收入不平等加劇

下圖顯示了美國收入越來越不平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80年，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快于高收入群體，其收入分配越來越平等。但是到2014年，收入越高其增速越高，美國收入差距在不斷惡化。以美國最高1%收入群體占總收入的份額來計算，這一份額在2022年達到32%。

圖2美國收入份額變化（1980 vs. 2014）（數據來源：Piketty, Saez, and Zucman (2017)）

美國有相當部分政策制定者和學者把美國收入差距的擴大歸咎于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實際上，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雖然確實導致了美國收入差距的擴大，但并不是主要原因。根據Autor et al.(2016)的估算，在2000年至2011年之間，來自中國的進口沖擊導致美國失去了60萬到100萬個制造業工作崗位。即使考慮到與制造業有關的服務業就業，這個影響也相對較小。即使十年內失去200萬個就業崗位，也僅占每年因技術、企業興衰和經濟周期而發生的就業流動的一小部分[4]。

美國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是：資本要素的回報率高于勞動要素的回報率，導致社會財富向資本所有者集中，且正如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資本持續增長的財富集中化是資本主義固有現象。

此外，有偏的技術進步導致美國制造業轉移至海外，進一步加劇了不同勞動者的收入差距。Haltiwanger 等人于2024發表在AER上的文章指出：美國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源于行業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占61.9%），其中，高薪行業（信息、金融等行業）主要體現為工資的增加，而低薪行業（餐飲場所、零售等行業）體現為就業人數增長過快，從而對工資造成進一步擠壓。低薪行業工人主要源于沒落的制造業和零售等，這些行業工人多為藍領工人，是特朗普的主要支持群體。

2015年以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10%基準關稅和更高的對等關稅將大幅提高美國進口消費品和中間品的價格，進一步擠壓美國中產群體的購買力，或使得本就惡化的收入差距雪上加霜。

第二、政治極化：中間選民大規模消失導致政策激進

伴隨著美國國內收入差距的擴大，美國民眾的政治態度也在分化。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差距一直在擴大，導致美國政治中的意識形態分歧正處于歷史高位：共和黨有相當大的右派，以及民主黨有溫和的左派，使得兩黨中幾乎沒有中間派。在21世紀，美國公眾的政策偏好和媒體觀看習慣也出現了更大的兩極分化。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大約有一半的受訪者在重大政治問題上采取溫和立場，到21世紀頭十年末，中間派的比例已經縮小到40%以下，這些趨勢的反映在流行媒體中進一步放大。下圖顯示了2002-2016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自由派、中間派和保守派的捐助比例，可以看出，中間選民的捐助比例逐漸下降。在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特朗普在7個搖擺州均取得勝利，傳統的搖擺州在選票上不再搖擺，導致特朗普以較多的選舉人票贏得大選。

政治極化導致中間選民比例大幅下降。為了穩固其執政基礎并保留其政治遺產，特朗普政策已經不再顧及中間選民，而是轉而采取更為激進的保護主義政策（保護性貿易政策、限制非法移民等），試圖迎合其以藍領階層為主的基礎選民，而這些藍領階層多為自由貿易的受損方，這也是美國試圖通過對等關稅等重塑全球貿易格局，促進制造業回流、限制非法移民等的根本原因。

圖3美國的政治極化 (來源Autor et al.(2020, AER))

第三、美國國債呈現失控式增長，難以持續

近年來，美國債務規模與GDP占比呈現失控式增長。截至2024年，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突破35萬億美元，占GDP比例超過120%，顯著高于2010-2019年平均的100%水平。從增速看，僅2021-2024年間，債務總額年均增速達6%-8%，隨著美國通脹逐漸得到控制，其名義GDP增速已經由2021年的10.9%將至2024年的5.3%，債務與經濟的失衡進一步加劇。

較高的利息支出對財政形成擠壓效應。2024年，美國國債利息支出達1.14萬億美元，首次超過軍費開支（8950億美元），預計2025年將增至1.21萬億美元。從財政收入角度看，2024年利息支出占聯邦財政收入的23%，若利率長期維持高位，2030年該比例可能突破35%，遠超國際警戒線（15%-20%）。

為了減少公共赤字，緩解較高的債務水平，特朗普政府選擇“開源節流”。一方面，對外加征各種關稅直接帶來政府收入，形成開源效應；另一方面，特朗普組建政府效率部，試圖縮減政府運營成本，提升效率，以達到節流目的。

為了降低短期債務負擔，特朗普政策更偏向降低其利率，從而緩解債務負擔。2025年3月20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平臺發文，要求美聯儲在“美國關稅開始影響經濟全球化時”盡快降息，并強調“做正確的事”。此舉與美聯儲同日宣布維持利率不變（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為4.25%-4.5%）形成直接沖突。

特朗普政府試圖用關稅保護美國就業崗位、促進制造業回流，以試圖解決內部矛盾、迎合“藍領”選民。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認為美國在2018-2019年的中美貿易戰中取得勝利。美國白宮經濟顧問斯蒂芬·米蘭認為：2018-2019年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的關稅政策取得了成功：關稅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美國制造業，增加了政府收入，美元通過升值也抵消了部分負面影響。與此同時，這些關稅幾乎沒有明顯的宏觀經濟后果——通脹保持穩定甚至下降（盡管美聯儲在加息周期中），GDP增長表現依然良好。美國財長貝森特也表示，在美國對中國加征10%關稅中，4%被人民幣貶值抵消，4%被中國出口承擔，僅有2%被美國承擔。

1.3特朗普政策的內在矛盾

第一、關稅政策可能引發通脹風險甚至滯脹風險，加劇美聯邦政府債務負擔，貨幣政策陷入兩難。截至4月15日，美國對中國平均關稅已高達134.7%（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這種極端情況下，人民幣不可能大幅貶值，絕大部分關稅將有兩國貿易商承擔。根據Gopinath (2015)的估計，關稅對美國進口價格的傳遞在1-2年內約為45%，則將導致其進口價格上漲20.3%，保守估計至少引起CPI上漲2個百分點[5]。理論上，通脹對政府債務負擔起到稀釋的作用，但通脹也會增加其利息支出，加重債務負擔。從當前的美國經濟情況看，美國在2024-2025年利息支出年均增速達8%，遠超同期4%-5%的名義GDP增速，財政赤字擴大形成“借新還舊”的惡性循環。通脹對債務的負面影響已超過其稀釋效應。因此，為了降低政府利息負擔，特朗普政府主張降息，但其對各個貿易伙伴的對等關稅將導致短期內通脹風險大幅上升，導致美聯儲仍然選擇維持當前利率，以應對通脹風險。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在2025年3月19日發布的預測中，美聯儲將2025年核心PCE通脹預測中值從2024年12月預測的2.5%上調至2.8%，增幅達0.3個百分點。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也在發布會上承認，特朗普政府加征的關稅（如10%基準關稅及部分商品更高稅率）可能推高進口商品價格，導致“成本推動型通脹”。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削減貿易赤字、促進制造業回流等目標與美債市場存在矛盾，導致匯率政策陷入兩難。關稅政策將直接導致美國進口規模下降，短期內或改善其貿易順差，但同時也導致美元需求擴張，美元匯率上升，形成“強美元”效應。以2018年-2019年的中美貿易戰期間中美匯率走勢完全印證了這一點，美元兌人民幣平均匯率從2018年1月的6.4364上升至2019年12月的7.0128，美元對人民幣升值約9%。進一步，“強美元”導致其出口受阻，貿易逆差回升，制造業回流難以實現。因此，特朗普若想達到削減貿易赤字、促進制造業回流的目標，需要在長期維持“弱美元”環境。但長期弱美元將導致美債市場需求不足，美債價格下降，美債收益率上升，美債融資成本上升及其融資規模下降，加劇美債市場風險。

第三、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其國際貨幣地位與美國的貿易赤字存在結構性關聯，面臨特里芬難題。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維持全球美元流動性需要美國通過貿易逆差源源不斷的輸出美元，貿易逆差的累積必然導致相當額度的資本流入（美元回流），這就導致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美國主權債務的持續積累。因此，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必然導致不斷累積的主權債務和貿易失衡。自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國僅在1973-1975年、1991年出現短暫貿易順差，其余年份均為逆差。因此，理論和數據均表明：美國試圖縮減貿易赤字與其國際結算貨幣地位存在矛盾，美國需要在維持美元國際地位和縮減貿易赤字之間進行權衡。

海湖莊園協議試圖通過構建“美元安全區”等戰略克服以上匯率矛盾和特里芬難題：通過壓低美元匯率（其他國家出售其短期美元儲備資產，推高本國貨幣，同時將剩余儲備轉為超長期美國國債）減少貿易逆差，促進制造業回流；利用關稅收入補充財政，通過發行超長期“世紀債券”（100年期無息債券）置換現有美債，降低利息支出，緩解美國債務危機；構建美元安全區，以關稅威脅、提供軍事庇護等為籌碼，迫使安全區內的國家購買超長期美國國債（國債需求）、接受其低利率、促進美元適度貶值。但海湖莊園協議本質上是利用美國強權扭曲國際市場規律的行為，其實施過程存在較大風險和不確定性。本質上，國際單一貨幣體系具有很強的不穩定性，美元試圖縮減貿易逆差的行為也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戰略機遇。

財政角度看，長期的財政赤字往往伴隨著貿易赤字，形成“雙赤字”效應。“雙赤字”的根源在于過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因此，美國政府若要根本上緩解美債壓力和赤字壓力，應該從財政政策入手。而關稅作為限制性的貿易保護政策只會帶來匯率的升值，既不能徹底緩解貿易逆差，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財政赤字。

1.4關稅沖擊的具體影響

（1）對中國GDP的影響

較多學者對2018年中美貿易戰的關稅影響的研究[6]發現，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的行為，在短期內（1年），基本完全被美國進口商及其下游生產者和消費者所承擔，從而導致較大的通脹后果。因此，若后續中美之間無法通過談判降低關稅，則2025年中美的貿易和經濟均將受到較大打擊：美國國內市場面臨較大的通脹風險、美元債務風險，甚至滯脹風險；國內本就較低的出口企業利潤將受到進一步擠壓；美元對人民幣匯率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

本報告首先陳述預測依據，其次再報告預測結果。

測算依據：（1）、短期內關稅對美國進口價格的完全傳遞。根據Amiti st al. (2019)等的研究，美國關稅在1年內幾乎完全傳遞到美國國內價格上。（2）短期內進口需求彈性接近1。本報告團隊分析了2018年美國對中國產品分4輪加征關稅的情景，發現：盡管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在不同商品類別上差異較大，但整體來看，短期彈性接近1。當前中美125%以上的極端關稅已經是阻退型的，理想狀態下中美會出現貿易中斷。但考慮到不同行業產品具有差異化的技術標準、供應鏈粘性以及美國對產品關稅的差異性豁免，極端關稅下，各個行業仍有一定比例的貿易存在，且不同行業呈現出差異性。簡言之，各行業對美出口并不會完全中斷，行業出口損失取決于供應鏈粘性、彈性等多個指標。

（3）中美貿易結構變化以及中國對美市場依賴度下降。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在較高的關稅水平下，中國對美出口品以機電、家具玩具、塑料制品、紡織品、賤金屬制品等為主，這些產品有兩個特征：一是其產業鏈基本是在國內，具有較高的國內增加值；二是中國在這些產品具有足夠的價格競爭力，即使加征關稅，短時間內也難以在其他國家找到可替代品。第三，中國對美國市場依賴度下降。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促進中國出口市場結構的調整，美國市場占中國出口份額的比例從2017年的19%下降到2024年年底的14.7%，中國出口對美國關稅的韌性有所提高。第四，普遍性的對等關稅將削減美國整體對外需求，對中國需求份額的影響主要取決于相對關稅，對等關稅影響多個國家，且對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對等關稅稅率甚至高于中國，對歐盟也征收20%的對等關稅。盡管美國暫停對其他國家的對等關稅，但基準關稅仍然較高，且后續有可能恢復其對其他國家的對等關稅，因此，特朗普關稅將對美國自身需求和中國出口帶來較大影響；第五，中國對等反擊也將拖累進口。根據2024年數據統計，中國對美國出口5246.6億美元，進口1636.2億美元。從美國進口主要集中在機械電子、農產品、能源等產品。

情景1：現實情景。2025年4月2日，美國發布“對等關稅”清單，對我國加征34%的關稅。4月8日特朗普宣布再向中國疊加50%關稅。4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將對中國商品關稅提至125%。疊加特朗普1.0和拜登政府對我國之前加征的關稅，我國對美出口商品關稅平均稅率達125-142.94%。針對特朗普政府的極端關稅稅率，中國進行了對等反擊，對所有美國產品加征125%的關稅。出口端看，盡管美國暫停對其他國家的對等關稅，但基準關稅仍然較高，且后續有可能恢復其對其他國家的對等關稅，因此，特朗普關稅將對美國自身需求和中國出口帶來較大影響；進口端看，由于中國對美進口的大部分產品可以從其他國家替代，反制關稅短期可能沖擊某些關鍵材料和高科技領域，但對整體進口影響不大。預計：2025年，中國對美國出口下降70%，拖累中國出口增速下降約10個百分點。對美出口的大幅下降不僅直接拖累GDP增速，也將通過拖累制造業投資、國內消費等途徑間接拖累GDP，預計將拖累2025年全年GDP下降約1.3-1.5個百分點。

情景2：談判情景。中美雙方125%以上的極端關稅水平若長期存在，將導致中美貿易大面積中斷。考慮到2025年美國面臨的滯脹風險、政府債務風險等，作為特朗普政府的談判籌碼，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可能會出現一定幅度下降。假設后續經過中美談判，6月份起，中美雙邊加征關稅幅度降至30%，美國仍維持對其他國家10%的對等關稅。在這一樂觀情景下，2025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增速將下降約32個百分點，拖累中國出口增速下降約5個百分點。對美出口的大幅下降不僅直接拖累GDP增速，也將通過拖累制造業投資、國內消費等途徑間接拖累GDP，預計將拖累2025年全年GDP下降約0.6-0.8個百分點。

情景3：中美完全脫鉤情景。盡管125%以上的關稅水平將導致中美貿易大規模中斷，但各行業在短期內仍有一定的供應鏈粘性，使得中美貿易不會完全中斷。在悲觀情景下，假設中美在貿易、科技領域全面脫鉤，中美貿易全部中斷。預計：2025年，中美貿易中斷將拖累中國出口增速下降約15個百分點。對美出口的大幅下降不僅直接拖累GDP增速，也將通過拖累制造業投資、國內消費等途徑間接拖累GDP，預計將拖累2025年全年GDP下降約1.9-2.2個百分點。

（2）特朗普關稅沖擊：地區和行業異質性

盡管特朗普2.0時代，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政策轉向全面關稅和目前的100%以上的阻退型關稅，但由于每個地區對美國市場的暴露程度不同，其所受到的特朗普關稅的沖擊大小存在差異，對美國市場依賴程度更高的省份將受到更大的沖擊。本報告基于中國海關公布的出口產品數據，計算各省對美國市場出口占該省總出口的比重，用來衡量特朗普全面關稅對不同省份的差異化沖擊。圖4顯示：出口層面，受特朗普全面關稅沖擊最嚴重的并不是傳統的貿易大省，如江蘇、浙江、廣東、上海等。相反，山西、河南、四川、福建等一些內陸或非貿易大省對美國市場更加依賴，受到的沖擊也最大。圖5繼續展示了不同省份的GDP對美國市場暴露程度（各省對美出口占其GDP的比重）。可以看出，對GDP的影響層面，依然是貿易大省受沖擊更為嚴重。除了浙江、廣東、上海、江蘇這4個貿易大省外，福建、山東、重慶、河南、四川等省份受影響也較大。尤其是對于重慶、河南、四川等內陸省份，盡管出口占GDP比重不是最高，但是這些省份的出口產業比較單一，且出口產品多為勞動密集或技術密集型，對就業沖擊較大。

圖4特朗普關稅對不同地區的差異化影響（出口層面）（數據來源：海關總署）

圖5特朗普關稅對不同地區的差異化影響（GDP層面）（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受特朗普全面關稅沖擊最嚴重的，除了傳統的貿易大省，如江蘇、浙江、廣東、上海等，山西、河南和四川等一些內陸省份由于對美國市場的較高依賴度，受到的沖擊也最大，且這些沖擊多集中在一些特定優勢行業。因此，識別出一些重點地區、重點行業的沖擊將有助于政策更加有針對性的應對本輪特朗普關稅沖擊。首先，本報告根據2023-2024年的平均出口表現，篩選出HS2位編碼層面的主要出口產品[7]，并把相關性強的大類合并，最后得到16類主要出口產品（圖6）。其中，第84章核反應堆、鍋爐、機器及其零件和第85章電機、電器設備及零件等是我國出口的主要產品類別，兩章共計占總出口份額高達41.7%。第87章車輛及其零附件占出口比重約5.8%，第72、73章鋼鐵及鋼鐵制品占比達4.9%，第61、62章衣著及其附件占比為4.4%，第39章塑料及其制品、94章家具占比均接近4%。

但關稅沖擊在行業層面的影響不僅取決于行業整體份額，更取決于該行業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圖7展示了對美國依賴程度大于20%的行業，可以發現：中國的主要出口行業第84、85章并不是受關稅沖擊最大的行業。關稅沖擊主要影響：93章武器、彈藥及其零附件、61、62章服裝以及衣著附件、67章已加工羽毛、羽絨及制品等、49章印刷品等、36火藥及炸藥及煙火用品等、95章玩具、游戲品及運動產品等。這些受沖擊大的行業多為勞動密集或資源密集型行業。

圖6中國主要出口產品大類及占比（數據來源：海關總署）

圖7關稅沖擊的行業異質性（數據來源：海關總署）

針對以上重點受影響省份，篩選出出口額在省內排名前20位的HS2行業，同時滿足行業對美國市場暴露大于25%的行業，作為重點省份重點關注的行業。具體分析如下：

內陸省份：對于山西、河南、四川、重慶這些內陸省份而言，全面關稅的行業影響較大，但這些內陸省份往往具有較為單一的外貿支柱行業，因此，在個別行業上將受到較大的沖擊。山西和河南在第85章電機、電器設備及零件的出口產品將受到較大沖擊、重慶和四川在第84章核反應堆、鍋爐、機器及其零件的出口產品將受到較大沖擊。

沿海省份：對于沿海貿易大省江蘇、浙江和廣東，由于外貿支柱行業較多，全面關稅的行業影響也較為分散，主要集中于第61、62章服裝及衣著附件、第94章家具等、第95章玩具、游戲品及運動產品等。對于上海而言，其主要受影響行業為第84章核反應堆、鍋爐、機器及其零件。

本報告繼續把HS8位編碼的出口產品匹配到國民經濟行業，發現：2018年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8]并不會顯著影響各省各行業的私營企業在2019年的營業表現，說明2018年貿易戰的影響在宏觀層面上整體可控。可能的解釋是：2018年關稅加征幅度相對有限，短期內并沒有導致貿易的大規模中斷。但是，本報告確實發現關稅對勞動密集性的服裝、制鞋業、化學原料、專用設備制造業等行業的私營企業的利潤、就業人數、資產負債率、營業收入等指標產生較大負面影響。

（3）特朗普關稅的長期影響

第一、全球價值鏈將繼續放大關稅對低附加值產品的沖擊，繼續倒逼出口產業轉型升級。全球價值鏈視角下，各國產業互相滲透，關稅的負面影響被放大，且該放大效應在不同行業呈現異質性，即：產品的國內增加值越低，在加征關稅的情況下，其受到關稅的沖擊越大，國內附加值越高的產品和行業，其受到的沖擊越小。因此，關稅沖擊將繼續促使低附加值產業轉移出中國，促使產業往高附加值方向演進，實現出口轉型升級。通過選取典型的高附加值行業產品，統計其占中國總出口市場份額的變動情況，分析我國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表現。我們發現機電、集成電路、汽車等鐵路交通設備制造、機械制造、鋼鐵冶煉、化學和貴金屬等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份額在擴大，提高了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國內附加值低并不意味著該行業不重要或處于低端，由于某些產品和行業的生產仍處于沿全球價值鏈、供應鏈攀升的狀態，有些技術密集或知識密集行業，其國內增加值也較低，比如芯片、部分精密機床等。因此，需要高度警惕附加值低但技術密集的行業，這些行業的供應鏈轉移將導致出口競爭力的下降。

第二、特朗普上臺后，其政策已經轉向更普遍意義的“重商主義”，公布了對多個貿易伙伴的“對等關稅”（盡管被暫緩90天實施），嚴重破壞了全球貿易規則和貿易穩定性。一方面，“對等關稅”將進一步違背WTO框架下的最惠國待遇原則[9]、破壞多邊貿易體制。若其他國家對美國進行反擊或者效仿美國的單邊行動，那么全球貿易規則將陷入系統性危機。多邊貿易體制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而“對等關稅”政策將削弱這種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另一方面，“對等關稅”削弱美國與貿易伙伴之間的比較優勢，尤其是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發展中國家通常關稅水平較高，這是為了保護本國新興產業和促進經濟發展。美國的“對等關稅”政策無視這種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強行要求對等，將剝奪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進一步拉大世界貧富差距。

此外，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看，美國提高關稅將進一步推高其出口成本，并削弱美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一方面，對中國加征關稅將推高其國內通脹，導致美國國內投入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普遍性的提高關稅將導致美國出口采用的進口中間品價格上漲。這兩個因素都導致美國出口成本上漲，從而削弱美國產品競爭力。因此，在中美競爭市場，美國出口成本上漲對中國產品來說是一個拓展市場份額的機會。

第三、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盡管“對等關稅”落地，但全球貿易仍面臨著特朗普執政周期固有的巨大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將從三個方面拖累貿易。一是不確定性帶來成本上升和出口意愿下降。貿易政策的不確定將增加出口企業的預期運營成本（包括關稅、合規成本、物流成本等），從而降低出口意愿。二是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出口企業決策，拖累長期貿易增長。大部分企業是風險厭惡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增加將導致企業的投資決策相對保守，減少擴張性投資和對新市場的投資需求。具體來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通過減少創新投入、增加融資約束等途徑影響外貿企業決策，并對外貿企業的長期競爭力帶來顯著負面影響。此外，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還影響消費者信心，降低消費者和企業的預期，進一步抑制貿易活動。三是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可能導致貿易條件惡化。例如，對特朗普關稅的預期將導致預期出口價格的下降和預期進口價格的上升，從而影響進出口行為。已有研究表明，不確定性上升會導致企業出口持續時間縮短，出口市場數量減少。且不同所有制類型的企業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反應存在差異，外資企業通常更為敏感。

第二章 對外貿易穩步增長

2025年1-3月，我國進出口（美元計價）同比增長0.2%，其中，出口同比增長5.7%，進口同比增長-7.0%，貨物貿易基本實現穩定增長。服務貿易總額更是實現強勁復蘇。2025年1-2月，服務貿易總額同比增長12.1%，其中，服務貿易出口同比增長8.6%，服務貿易進口同比增長14.4%；服務貿易逆差為1726.4億美元，比2023年同期增加186.6億美元。2024年以來，考慮到復雜嚴峻的外貿環境和內部因素，中國對外貿易表現出色。

第一，出口“以價換量”，助力貿易平穩增長。盡管出口整體保持低速平穩增長，但若區分出口的量和價，就會發現出口依然延續了2023年以來的“以價換量”的特點，即出口價格指數保持低位運行，出口數量指數持續上漲。2024年，出口價格指數平均僅有94.5，而月度平均的出口數量指數卻高達113.3，出口的量價分化仍在持續。，1-2月，出口價格指數平均為96.5，仍然運行在100以下。“以價換量”反應了出口面臨的一系列復雜嚴峻的問題，包括：大國博弈導致的出口產能在國家間的錯配、外部貿易壁壘攀升、出口企業利潤下滑等。

第二，“一帶一路”倡議等制度型開放政策取得一些成果，成為穩外貿市場的一個重要途徑。2024年，我國對東盟和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出口持續增長，成為我國出口整體維持較高增速的關鍵。根據海關總署統計，2024年，我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合計進出口同比增長6.4%，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比重首次超過50%。其中，出口增長9.6%，進口增長2.7%。2025年一季度，這一比重繼續上升至51.1%。2022年，RCEP協定的全面實施進一步鞏固了中國與亞太國家的區域貿易，使得中國與亞太地區的產業鏈聯系更加緊密，加強了中國在亞太區域貿易的中心地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聯系極大地緩解了來自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和貿易摩擦，成為穩定中國貨物貿易的關鍵因素。

第三，跨境電商等新型貿易形態對外貿增速起到支撐作用。跨境電商綜試區是促進貿易便利化和跨境電商發展的重要制度。目前我國跨境電商綜試區已達到165個，覆蓋全面，呈現出蓬勃發展生機和后發展動能。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與各地產業優勢結合，通過“跨境電商+產業帶”模式促進中國對外貿易加速線上發展。根據海關總署的初步統計，2024年，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同比增長10.8%，其中，跨境電商出口增長15.2%，進口增長5.3%，跨境電商的出口和進口增速均大幅高于總出口和總進口增速，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引擎。

第四，進口方面，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和國內需求相對疲弱仍然是影響進口增速的關鍵因素。2025年一季度，進口的負增長主要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較低驅動，其次是國內需求的相對疲弱。

2025年一季度年，整體進出口增速保持基本穩定。其中，國內需求疲軟拖累進口增速，“以價換量”等因素強有力拉動了出口增速。在這些因素影響下，2025年一季度，出口增速高于進口增速，貿易順差繼續擴大。進出口總額為14343.7億美元，同比增長0.2%。其中，出口總額為8536.7億美元，同比增長5.8%；進口總額為5807.0億美元，同比增長-7.0%；順差為2729.7億美元，比2024年同期增加897.9億美元。受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比去年同期有所貶值的影響，以人民幣計價的進出口增速略高于以美元計價的進出口增速。2025年一季度，進出口總額人民幣值為103013.2億元，同比增長1.3%。其中，出口總額為61313.7億元，同比增長6.9%；進口總額為41699.5億元，同比增長-6.0%；順差為19614.2億元，比2024年同期增加6584.2億元。國際服務貿易增速大幅回升，其中，國際服務貿易出口增速大幅高于其進口增速，導致國際服務逆差較去年同期有所減少。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25年1-2月，服務貿易總額為1726.4億美元，同比增長12.1%。其中，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為667.5億美元，同比增長8.6%；服務貿易進口總額為1058.9億美元，同比增長14.4%；服務貿易逆差為391.4億美元，比2024年同期增加80.4億美元。

圖8 2019年以來全國進出口增速及貿易差額變化[10] （數據來源：海關總署，單位：%（左）、億美元（右））

2025年一季度，出口延續了2023年以來的“以價換量”的特點，表現為：出口價格指數保持低位運行，出口數量指數持續上漲。此外，考慮到人民幣對美元相對去年同期貶值1.03%，以美元計價的出口價格將更低。盡管出口價格在今年以來出現小幅提升，但1-2月整體出口價格仍維持在96.5附近的低位水平，且出口價格在1-2月的小幅提升主要源于去年同期較低的基數（去年1-2月，出口價格指數平均為91.9），剔除基數影響，出口價格基本保持平穩且呈低位運行態勢。在較低的價格刺激下，出口數量指數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運行。其中，受2024年1-2月較高的基數（平均120.2）影響，今年1-2月出口數量指數下降至106.5附近。隨著基數效應逐漸退去，2025年3月份及其以后的出口數量指數將大幅回升。出口的“以價換量”反應了全球貿易市場的不景氣和中國出口產品在國家間的產能錯配問題。

分產品來看，紡織類產品的出口價格指數相對維持低位，出口價格指數主要由機電產品出口價格指數帶動，但第十七類車輛、航空器、船舶及運輸設備的價格也低于總價格指數。其中，車輛及其零附件占據第十七類約75%（根據2023年全年數據進行計算），因此，第十七類的數量和價格波動基本能保守地反映出中國汽車行業（尤其是新能源車）的出口波動情況。2024年以來，受美國和歐盟對中國新能源車加征關稅的影響，其出口價格有所下滑。不同類型產品的出口數量指數也存在分化。其中，機電產品占據總出口的分額較大，主導了出口價格的走勢。紡織原料及紡織物品的數量指數相對較低，反映出其市場需求偏低；而第十七類車輛、航空器、船舶及運輸設備的數量指數顯著高于其他出口產品，圍繞130的水平波動，反應了作為“新三樣”之一的新能源車出口仍處于穩步擴張階段。

圖9 2022年以來中國出口價格指數和數量指數走勢（數據來源：海關總署，上年同月=100）

圖10 2022年以來中國出口價格指數及其主要分項走勢（數據來源：海關總署，上年同月=100）

圖11 2022年以來中國出口數量指數及其主要分項走勢（數據來源：海關總署，上年同月=100）

2024年以來，進口價格指數經歷了先平穩增長后持續下滑的過程。進口價格的這一變化主要源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變化，尤其是國際原油價格的變化。下半年不斷下降的進口價格為國內的能源、工業原料和農產品價格的穩定提供了支撐。在進口價格持續下滑的情況下，進口數量指數也略有下滑，也反應了國內生產需求仍然乏力。整體來看，2025年進口的低增長主要被較低的進口價格拖累，其次為進口需求相對疲弱。

分產品來看，礦產品的進口價格指數雖然有所抬升，但仍低于95，處于低位。機電類產品的進口價格和進口數量均有所下滑，反應了國內生產和消費需求的疲弱。此外，集成電路和半導體制造設備的進口數量有所恢復，集成電路和半導體制造設備進口占總進口比重15.87%，有效穩定了整體進口增速。

圖12 2022年以來中國進口價格指數和數量指數走勢（數據來源：海關總署，上年同月=100）

圖13 2022年以來中國進口價格指數及其主要分項走勢（數據來源：海關總署，上年同月=100）

圖14 2022年以來中國進口數量指數及其主要分項走勢（數據來源：海關總署，上年同月=100）

分貿易方式來看，2020-2023年，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一般貿易增速持續高于加工貿易增速，經歷了四年的大幅調整時期。正如課題組一直強調的，中國出口結構不斷調整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貿易環境，隨著中國出口規模的不斷擴張和國內外多種沖擊的影響，中國的貿易產業鏈在不斷轉型升級，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產業鏈相對一般貿易更長，國內附加值更低，加工貿易產品對貿易成本變化的敏感性也更高，不穩定性高。同時加工貿易較低的國內附加值也導致其競爭優勢不斷下降。因此，在貿易結構調整的這一過程中，附加值相對較低的加工貿易逐漸轉移至東南亞國家及其他國家，僅有部分核心環節和較高附加值的環節仍然保留在國內。海關統計數據顯示，加工貿易出口占比從2011年的44%下降至2023年的20.7%，加工貿易進口占比從2011年的27%下降至2023年的15%。2024年以來，加工貿易的結構調整逐漸完成，一般貿易出口和加工貿易出口增速逐漸趨于一致。對進口而言，加工貿易進口增速甚至超過了一般貿易進口增速，反應了國內生產需求的不景氣。

圖15 2020年以來不同貿易方式出口增速（數據來源：海關總署，上年同月=100）

圖16 2020年以來不同貿易方式進口增速（數據來源：海關總署，上年同月=100）

分國別來看，2025年一季度，中國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出口增速基本延續了去年以來的分化趨勢，且這一趨勢將逐漸演變為長期趨勢。分國別出口的趨勢分化主要體現為：中國對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的出口增速相對較低，而出口動力主要來自東盟、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這一趨勢是后疫情時代，大國博弈主導全球貿易格局的必然體現。一方面，以美國、歐盟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產能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不信任，直接導致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貿易增速下滑；另一方面，中國與“一帶一路”等新興經濟體的貿易日益緊密。尤其對于中國出口供給，存在產能錯配但并非“產能過剩”問題。未來幾年，隨著出口產能錯配逐步被糾正，中國出口增長潛力將進一步被釋放。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出口動力逐漸轉向發展中國家，但是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也面臨較大的波動性。疫情以來，南非經濟不僅臨高失業率、高通脹、高債務與低增長，還面臨非常嚴峻的電力危機等社會問題，這極大抑制了南非的國內需求，并導致中國對南非出口持續下滑。

進口方面，受去年同期較高基數的影響，中國從中國臺灣、韓國、俄羅斯、巴西的進口增速出現大幅波動。若剔除基數效應，計算2023-2024年一季度的年化增速，則會發現：東盟、巴西、俄羅斯、印度等發展中經濟體仍然是穩定進口的重要來源，而中國從美國、日本、歐盟、韓國等發達國家的進口則拖累了整體進口增速。其中，中國從東盟的進口主要是一些制造業中間品，中國從俄羅斯的進口主要源于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產品和部分農產品，中國從南非的進口主要源于鐵礦石等礦產品和玉米等農產品。但能源價格和農產品價格均具有較高的波動性，除去價格波動外，中國對以上發展中國家的進口數量基本保持穩定，反映了進口價格下降對進口需求的托底作用。

圖17中國對主要出口國和出口地區的出口增速（數據來源：海關總署，單位：%）

圖18中國對主要進口國和進口地區的進口增速（數據來源：海關總署，單位：%）

2025年1-2月，中國服務貿易快速增長，且服務貿易出口增速低于其進口增速，服務貿易逆差較去年同期有所擴大。服務貿易逆差的行業來源保持穩定，主要來源于旅行、運輸、知識產權使用費、保險和養老服務這4個行業。其中，運輸服務逆差顯著收窄。2025年1-2月，服務貿易逆差為391.4億美元，其中旅行逆差為432.3億美元，是拉動服務貿易逆差迅速增長的主要來源。而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其他商業服務的貿易順差穩定增長，體現了中國服務貿易結構的不斷優化。

圖19 2020年以來服務貿易走勢（數據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單位：億美元（右）、%（左））

圖20 2020年以來主要行業服務貿易差額變化（數據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單位：億美元）

第三章 主要問題和挑戰

3.1關稅影響：時間不對稱性

較多研究已經表明，美國關稅在短期幾乎完全傳遞至美國進口價格的上漲（Amiti et al.,2019），但隨著時間推移，關稅最終會被兩國共同承擔。數量方面，由于供應鏈等的調整需要時間，數量的影響將是漸進的，隨著時間推移逐漸增加。因此，關稅對中美兩國的影響路徑存在差異：

美國：由于關稅是一次性征收的，美國國內短期內面臨較大的通脹壓力，但通脹壓力隨時間遞減（除非出現通脹螺旋），這也是特朗普政府認為關稅政策引起短期陣痛的原因。長期，特朗普的極端貿易政策將導致美國國內矛盾激化，美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均面臨兩難，以及特里芬難題。

中國：短期整體壓力較小，主要是外貿企業利潤和勞動密集型制造企業的就業可能承壓。若人民幣貶值，則利潤壓力從出口企業部分轉移至進口企業。此外，長期面臨供應鏈轉移和重構等問題。

3.2關稅對匯率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作為國際貿易的“晴雨表”，不僅關系到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也反映資本流動和市場信心。同時，在海湖莊園協議背景下，關稅作為美國應對債務危機和實施國家戰略的重要工具，對美元走勢產生了深遠影響。

（1）短期：貶值壓力

自特朗普重新執政以來，美國政府全面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關稅，給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帶來貶值壓力。2024年11月6日，特朗普成功當選后，市場預期中美貿易摩擦將進一步加劇，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一個月內由7.099貶值至7.185，并在此水平附近震蕩。

2025年1月20日，美國公布的新屋開工數據表現不佳，引發市場對美國經濟復蘇前景的擔憂；與此同時，中國公布的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連續保持在榮枯線上方，促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回升至7.170。

2月1日，特朗普以“芬太尼問題”為借口，對所有中國進口產品征收10%關稅，并于3月3日將關稅由10%提升至20%；但由于該政策早已被市場預期所消化，未對中美匯率產生顯著影響。

4月2日，美國宣布對中國實施34%的“對等關稅”，致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于4月3日由7.179下跌至7.189。

理論和實踐均表明：一國加征關稅將給該國貨幣帶來升值壓力，盡管本輪貿易戰中，中美雙方在關稅稅率上基本對等，但是中國對美國有較大貿易順差，中美極端關稅將帶來一定程度的人民幣貶值壓力；另一方面，不斷升級的關稅措施增加了市場不確定性，提升了美元作為避險資產的需求，推動美元升值。雙重作用下，這些政策在短期內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構成了明顯的貶值壓力。

從中美匯率數據來看，今年2月和3月的對華關稅措施未引起市場劇烈反應，而4月初的對等關稅政策使人民幣匯率進一步下跌，表明僅有超出市場預期的對等關稅政策才能引發明顯反應。

圖21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來源：中國外匯交易中心）

（2）中長期：升值壓力

如果美國政府按海湖莊園協議行事，通過關稅施壓使美元貶值，并迫使其他國家接受債務重組，則可能降低美國國債作為安全避險資產的吸引力，引發資本外流，進而導致美元長期走弱。

在此，我們參考1985年廣場協議實施后美元走勢，預測海湖莊園協議執行后的美元走勢。廣場協議與海湖莊園協議均旨在通過調整匯率機制改善美國的國際貿易不平衡及經濟競爭力。

當廣場協議出臺時，美國正面臨巨額貿易逆差和美元高估問題，其主要目標在于促使美元貶值、縮小貿易逆差，從而保護本國產業。

海湖莊園協議則是在美國國債高企及制造業外流背景下提出，通過加征關稅及其他貿易措施，迫使貿易伙伴在匯率和債務問題上作出讓步，從而實現美元貶值、改善美國經濟結構，并促進制造業回流。

廣場協議實施后，國際資本大量流出美國，美元大幅貶值：據統計，1985年至1990年期間美元名義有效匯率貶值約35%。據此，從中長期來看，為應對美國債務危機，美國政府可能以關稅作為談判籌碼，迫使其他國家接受債務重組，從而引發全球資本對美國國債避險屬性的重新評估，預測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中長期內將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考慮到中國在經濟與貨幣、匯率政策上的自主調控，大幅人民幣升值將導致中國制造業競爭力受損，我們判斷，人民幣不會出現像1985年后日元大幅升值的局面。

圖22廣場協議前后的美元匯率走勢 數據來源：國際清算銀行（BIS）[11]

3.3中國對外貿易面臨的其他風險因素

長期來看，正如本系列報告一直強調的，新冠疫情后，全球貿易結構正處于區域化、安全化、友邦化的深度調整過程中。這一調整有其歷史背景，即：近幾年，中美經貿脫鉤愈演愈烈、新冠大流行致使各國更加重視供應鏈安全，俄烏戰爭僵持進一步加深了各國在地緣政治和貿易利益上的分歧。超級全球化的時代已經終結，大國博弈將長期主導國際貿易格局。尤其是中美關系全面進入大國競爭和大國博弈階段，雙方圍繞貿易、產業政策、科技、關鍵礦產等領域展開長期博弈，并帶動全球主要經濟體被動進入中美主導的“多頭博弈”，市場規律日漸式微，自由貿易淪為口號。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美在越來越多的經貿領域已經由過去的互補性為主轉向現在的競爭性為主，這是決定中美在多個關鍵領域博弈的經濟基礎。同樣，“大國博弈將長期主導貿易格局”這一論斷依然具有很強的市場基礎：過去迅猛發展的全球化分工造成了當前集中度較高的寡頭市場結構，為各國在各個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博弈提供了市場基礎。世界銀行在2019年發布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指出，全球供應鏈整體上呈現出以美國、德國、中國為中心的三足鼎立的寡頭結構。其中，中國作為亞太區域鏈的中心，其制造業產能在全球占據絕對份額。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統計數據，2023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30%，連續14年居全球第一。全球貿易結構和貿易環境均顯示：超級全球化的時代已經終結，中美為主的大國博弈已經并將長期主導國際貿易格局。現實中，中國面臨著越來越多的來自發達國際的貿易壁壘，中國與“一帶一路”等新興經濟體的貿易日益緊密。在此背景下，全球經貿格局被重塑，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不再以經濟效率為優先，而是朝著多元化、安全化、區域化、友邦化方向調整。大國博弈風險將逐步取代市場因素，成為決定國際資源配置的關鍵因素。

在外部經貿環境日趨嚴峻復雜的背景下，中國的對外貿易還面臨一些短期挑戰：

（1）跨境電商面臨越來越大的外部阻力

跨境電商已經成為拉動出口的主要動力，也已經成為全球市場資源配置的重要載體。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是我國促進跨境電商迅猛發展的關鍵制度。截至目前為止，中國已經設立了7個批次的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覆蓋全國31個省市的165個城市，其中，浙江、江蘇、廣東和山東這四個省份實現地級市全覆蓋。近幾年，各地政府通過“跨境電商+產業帶”模式，大力推動中國制造企業實現“買全球”和“賣全球”，有力克服了較高的外部貿易壁壘。2024年，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增速高達10.8%，這一增速遠高于2024年出口整體增速，表明跨境電商仍是拉動中國出口的主要動力。

但是，隨著中國跨境電商規模的擴大，跨境電商確實對國際市場帶來一定的沖擊。中國跨境電商平臺出貨量持續增長，已經成為很多國家跨境電商貨物的主要來源。根據芬蘭海關的數據，2024年來自歐盟以外的在線零售商的出貨量較2023年增長了6倍，其中，絕大部分貨品來自中國。在此背景下，各國已經陸續出臺一些規范或限制跨境電商快速發展的政策法規，導致中國跨境電商面臨的國際環境進一步收緊。例如：Temu和ShEIN接連在越南被停止業務，原因是越南擔心跨境電商的低價會擠壓當地產業。墨西哥自2025年1月1日起對所有外國電商平臺征收16%的增值稅。亞馬遜等平臺對賣家的審核趨嚴，美國《消費者告知法案》要求每年核驗賣家信息，這一規定增加了賣家的合規成本。同時，亞馬遜在去年新增多項物流與倉儲費用，且不再接受個體工商戶注冊，提高了平臺門檻。除此以外，特朗普政府宣布將于5月3日終止對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800美元以下小額包裹的免稅政策，且美國海關已經加強了對來自中國包裹的查驗率，該查驗率已經高達70%。預計2025年，全球各國將會繼續收緊對跨境電商的相關政策，跨境電商的外部合規成本（包括平臺驗證、稅務、版權等多個方面）等將進一步上升。

（2）出口成本抬升，“以價換量”難以持續

全球運輸成本較高，且仍處于上升通道。受歐盟市場需求恢復、油價上漲和集裝箱運力供應緊張等因素影響，2024年8月，各航線運價指數均在2024年8月份沖高，此后迅速回落，給全球貿易成本帶來沖擊。整體來看，自2023年12月紅海沖突爆發以來，中國集裝箱運價指數大幅上漲，且遠遠高出2023年的水平，是影響貿易的重要因素。其中，歐線指數的波動幅度最大，中歐貿易受到較大影響。目前，INE集運指數（歐線）期貨的收盤價和結算價處于緩慢回落過程，但整體水平仍然高于2023年，預計2025年集裝箱運價將處于較高位置（高于2023年水平），高昂的國際運價將進一步削弱中國出口和進口活力。

圖23中國出口集裝箱運價指數：主要航線（數據來源：交通部）

關稅削弱中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關稅本質上是一種進口稅，當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時，進口商需要支付更高的關稅成本。這部分成本通常會轉嫁給下游企業或最終消費者。從經濟學角度看，關稅最終將被中國出口企業和美國進口企業共同承擔。對于中國出口企業而言，如果產品價格保持不變，利潤空間將被壓縮；如果企業選擇自行消化部分關稅成本，產品價格則不得不提高。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價格優勢。加征關稅后，中國產品的價格相對上升，與其他國家同類產品相比，價格競爭力被削弱。

在當前中美之間極端關稅和美國基準關稅的影響下，美國對外需求將大幅收縮。根據前面估算，若中美之間維持125%以上的關稅加征幅度，則中國對美國出口約下降70%，導致中國出口面臨的產能錯配壓力加大，出口價格和出口企業利潤被進一步擠壓。

關稅拖累出口數量。價格競爭力的下降還將直接減少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導致中國產品的世界市場份額流失。以中國光伏產業面臨的關稅為例，盡管中國光伏產品在全球市場具有極強競爭力，但美國的關稅政策確實對其出口美國市場產生了影響。美國對中國光伏產品加征了包括反傾銷稅（約36.5%）、反補貼稅（8.47%）、201關稅（14.25%）和301關稅（50%）在內的多重關稅，截至2025年3月，中國光伏產品出口到美國面臨的總關稅稅率已經高達100%以上，這些關稅措施顯著增加了中國光伏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的成本，削弱了其價格競爭力。

更高的關稅還將帶來供應鏈中斷風險和供應鏈轉移。若當前中美互相加征125%以上的關稅持續，則一些依賴從中國進口零部件的美國制造業企業，可能因關稅增加而面臨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因無法承受高關稅而中斷與中國供應商的合作。為了規避關稅，一些企業還可能選擇將生產環節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這不僅削弱了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還可能導致相關產業的空心化。例如，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已經導致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服裝、玩具等制造業企業將生產基地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國家，這使得中國在全球低附加值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力下降。為了規避關稅，許多中國光伏企業也選擇通過在東南亞設廠的方式出口產品到美國。2023年，中國光伏產品對美出口額僅1.0585億美元，顯示出直接出口美國的規模已經很小。

（3）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風險依然較大，且面臨區域鏈重構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多為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貿易政策和市場不確定性均較高。部分“一帶一路”國家可能因國內經濟形勢調整貿易政策，增加貿易壁壘，這些政策調整和市場變化將對中國出口產生影響。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依然存在，局部武裝沖突和政治不穩定可能影響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例如，中東地區的沖突可能影響能源市場和相關貿易。以上多種不確定性不但增加貿易風險，而且影響市場預期和投資信心。此外，美國的單邊貿易保護行為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效仿，增加中國產品進入“一帶一路”國家市場的難度。此外，歐盟等地區也可能通過反補貼調查等手段對中國產品進行限制。

區域產業鏈供應鏈重構也將沖擊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近年來，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區域鏈）重構趨勢明顯，這一變化對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往來將產生多重影響。以從中美對關鍵礦產的競爭、歐洲區域鏈重構為例：

（1）中美對關鍵礦產的競爭沖擊中國-東盟合作。美國近年來試圖通過“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策略，減少對中國關鍵礦產的依賴，這將導致部分關鍵礦產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如東南亞和拉美地區，并影響中國與這些地區在礦產資源貿易上的傳統格局。例如，美國推動印尼加入礦產安全伙伴關系（MSP），并計劃通過美國國際開發署投資500萬美元幫助印尼提高關鍵礦產產能，擴大下游礦產行業，包括電動汽車零部件生產。此外，美國國際開發署與菲律賓政府合作開展“礦產治理能力建設”，以開發菲律賓的鎳和銅資源；美國通過印太經濟框架（IPEF）與越南、泰國等國合作，減少供應鏈對中國的依賴，確保關鍵礦產的穩定供應等。

美國通過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旨在加強關鍵礦產供應鏈的穩定性和安全性。這些合作主要通過技術援助、軍事支持、投資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和供應鏈韌性倡議等方式實現。美國的目標是減少對中國關鍵礦產的依賴，同時推動東南亞國家在關鍵礦產領域的可持續發展。一方面，東南亞和中國在一些關鍵礦產上存在較強的競爭性，隨著各國對關鍵礦產越來越重視，亞洲地區的礦產貿易結構和供應鏈將發生變化，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關系也將面臨一些風險；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可能在中美競爭中獲得更多的投資機會，但也可能面臨選邊站的壓力，從而進一步影響其與中國的貿易關系。

（2）美國極限貿易政策籠罩下，各國貿易關系充滿不信任。以中歐為例，疫情和地緣政治沖突使歐盟更加注重產業鏈的安全性。例如：歐盟已經開始推行產業鏈本土化政策，并加強關鍵產業鏈保護，“去風險”已成為歐盟對華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2020年以來，歐盟先后數次對中國電動汽車及相關材料發起反補貼、反傾銷調查等，對關鍵技術、基礎設施領域加強外資安全審查，對軍民兩用技術進行出口管制等。歐洲還通過“印太經濟框架”（IPEF）和“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等倡議，加強與亞洲和中東的經濟聯系。

以上措施不利于中歐雙方正常的貿易和投資活動。一是中歐產業鏈高度互補，“去風險”推高中歐貿易成本。 2022年，歐盟對華進口中，中間品占比占超過30%，體現出較強的互補性；從產品種類來看，歐盟進口3423種[12]中間品中，從中國進口產品種類占比也超過30%。二是更嚴格的外資審查和限制性貿易壁壘阻礙與中國的正常貿易和投資，沖擊雙方產業鏈。嚴格的資本審查和惡化的歐盟營商環境將進一步削弱中歐經貿往來。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對歐盟造成了巨大的經濟壓力。據德意志銀行預測，美國關稅可能導致歐元區GDP下降0.4-0.7%。為了應對這種壓力，歐盟可能被迫重新評估其對華政策，尋求與中國加強合作以彌補對美貿易的損失。例如，法國在特朗普關稅政策的壓力下，已開始與中國展開對話，尋求在貿易和烏克蘭問題上的支持。此外，特朗普的關稅政策還可能促使歐盟在國際事務中更加獨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曾表示，歐盟有強有力的反制計劃，必要時將反擊美國關稅政策。這種獨立性可能使歐盟在對華政策上更加靈活，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然而，中歐貿易關系的改善并非一帆風順。歐盟內部對華政策存在分歧，部分成員國可能仍受美國影響，保持對華強硬立場。同時，中歐在電動汽車等領域的貿易規則分歧依然存在，這可能成為合作的障礙。

3.4人工智能（AI）的影響

近幾年，隨著人工智能通用技術突飛猛進，人工智能已經影響到生產的方方面面，帶來生產技術的變革。生產技術的變革將最終導致比較優勢和市場結構的演變。WTO在最近的一篇報告[13]中指出：AI將降低與貿易物流、供應鏈管理和法規遵從等方面相關的貿易成本，提高貿易效率。AI將為發展中經濟體和小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AI將改變生產力，影響和重塑比較優勢和貿易模式等等。

對中國而言，AI對貿易的長期影響將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部分制度型優勢可能被追趕。隨著通用型AI技術的低成本普及，各國貿易都將更加便利、高效。中國外貿的部分制度型優勢可能被其他國家追趕，全球非關稅壁壘將有所下降，關稅壁壘將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貿易障礙。值得注意的是，AI對貿易成本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市場進入成本、合規性成本、信息成本等將會經歷快速下降，但是傳統的運輸成本等受影響較小。因此，今年以來，國家大力倡導的降低物流成本將繼續對出口產生積極的影響。二是市場結構更加極化。對于一些非關鍵行業，AI將縮小信息差、縮小一般技術差異和生產要素差異等，從而導致市場以更快的速度向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演進，最終導致市場更加碎片化，利潤降低等。但是對于一些關鍵技術領域，由于AI在一些關鍵技術領域存在較高的保護壁壘，使得這些領域的差距被放大，形成“馬太效應”。市場將會向寡頭結構演進，導致市場集中度大幅提高。

第四章 應對策略

4.1短期：對等反擊和多元化政策選擇

中美互征關稅本質上是一個博弈中的“囚徒困境”問題。在博弈論中，“囚徒困境”描述了兩個參與者在缺乏信任和合作機制的情況下，各自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策略，但最終導致雙方都處于次優狀態。從短期應對來看，對等反擊肯定是最優選擇。

再次當選后，特朗普升級并加大了關稅力度。但應該認識到，2018-2019年的中美貿易戰中，美聯儲正處于加息周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關稅的通脹后果。此外，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也促進了中國出口市場結構的調整，美國市場占中國出口份額的比例從2017年的19%下降到2024年年底的14.7%，中國出口對美國關稅的韌性有所提高。因此，必須堅決的反擊以確保美國認識到貿易戰帶來的經濟后果。中國政府在美國宣布對等關稅后的48小時內迅速做出對等反擊。此外，應該抓住美國經濟短期承壓的窗口，采取多元化政策，加大美國經濟衰退或“滯脹”的風險，促使美國政府意識到關稅對其國內經濟的代價。建議：

第一、適時延緩人民幣貶值，激化美國內部通脹壓力。如上所述，人民幣貶值盡管會釋放部分出口企業面臨的壓力，但進口壓力也將增加。盡管進口比重仍小于出口比重，但進口價格將傳導至工業生產等各個領域，產生擴散效應。因此，從國內整體看，人民幣貶值的作用不顯著，且人民幣大幅貶值不但可能引起市場恐慌，引發國內金融風險，還會同時起到緩解美國通脹壓力的作用（溢出效應）。因此，建議短期內暫緩人民幣貶值，使人民幣呈現出短期堅挺長期趨弱的走勢。為了應對出口企業壓力并避免匯率的外溢效應，建議直接對出口部門進行補貼或稅收優惠政策，增加美國在貿易戰中的通脹成本。

第二，對出口部門進行補貼或稅收激勵，對重點企業提供精準金融支持。當前正處于中美博弈的關鍵窗口期，巨大的關稅和政策波動將對外貿企業財務狀況產生嚴重沖擊。建議：密切跟蹤重點涉美出口行業企業，加大對相關出口企業的出口退稅和補貼，簡化退稅審批流程，確保企業及時獲得現金流支持，避免出口企業和出口產能在短期劇烈沖擊下遭受長期不可逆性損傷。盡快建立一定規模的貿易應急再貸款機制，試點關稅保險產品等，為中美長期博弈儲備政策工具。

第三、適時拋售美債，引發美債崩潰，價格下跌，美元貶值以及市場利率上漲等。這些不僅直接推高美國償債壓力，也可能引起其經濟陷入衰退，使關稅沖擊由短痛變為長期滯脹。而滯脹風險將導致美聯儲貨幣政策陷入兩難：降息可能加劇通脹，加息則進一步抑制經濟。

4.2長期：跳出“囚徒困境”，推動改革開放

從長期戰略角度看，中國應該主動跳出“囚徒困境”，通過繼續推動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化解外部風險。中國加入WTO以來的外貿成長歷程經歷了多次的內、外部負向沖擊。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不僅面臨內部人口紅利放緩帶來的勞動力成本上漲壓力，還受到雙反和各種貿易保護措施的外部沖擊。然而，中國始終通過促進制度性創新和深化改革開放，帶動外貿不斷轉型升級，做大做強外貿競爭優勢。具體而言，中國可以：

（1）深化改革開放。通過擴大市場準入，降低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擴大服務業開放，吸引更多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另一方面，通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法律法規，提高政府服務效率等方式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從而吸引外資并鞏固產業鏈。

（2）加大對“一帶一路”市場的開發，尤其加強內陸省份（山西、河南、四川、福建）的貿易多元化布局，降低對美國單一市場的依賴。例如，利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自由貿易協定，降低區域內關稅壁壘，推動內陸省份拓展東南亞市場。同時，優化區域產業布局，引導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勞動力豐富、區位交通便利的地區轉移，減輕產業外遷的沖擊；加快完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基礎設施，提升產業集聚區公共服務效能，推動就業機會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擴散。

（3）把握中歐經貿戰略機遇，深化中歐貿易往來。在中美經貿脫鉤和博弈日趨激烈的背景下，歐盟是一個重要的發達國家市場，中國和歐盟經濟結構的互補性是雙方合作的市場基礎。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對歐盟加征20%對等關稅的做法可能會導致歐盟的外貿政策調整，中國應該以此為契機推動中歐貿易加深合作。

（4）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改革和完善，提升國際規則話語權。美國不斷破壞多變貿易規則，而中國應該致力于重建多變貿易體系和多變貿易規則，促進多邊貿易合作，在開放中求發展，以開放克服影響外貿的阻力因素。

（5）增加財政與金融支持。對受關稅沖擊較大的重點行業（家具、玩具等）重點企業給予適當的財政補貼，幫助企業降低成本，穩定生產。通過低息貸款、出口信貸等金融手段，緩解關稅對出口企業的利潤沖擊，支持企業進行技術升級和市場拓展。

4.3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如前所述，美國試圖縮減貿易逆差的保護性貿易政策有可能削弱美元的國際貨幣信用，從而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結構性機遇。建議：

第一、繼續深化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構建“去美元化”貿易伙伴網絡。尤其是擴大“一帶一路”人民幣結算試點，優先在能源、基建等關鍵領域推動人民幣計價結算。例如，推動中俄能源貿易以人民幣結算的常態化模式復制到中東、拉美等資源出口國。

第二、擴大雙邊本幣結算協議。與東盟、非洲等新興市場簽訂協議，允許貿易伙伴以人民幣直接兌換本幣，降低匯率風險。例如，借鑒中國與巴西的“本幣結算框架”，覆蓋更多大宗商品貿易。

第三、推動大宗商品人民幣定價權，打造人民幣資產吸引力。在上海期貨交易所推出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原油、鐵礦石期貨合約，吸引國際投資者參與。

第四、發展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在香港、新加坡等離岸市場發行“熊貓債”“點心債”，豐富人民幣資產種類，吸引全球央行和主權基金配置。

第五、強化金融基礎設施與跨境支付體系。擴展CIPS（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覆蓋范圍，接入更多國家的清算行，提升人民幣跨境支付效率。目前CIPS已連接180個國家，需進一步優化實時結算功能，與SWIFT形成互補。

第六、推出人民幣流動性支持工具，應對“美元安全區”策略。

根據“海湖莊園協議”，美元試圖通過構建“美元安全區”來應對特里芬難題，以同時實現削減貿易赤字和弱美元目標。對此，中國可聯合盟友推出人民幣流動性支持工具，例如擴大貨幣互換額度至萬億美元級別，增強市場信心。總之，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在于貿易-金融-制度”三位一體協同推進。短期需抓住美元信用松動的窗口期，擴大貿易與投資場景中的人民幣使用；長期則需通過制度改革和技術創新（如數字貨幣）重構國際貨幣體系規則。在此過程中，需平衡開放與風險防控，避免重蹈美元“特里芬難題”覆轍，逐步實現從“貿易貨幣”到“儲備貨幣”的躍升。

參考文獻：

Amiti, M., Redding, S. J., & Weinstein, D. E. (2019).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S. Prices and Welfa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4), 187-210.

Autor, D. H., Dorn, D., Hanson, G. H., & nruth, J. (2016).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8, 255–290.

Autor, D. H., Dorn, D., Hanson, G. H., Kline, K., & nruth, J. (2020). 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 (11), 3717–3749.

Bown, C. P., & Crowley, M. A. (2019). The Effects of U.S. Trade Protectionism on Prices and Welfa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1, 103234.

Briggs, R. (2022). The Impact of Trade on U.S. Consum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6, 103417.

Haltiwanger, J., Hyatt, H. R., & Spletzer, J. R. (2024). Rising Top, Falling Bottom: Industries and Rising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4(10), 3250–3283.

Gopinath, G. (2015). Trade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ass-Through Elastic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5), 220–225.

Piketty, T., Saez, E., & Zucman, G. (2017). Global Inequality Dynamics: New Findings from WID.worl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5), 404–409.

注釋：

[1] 簡單平均，若是計算進口加權平均，約41%。

[2] 數據來源：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數據來源：https://www.policyuncertainty.com/index.html

[4]  Stephen Miran, 2024. 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5]  根據Briggs (2022)的估算，美國消費的10%源于進口。

[6] 例如：Amiti, M., Redding, S. J., & Weinstein, D. E. (2019).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S. Prices and Welfa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4), 187-210.

Bown, C. P., & Crowley, M. A. (2019). The Effects of U.S. Trade Protectionism on Prices and Welfa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1, 103234.

[7] HS2位編碼下，共有99章，本報告保留出口占比大于1%的HS2位編碼產品，作為主要出口產品大類。

[8] 包括美國針對中國的16、34、200億美元的商品的關稅。

[9] WTO的核心原則之一是最惠國待遇，即要求成員國對所有成員實行統一關稅，不能對不同國家實行歧視性關稅。

[10] 2021年2月，出口增速高達154.3%，為了消除該月出口增速的巨大波動性，該月當月增速數據被替換為其累計增速60.21%。

[11]  名義有效匯率（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NEER）是以貿易比重為權數計算的加權平均匯率指數，反映一國貨幣在國際貿易中的整體匯率水平。

[12] 產品種類是指HS 6位產品數。

[13] WTO: Trading with intelligence how AI shapes and is shaped by international trade.

網易財經智庫（微信公號：wyyjj163） 出品

網易財經智庫是網易新聞打造的財經專業智庫，整合網易財經原創多媒體矩陣，依托于上百位國內外頂尖經濟學家的智慧成果，針對經濟學熱點話題，進行理性、客觀的分析解讀，打造有態度的前沿財經智庫。歡迎來稿（投稿郵箱：cehuazu20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