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5年4月23日晚，著名哲學家、中山大學哲學系原系主任、中國孔子基金會原理事、尼山世界儒學中心理事會學術委員會顧問李錦全教授逝世，享年99歲。李錦全教授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哲學思想史教學和研究工作，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研究領域中作出了重要貢獻。孟子研究院現轉發李錦全教授學術訪談，追憶師者風范，寄托哀思之情。

文史情懷·守正創新·道法自然

——李錦全教授學術訪談

一、文史情懷：從東莞后生到哲學教師

楊海文：您1951年7月提交長達208頁的本科畢業論文，但“再見”它的時候，竟然是在六十多年后。您后來用復寫紙寫文章，自己就能保存一份。估計復寫紙在20世紀50年代是很稀缺的，所幸中山大學圖書館把它完好保存下來了。我記得2012年3月15日晚，您讓我到中大圖書館老館長劉少雄（1922—2014）先生家里取回掃描本。它現已收入您的10卷本文集，但人們想多知道一些它的故事。

李錦全：我大學四年級，破例拿研究生助學金，兼任系文物室主任梁釗韜（1916—1987）的助理，負責整理顧頡剛（1893—1980）當年為中大買來的五千多張唐代碑帖。在我之前，歷史系沒有人碰過這批塵封已久的文物。有的碑帖很長很大，必須鋪在地上去看。我一邊對它們進行登記、歸類，一邊試圖研究它們的歷史及其與歷史文獻記載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是有意選這個題目做本科畢業論文，而是剛好在做助理工作，就趁機做了，有點“干一行，愛一行”的意思。王國維曾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把傳世文獻與地下材料結合起來的兩重證據法，也是我研究這批唐碑用的方法及其價值之所在。這篇本科畢業論文的指導教師是岑仲勉（1885—1961）。他看得很細致，既有一些改動，又在不對的地方打叉。末頁有劉節寫的評語：“全唐石刻雖尚余小部分未收入，但各跋中的發見，確有未經前人道及者。青年得此，誠屬可造之材。擬給九十分。”（標點符號為引者所加）所以，首頁有岑仲勉的簽名及給出的分數：“90。”我畢業分配到中南文化部后，系里將這批唐碑移交學校圖書館，據說現在有人開始重新整理了。…………

你說我“由出入文史而彰顯思想”，倒是有幾分道理。1959年，楊榮國讓中國思想史教研組運用他的學術觀點，合寫《簡明中國思想史》。主編是楊榮國，我與陳玉森寫古代部分，吳煕釗寫近代部分。這本書1962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印了兩萬多冊，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書也賣得不錯，有一千多元稿費，給我分了五百多元。說到稿費，我想起我在《中山大學學報》1956年第4期發表的《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論》。學報當時的稿費分為千字12元、14元、16元三等。我這篇文章有兩萬多字，拿了三百多元稿費（千字14元）。我1956年評上九級講師，月工資99元。那時到飯堂吃飯，每人每月的伙食費標準是12.5元。九級講師的月工資可以讓八個人吃上飯，你就知道三五百元稿費的性價比了。學報這篇論文是我第一次發文章，《簡明中國思想史》是我第一次出書，它們主要談的是思想。所以，你將1960年當作我由出入文史而彰顯思想的分水嶺，我是認可的。作為抗戰烽火中成長的東莞后生，我這九十多年來的人生也可謂風風雨雨，但文史情懷始終在我心里，我一直認為文史哲不分家，也是不能分家的。

二、守正創新：從哲學史研究到哲學史觀

楊海文：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您與武漢大學蕭萐父（1924—2008）先生共同主編了兩卷本的教育部統編教材《中國哲學史》。據說，你們沒有填任何表格就拿到了這個項目，而不是像現在填了一大堆表格還不一定獲批。您能談談當時的情況嗎？

李錦全：說到我們主編這套教材的緣起，你們肯定有恍若隔世的感覺。教育部1978年在武漢召開文科教材工作會議，決定新編一批高校教材。各校分管文科的校領導參加會議，并沒有編寫人員參加。教育部的人說：你們在座的領導，誰想編《中國哲學史》，那就自己報名。有些高校雖然有能力編，但就是不報名。最終是武大答應做主編，中大答應做副主編，四川大學、湘潭大學、武漢師范學院愿意參加，就這五家報名。蕭萐父并不想寫，對校領導說：“你們接下的任務，你們自己弄。”校領導反復做工作，他才同意。中大是劉嶸副校長參加會議。他回來后找到我，我就與吳熙釗、馮達文、屈志清（1947／1948？—1984）接下了。后來又有遼寧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廣西大學的老師自愿加入，一共是九所院校編《中國哲學史》。現在爭項目爭得頭破血流，當時是不一樣的，是不是恍若隔世？

楊海文：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發行十多萬冊，還出了英文版，1988年榮獲國家教育委員會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影響極大。我80年代中后期讀大學，它是我們的教材；我現在為大一新生上這門課，它是重要參考書。我覺得這套教材是您在哲學史研究方面守正創新的鮮明體現。

李錦全：我們這套教材，其實也講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兩軍對壘，這不算怪；但同時講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圓圈論，這就有點怪了。1981年冬，教育部組織的教材審稿會在大連召開，審稿專家以張岱年（1909—2004）、石峻（1916—1999）為首。他們同意我們的圓圈論，張老還開玩笑說：“歷史發展不會完全是這個樣子。就像月亮是圓的，但也不是天天中秋節！”既然不是每一階段、每一思想都按這個圓圈論來轉，那么，就不能說整個中國哲學史發展都是這樣，講得太過就不符合事實。圓圈論可以成立，但不能當作教條。所以我說：守正創新，談何容易？

楊海文：1996年，您首次發表了系統論述“矛盾融合、承傳創新”這一哲學史觀的文章。我有段文字寫道：“這篇文章原載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今日中國哲學》，先生時年70歲。《莊子·人間世》說的‘美成在久’，是說美好的事物需要時光的不斷打磨方能日臻至善。我覺得這句格言最適合摹狀先生的學思歷程。”提到“美成在久”，我想起李宗桂教授講您的一番話：“他發表的論文，就時限而言，從先秦貫通到當代，各個歷史時期的都有；就學術流派而言，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名家等，無不論及；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近代新學，以至現代新儒學，都在他的筆觸之中。至于近年來影響廣泛而深遠的中國文化討論，特別是關于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他更是見解獨到，論著甚多，頗為學術界同人重視，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您自己也說：“這是我研究中國哲學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形成的哲學史觀。”“這是從歷史辯證法體認得來的規律性認識，在學術研究中具有方法論意義。”您做哲學史研究幾十年，然后提煉出自己的哲學史觀，既是水到渠成的學術成就，又是守正創新的典型體現。

李錦全：我們這個社會，機遇與挑戰同時存在。歷史上的思想斗爭也一樣，都是矛盾、互補并存的。我在“儒法斗爭”后寫過一些講“儒法互補”的文章。儒、法是互補的，儒、道也是互補的，儒、釋、道同樣是互補的。唐代開始講儒、釋、道互補，到宋明理學就做到了三家的融合。我做哲學史研究的時候，發現各家各派總是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互補的一面，而一部哲學史就是在既矛盾、又互補的過程中傳承下來的。所以，我提出了“矛盾融合、承傳創新”的哲學史觀。它包括三層含義：一是特定思想體系內的“矛盾兩重性”，二是不同思想群落間的“矛盾融合論”，三是思想史進化歷程中的“承傳創新觀”。光這八個字，我可以寫一本《中國哲學史》，只是沒這個精力了。現在大家都講“綜合創新”，其實它在中國古代早已有之。方克立說這一哲學史觀是我“在長期的中國哲學史教學與科研實踐中對歷史辯證法的深切體認和總結出來的規律性認識，對該學科的建設發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這與你說的“守正創新的典型體現”大概是同一個意思。

三、道法自然：從憂患意識到曠達人生

楊海文：不管怎么說，做學問仍是讀書人一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2011年3月給您填寫“廣東省首屆優秀社會科學家”申報材料，統計了您在中大近年來定級為1A、1B期刊的發文量：《中國社會科學》1篇、《哲學研究》8篇、《中國哲學史研究》6篇、《中國哲學史》3篇。您發表過那么多的頂級期刊論文，卻又常說自己寫的是“門票文章”。這也應該體現了您的哲學觀吧？

李錦全：這個問題仍與讀書有關。我的中學時期比較特殊，一共上了十年。因為日本人打進來，所以有四年沒有上學，就關起門來自己讀書，讀的書比上學還多，影響了一生。我這輩子不運動、不娛樂、天天看書的習慣，就是那幾年養成的。我看書也不選擇，能讀就看，來者不拒，兼收并蓄。人們說要看好（正能量）書，我不是這樣。我讀的《紅樓夢》，是東京出版的本子。十五六歲時，我編過《紅樓夢》人物關系表，長達好幾米，搞清了書中究竟有多少人物。我用毛筆標出性別：黑色是男的，紅色是女的。前幾年，我把這張手繪的表以及大部分藏書捐給了學校圖書館。

與同輩人相比，我的文章發得比較多。我1984年至1989年做系主任，不管時間如何緊張，大概每個月發一篇論文。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我寫文章，只要資料、思路這兩樣東西弄好了，就開始寫。關于資料，我平時有所準備；關于思路，心中有數就行。我寫文章是不打草稿的，沒有初稿、二稿、三稿。寫完看一遍，如果有錯字，就改一改；如果沒有，就算寫完了。我的文章是用復寫紙寫的，一式兩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參加會議。八九十年代的學術會議特別多，你請我，我都去，來者不拒。我參加過七八十次會議，一般是開這個會，就寫下一個會的論文。臺上開會，我在臺下思考我的問題，外在環境影響不到我的思考。會上誰要我的文章，我就給誰，哪有什么C刊、頂級期刊的概念？如同進公園要買門票，參加學術會議總得交篇文章，我就調侃我寫的論文是“門票文章”。

很多人覺得自己的文章了不得。我沒有文章自貴的想法，也并不看重這些“門票文章”。人家對它們怎么評價，我不關心。無論說好還是說壞，都隨人家去說。我的10卷本文集收的最后一組詩是2015年寫的《門票文章自嘲十詠》。第一首說：“門票文章亦自由，任隨漂泊任沉浮。學無繼統難成器，語不驚人也便休。住世未曾離舊俗，此生安得入清流。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第十首說：“門票文章已過時，教壇半紀愧為師。喜迎后輩超前輩，又見新詞換舊詞。秋月春花皆過了，行云流水欲何之。人生本是如朝露，造化回歸莫太遲。”它們寫照了“門票文章”與我的哲學觀之間的關聯。

楊海文：這次訪談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試圖從如何做一位學者的角度，更準確地把握您的哲學觀。我揣摩它有兩層更具體的含義：一是率性地做好自己；二是隨和地對待他人。大致說來，前者強調憑興趣讀書是學者“學而優”最大的樂趣，后者強調不為難他人是學者“優則仕”起碼的操守。您剛才講的涉及第一層含義，如何領悟第二層含義呢？

李錦全：舉個例子，以前開學術會議，住房分三六九等。1978年中國哲學史學會在太原成立后，組織去大同參觀云岡石窟。晚上到達大同，晝夜溫差大，比較冷，人們站著冷風里，等待分配房間。中大去了四個人，丁寶蘭（1919—1988）是教授，我是副教授，吳熙釗與馮達文是講師。按規定，教授一人住一個房間，副教授兩人住一個房間，副教授以下的四人住一個房間。我對接待人員說：我們剛好四個人，給一個房間算了，我們不計較。他說不行，一定要按招待標準來。結果，我們四個人分到三個房間住了。規章制度作為一種權力，為什么就不能靈活運用、與人方便呢？

現在有不少教授爭著當處長，覺得有權力、很威風。楊榮國當年對我說過：“系主任是兼職，應該是教授兼系主任，不能說系主任兼教授，因為教授才是本職。”他一直以教授自居并重視學術成就，做系領導后只是把握大方向，具體工作則由兩位副手打理。1978年起，劉嶸當副校長兼哲學系主任，我是副系主任，實際主持工作。凡是大事，我向他匯報；而一般工作，我就直接處理。我接下來做系主任的那幾年，只在評職稱、授學位的時候簽個字。另外有兩個副系主任，胡景釗管教學，葉汝賢（1936—2009）管科研。既然分工給人家，就要尊重人家。人家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從不干預。因為一干預，矛盾就來了。至于一般的事，辦公室同意就行了，不用找我。當時辦自學考試，課酬高，好多人爭著上課，我一次也沒有上過。有人問哲學系的自學考試掙了多少錢，我說不知道，因為我沒有拿過一分錢。任何人只要把權力、金錢看輕一些，就不難隨和地與人相處。

楊海文：在我看來，您的哲學觀既有方便說法，它是指“憂患意識、曠達人生”；又有究竟說法，它是指“道法自然”。這是因為您的詩文常常提到“道法自然”。1995年，您說：“老實講，我并不很推重儒家，也并未刻意去追求哪家風范，我只是習慣平平淡淡地生活、做學問，不太在意身外的東西。這樣說來，我想我的思想人生態度基本上又算得是道家的，我是道法自然。”1996年，您說：“笑傲塵寰七十年，湖山又見散游仙。非關入世超流俗，且往尋根是宿緣。大地蒼茫誰是主，人情幻變孰為先？休言造化知無限，樂道終歸法自然。”無論“道法自然”還是“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都是優入圣域的人生至境。所以，李宗桂教授為您的10卷本文集寫序，用的標題是“道法自然，止于至善”。在您這里，雋永的哲學觀與豐富的人生是一而不二、互為一體的。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會讓我們受用無窮。您是中山大學哲學系復辦60周年自始至終的親歷者、見證人，這次學術訪談恰逢其時，因此具有特別的意義。您作為老系主任，又是中國哲學博士點的創始人，最后懇請您對承前啟后的新一代哲學學人有所寄語。

李錦全：我念一念《〈思空齋詩草〉及其續集》中的兩首詩。第一首是為2000年復辦40周年寫的：“四十迎來不惑年，星光燦爛耀南天。切磋學侶來三五，培養生徒過百千。哲理精研生慧果，文風累洽聚時賢。自慚才薄難為繼，久歷征途望息肩。”第二首是為2010年復辦50周年寫的：“中山遺澤在斯民，道脈承傳啟后昆。復辦哲壇非復舊，迎來學侶是迎新。百家探索求明理，半紀辛勞為育人。今日群賢齊聚會，同歡華誕樂嘉賓。”作為相伴哲學系60年的老教師，我新寫了《中山大學哲學系復辦六十周年賀詩》：“六十周年一甲子，哲壇復辦欲何之？愿隨國運開新運，應解今時勝舊時。世界文明爭進步，中華傳統育繁枝。后起諸君需努力，根魂固鑄莫遲疑！”這次疫情期間，我讓你看了張立文的一篇文章。他說：“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中國的哲學，氣傲煙霞，勢凌風雨，反思縱橫，中得心源，鉤深致遠，唯變所適。它將中華文明智慧的曙光，照射在哲學史上，使東方智慧之愛，尤為鮮艷燦爛。”作為從事中國哲學研究60年的老教師，我借用這句話與繼往開來的哲學后生們共勉。

來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文史情懷·守正創新·道法自然——李錦全教授學術訪談》2020.6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