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天恰逢“國際不打小孩日”。該提議1998年由美國一個反體罰組織提出，以宣傳反體罰觀念，提倡正確的家庭教育。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學校、幼兒園、托兒所的教職員工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不得對未成年人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本文通過綜述國內外有關童年逆境經歷創傷的研究，指出打小孩不僅是公共衛生問題，還直接影響下一代的健康發展，不利于建設生育友好社會。

3月25日，威海5歲男童被生母及其男友毆打致死一案開庭。據起訴書顯示，因為孩子晚上睡覺晚，兩人曾商量“狠狠打一頓”以管教孩子，多次毆打孩子面部及胸腹部，最終導致孩子因肝臟破裂及多臟器出血休克死亡。檢方以故意殺人罪追究男友石某某責任，以故意傷害罪、開設賭場罪追究生母陳某責任。

在我經營的一家女性書店里也遇到過打孩子的事情。書店監控錄像顯示，一個中年男子和一個常來書店的六年級女孩沒說幾句話，就突然暴怒。他從花盆中抽起一根支撐花莖的竹條就開始抽打她，打了差不多快十下，邊打邊吼罵。女孩躲在角落里哭著說：“你冷靜一點，冷靜一點。”第二天當我從錄像中發現了這個情況，我震驚了——我們書店有明文規定“本店不許打小孩”，尤其是女孩，竟然有人在公共場合貿然行兇。

我知道，在公共場合遇到未成年人遭遇侵害，每個公民有強制報告的義務。2020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國家監察委員會、教育部、公安部等九部門聯合出臺《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規定發現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必須強制向公安機關報告。2021年6月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將該制度納入，正式實施。規定要求，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及工作人員，包括中小學、幼兒園、校外培訓機構、未成年人校外活動場所等教育機構及校車服務提供者，托兒所等組織和機構，有“強制報告義務”，在工作中發現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臨其他危險情形的，應當立即報告。

經過多方打聽，我最后確認打人者是女孩的爸爸，但女孩媽媽的態度顯然是認同爸爸的。事情已經過去一天了，女孩的后續情況不明，如果回家之后一家人又和和氣氣了，我現在再去報警還會被受理么？

據一位深圳一線社工介紹，社區中打孩子現象屢見不鮮，最嚴重的，有被奶奶用開水體罰的男孩，燙傷一整條胳膊。但因為沒有達到輕傷的程度，很難立案。像我遇到的這個“竹條炒肉”事件，估計就更難立案了。

而且，報案之后，會不會導致家長反而更嚴重地懲罰女孩？我曾經護送一個遭遇霸凌而躲進書店的青春期女孩回家，和她奶奶說明來由后，奶奶當著我的面，抄起門口的拖鞋就打了過去，邊打邊說“為什么不欺負別人就欺負你？你到底做了什么不要臉的事？”這件事讓我知道，只要受到傷害的孩子沒有人身保護令、不離開家，社會壓力一旦給到家庭，一定還是會轉嫁到孩子身上，不僅有身體上的暴力，也會有言語上的羞辱，尤其是對女孩。

體罰裹挾著心理攻擊，是身心暴力。帶來的不僅是身體損傷，也包括情感創傷。

為了避免報警給女孩帶來傷害，我必須更謹慎一點。我試圖征求當事女孩的意見，但一直聯系不到她，我只能向我認識的曾因挨打報過警的女孩了解情況。

根據她的經驗，她報警后調解環節沒有女警到現場，也會被說：“如果你父母因為打罵你，你把他們送進去了，你弟弟妹妹怎么辦？”挨打后手臂上的血印子也讓她感到羞恥，不愿意在報警的過程中給更多人看到。說起這件過去很久的事，這個15歲女孩的情緒還是難以平靜，這段糟糕的體驗對她來說是童年的不良經歷。她擔心我報警之后，這兩天在書店挨打的女孩會和她遭遇一樣的事情。

最終我選擇了放棄。強制報告的目的應該是從身心兩方面保護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在報告的過程中，目前還無法讓當事人免受心理攻擊，我選擇放棄報告，阻斷二次傷害。

好在沒過幾天，這個在書店挨打的女孩又出現在了書店，跟什么都沒發生一樣。我心里的石頭暫時落了地。

童年逆境影響終身健康，尤其是女性

在中國人的家庭文化中，“不打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觀念依然根深蒂固。除了非常嚴重的肉眼可見的致死致殘的情況，國人一般都會覺得孩子挨打挨罵是小事。

事實并非如此。體罰不僅傷身，還會傷腦。早在2003年出版的第一套《全年齡全方位的科學性教育》叢書之《嬰幼兒科學性教育》（劉芳，2003）一卷中就記錄了一個打屁股傷腦的例子，爸爸打兒子，因臀部突然受力，通過脊柱傳導至環枕關節，使得頭顱受到脊柱和外力的擠壓，導致腦干損傷，原本活潑靈動的孩子，突然出現反應遲鈍、嗜睡的癥狀，最終開顱后才發現，孩子腦干左側小腦橋腦角處出現黃豆大的血腫。

以體罰為代表的童年逆境經歷（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也稱為“童年不良經歷”)，帶來的創傷不僅存留在顱底，也會長期停留在心理上，甚至通過表觀遺傳改變基因表達。

這并非無中生有。美國內科醫生文森特·費利蒂（Vincent Felitti）和流行病學家羅伯特·安達 （Robert Anda）等人于1998年首次系統性地將童年逆境經歷與成年后的多種健康問題聯系起來。這項研究基于17421個生活在美國富人區的成年、高教育水平的白人樣本，1998年發表于《美國預防醫學雜志》，后續跟蹤研究15年。研究發現，童年逆境經歷與肥胖、藥物濫用、抑郁、心臟病、吸煙、酗酒、癌癥及慢性肺病等高風險健康行為和疾病密切相關。超過25000項后續研究驗證了這些結論，確認童年逆境是全球公共衛生中的重要議題。

童年逆境經歷是通過長期慢性壓力引發“毒性應激反應”，導致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PA）軸和交感-腎上腺髓質（SAM）軸的功能失調，產生炎癥反應，進而損傷免疫系統和精神健康脆弱（哈里斯，2020）。

（表格譯自美國疾控中心網站）

美國疾控中心將童年逆境經歷分為十大主要類型（上圖），每符合1類算作1分，最高分10分。費利蒂醫生和安達醫生的研究發現，分值2分以上者，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2倍，4分及以上的人患心臟病、癌癥的概率是零分者的2倍，分值超過7分的人比其他人患缺血性心臟病的概率高3.5倍。

兒科醫生娜丁·伯克·哈里斯的研究表明，童年逆境經歷導致兒童皮質醇水平升高和海馬體縮小，顯著增加肥胖、學習及行為障礙的風險，并使女孩在青春期更易出現性行為異常。費利蒂等人（1998）和娜丁（2020）的研究表明，童年逆境使青少年長期處于高壓環境中，導致大腦發育受損，學習成績下降、社交困難，并通過暴飲暴食、物質濫用等不健康行為尋求安慰。家長對這些問題進行嚴厲管教或錯誤診斷，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加重了創傷，最終導致肥胖、焦慮、抑郁等嚴重且不可逆的健康問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經過20余年的補充研究，美國疾控中心確認的童年逆境經歷類型最新版本中，增加了1類“藥物濫用”，以及其他相關的逆境類型，包括：霸凌、社區暴力、自然災害、難民營或戰爭體驗、目睹或體驗恐怖主義者行為（下圖）。

圖源：https://www.cdc.gov/aces/media/images/Types-of-ACEs.png

研究已知，童年逆境經歷可以從七個方面改變兒童大腦（唐娜，2021；哈里斯，2020）。近年的研究更加清晰地揭示了童年逆境經歷與基因表達的關系。2024 年 12 月，哈佛大學Lussier等人在《自然-精神衛生》發表的研究發現，逆境中的兒童DNA甲基化變化與抑郁癥狀增加相關，特別是在3-5歲敏感期遭遇逆境的兒童，后期患抑郁癥風險加倍。

近年來中國本土的童年逆境經歷的循證研究也逐漸增加。

Lin等人（2021）基于11972名45歲及以上中國人發現，童年逆境經歷分值超過4者罹患肺癌、肝癌和腎病的風險顯著增加。

多項針對青少年的研究表明，童年忽視和虐待與自傷行為、焦慮及抑郁密切相關。陳雁如等人（2019）在安徽、廣東、云南、黑龍江和湖北等省對14162名中學生調查，發現童年忽視和軀體虐待是農村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的重要危險因素。卜鈺等人（2017）對北京大興區和海淀區797名兒童進行問卷調查，指出經常遭受撫養者辱罵、威脅或漠視的兒童自尊發展受阻，導致社交焦慮。侯佳璐等人（2022）的研究顯示，童年創傷與青春期抑郁存在正相關關系。譚紅秀等人（2023）在廣東韶關市對3250名中學生調查發現，童年情感虐待不僅直接增加青少年自傷行為的概率，還通過焦慮間接影響自傷行為，且情緒表達抑制調節了情感虐待與焦慮之間的關系。

童年逆境經歷對青少年的影響，也存在性別差異。

2017年，上海對1700名10-14歲學生進行研究（Zuo等人，2021），結果顯示，童年逆境經歷與校園霸凌顯著相關，且童年逆境經歷分值較高的女孩更易遭受校園暴力。

一項國家社科基金支持的研究（萬國威等，2022）顯示，遭遇過童年逆境的女孩受到的心理創傷更為明顯。該研究在全國8個省對2409名農村男童、2534名農村女童進行調查，發現中國農村兒童普遍經歷過軀體和情感暴力，男童比女童遭受到更多的家庭暴力行為，但女童更易出現抑郁。這個研究也證實，在世界范圍內有關“女童創傷后負面情緒高于男童”的結論，在中國也有所體現。

童年逆境之所以對女性在心理上的影響更明顯，這可能與童年逆境經歷分值較高的女性表現出前額葉皮層和杏仁核之間的聯系較弱有關。

德國Christine Heim等人今年1月發表在《神經病學年鑒》上的一項研究顯示，童年不良經歷會在神經生物學層面留下持久影響，改變內分泌和免疫系統。該研究發現，童年遭遇嚴重壓力或創傷的女性，在年輕時大腦總灰質體積較小，成年后皮層下灰質體積反而增大，隨年齡增長，她們的大腦萎縮速度更快。

有過童年逆境經歷的母親，可能將創傷傳遞給下一代

有過童年逆境經歷的母親，也可能通過生育和家庭養育將童年逆境經歷創傷傳遞給下一代， 例如van den Heuvel（2023）研究發現在兒童期遭受虐待程度較嚴重的母親所懷的胎兒，杏仁核與左側前額葉皮質和左側前運動皮質的連接性相對較高，而與腦干、右側前運動皮質的連接性相對較低（劉娟等，2024）。

童年逆境經歷帶來的身心問題，不僅給個體和家庭帶來痛苦，也給世界各國造成巨大的經濟負擔。一份研究顯示歐洲由童年逆境經歷造成的年度總損失值約為5810億美元，北美該數值約為7480億美元，童年逆境經歷流行率降低10%可能等同于每年為城市治理節省1050億美元（Bellis，2019）。

美國已將童年逆境經歷納入流行病學調查管理體系，疾控中心從2009年開始收集多種童年不良經歷的流行率數據，作為其“行為風險因素檢測系統（BRFSS）”的一部分，這個建立于1984年的系統，通過每月連續電話詢問調查，收集18歲以上美國人與疾病發生、發展或死亡有關的行為危險因素資料，包括吸煙、飲酒、缺乏鍛煉、不良飲食、不使用安全帶等，并使這些行為危險因素資料為公共衛生及疾病控制的計劃、措施服務。

美國從2009到2020年收集童年逆境經歷的州。圖源：https://pacesconnection.crowdstack.io/g/state-aces-action-group/blog/behavioral-risk-factor-surveillance-system-brfss

童年逆境經歷，已經不僅僅是神經遞質受損的神經生物學和童年逆境經歷引發的慢性病問題，由于女性在生育和養育上承擔關鍵角色，也是關系到優生優育的人口問題。同時，童年逆境經歷間接帶來的青少年犯罪、低收入、就業困難等社會風險，已成為城市可持續發展中的棘手內容。

創傷知情的社會支持是最好的“解毒劑”

童年逆境經歷本身并不是一種疾病，而是影響健康的風險因素。它增加了成年后患上多種精神健康問題（如抑郁、焦慮、創傷后應激障礙等）的概率，并通過有毒的心理應激反應，顯著提高肥胖、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病風險。

目前沒有專門針對童年逆境經歷本身的藥物治療，主要通過藥物干預或心理治療，來應對其導致的具體癥狀和精神疾病。例如，通過創傷聚焦認知行為治療（Trauma-focu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TF-CBT）、EMDR眼動脫敏療法、SE身體經驗創傷療法、DBT辯證行為療法、基于依戀理論的PCIT親子互動療法、接納與承諾療法（ACT）與正念減壓、心理動力學治療與敘事治療、家庭治療和團體治療等方法，都能有效處理童年逆境經歷引發的心理創傷。

只有有效識別童年創傷，才能精準治療。如果普及童年逆境經歷評估，我們就能根據識別出的童年逆境經歷分值，對青少年抑郁癥患者或成年肥胖病患者，進行有針對性的護理和治療。開展體重管理三年計劃，也可以試著先評估一下減重者的童年逆境經歷分值，或許能提供更加個性化的減重方案。

美國疾控中心給出的創造積極童年的六種途徑。圖源：https://www.cdc.gov/aces/media/images/We-Can-Create-Positive-Childhood-Experiences.png

童年逆境經歷還是一種來自人際關系的創傷。要預防和干預，我們需要建構良性互動關系，提供安全快樂的養育和社會支持環境。健康的母親、融洽的家庭關系、穩定且體面的家庭收入、保護性的養育環境、安全且支持性的社區，都可以幫助創建積極的童年經歷，盡早干預。

家庭內部的關系壓力也來自于社會，我們還需要增強青少年的社區參與和社會情感發展。需要在社區、組織和系統層面，需要建構一個全面“創傷知情”的社會支持體系來做童年逆境經歷的“解毒劑”。具體建議如下：

1.從城市到農村，在醫院及社區門診普及童年逆境經歷篩查，盡可能早地預防和避免童年逆境對發育中的大腦的負面影響。

2.提升“童年逆境經歷”引起的心理創傷救治相關專科服務能力，加強相關專業人員培訓。

3.加強“創傷知情”的公共健康教育，提升童年逆境經歷的識別和干預能力，同時也要避免對“童年逆境經歷”的標簽化、污名化的負面影響。

4.構建完善的“創傷知情護理（Trauma-Informed Care，TIC）”社會支持體系，提升醫療、精神衛生、家長、學校教師、公安、司法、社會服務、社區等多個社會部門的“創傷知情”敏感度，避免在工作中對有創傷史的童年創傷“攜帶者”，帶來二次傷害。

比如，一個創傷知情的性教育課課堂，老師應該具備創傷知情的敏感度和識別童年創傷的能力，以避免在男女同上的課程內容上，讓有過童年被異性性侵犯經歷的學生的心理創傷被激活，帶來應激反應。不論有過這樣經歷的學生是男還是女，若出現創傷激活的情況，老師也有能力及時識別和干預，避免更負面的影響發生。

5.立法讓“打小孩”入刑，全面禁止各種類型的體罰。

在立法方面，目前最大的阻礙有三點：首先是觀念上存在盲區，認為打小孩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情，就如同過去認為打老婆是家務事一樣。其次是量刑標的過于寬松，目前我們在身邊見到的很多對青少年身心帶來嚴重傷害的體罰行為，卻并未達到目前法律上可界定為“輕傷”的程度。我們都知道不能虐待兒童，但體罰要達到多少次以上，才能算得上是“虐待兒童”，目前沒有明確的界定方法。第三是童年逆境帶來對大腦和心理上的傷害，可能需要延續多年才能浮現出來，缺少對心理傷害指標進行有效評估的方法和工具，也給量刑帶來困難。

香港法律在打小孩這件事上的法律立場非常明確，香港法例第212章第27條《侵害人身罪條例》規定“任何人故意襲擊、虐待、忽略、拋棄或遺棄由他所管養、看管或照顧的16歲或以下的兒童或少年人，而導致其受到不必要的苦楚或健康損害，均屬刑事罪行”，或可成為我們將打小孩行為“入刑”的司法參考。

沒有優育，談何優生

從創傷知情的意識提升到創傷知情的社區治理，要做的事情還很多。我在深圳一個城中村中經營的女性書店，兩年多來接觸最多的是14-16歲的青春期女孩，她們大多數都經歷過或者正在經歷著1種以上的不同類型的童年逆境。有的在小學因遭遇黃謠導致中度抑郁，有的遭遇同齡人街頭霸凌，有的厭學退學，有的過早成人化……我親眼見過她們身上的傷痕，聽過她們的傷心故事，這讓我更加深信童年逆境經歷的研究并不是天方夜譚，而是真實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家庭和孩子身上，影響著她們的健康和生活。

作者的社區書店門口貼著“本店禁止打小孩”。任玨攝

我的書店并不能幫助她們徹底擺脫她們的處境，但是當她們遭遇家暴無處可去的時候，或者在遇到街頭霸凌的時候，可以來書店躲一躲。當她們抑郁、內心痛不欲生的時候，我可以陪她們聊聊天，哪怕是說說八卦，都能幫她們疏解一些大腦中的童年逆境經歷毒素。

在非洲部落有一句諺語：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養育一個孩子，要舉全村之力。）這說明養育關系并不僅局限于家庭內部，也包括社會層面的“社會支持型養育關系”。

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目標，并不是讓每個女性成為生育機器，而是為了實現每個家庭優生優育的福祉。從童年逆境經歷視角來看，如果沒有優育，女性生育力（不論是生育意愿還是生育能力）可能早在其童年和青春期階段就已因為體罰和心理攻擊受到了損傷，很難支持優生。要形成生育友好社會，就從禁止打小孩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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