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印刷術的發源地，印本圖書的出現可追溯至隋唐時期。然而，有關印刷術的史料零散且不成系統，傳統文獻學長期以目錄版本校勘考據為主要范式，致使刻本記載成為印刷史研究的單一維度。民國時期西方印刷觀念的引入打破了這一局限，而近年來的研究更將印刷史拓展至出版史、書籍史與閱讀史的交叉領域。

《建陽刊刻小說與地域文化關系研究》，涂秀虹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9月版。

值得關注的是，當前研究已超越對書籍制作技術史與經濟史的平面化討論，深入探索書籍與文體演變、讀者接受之間的社會文化互動機制。

印刷史進入文化史研究領域，尤其是閱讀史研究的開拓后，學者們開始關注地方性刊刻活動與文化、商業的深層聯系。西方學者在這方面陸續推出許多研究成果。

例如，羅伯特·達恩頓通過《啟蒙運動的生意》揭示了書籍生產與知識傳播中的商業網絡；羅杰·夏蒂埃在《書籍的秩序》中探討了書籍物質形態與閱讀實踐的社會文化意義；伊麗莎白·愛森斯坦的《印刷術作為變革的動因》強調了印刷技術對知識傳播的變革性影響；何谷理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出版與文化》則深入分析了明清時期出版業與文人文化的互動。

中國學者同樣在此領域有所開拓，早期如張仲民的《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從書籍史角度探討了晚清知識傳播與社會變革的關系；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聚焦于地方性刊刻活動對知識下沉與普及的推動作用。

近年來，一些學者不甘于傳統的書籍史書寫以及分割式的地域性研究，試圖運用新的、跨學科的研究方法開展閱讀史相關研究。

例如，錢禮翔運用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和QGIS制圖軟件，從而直觀地厘清書船的地域分布，“明清商業出版共58家，主要分布在5個城市。其中，南京最多，共31家，建陽12家，杭州7家，蘇州6家，徽州2家”。他還通過制圖展示明清書船活動城市的地域分布，分析書船貿易與商業出版的關系網絡后得出結論：“書船活動的地域分布表現出‘大中心’‘范圍廣’的特質”。

最后，他認為：“書船地域分布與商業出版地域分布形成的關系網絡具有鮮明的正相關性特點，兩者高度相互吻合、相互滋養，且圍繞太湖流域分散開來”。這樣的研究顯然有助于打破地域分割：形成較為綜合性的結論。

《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

從目前的閱讀文化史研究中還可以發現一些問題，如精細收集史料的同時，在中國文本審美分析方面卻偏于粗疏；跨學科研究雖部分解決了地域分割的弊病，但學科分割卻未能解決，如何針對本學科關心的問題進一步深入提出并解決問題是推進學科認識的有效路徑。針對這些方面，部分學者做出了有益的嘗試。

如路善全在《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陽書坊傳播生態研究》中運用傳播生態學理論深入探討了明代傳播生態背景下建陽書坊盛衰演變過程和原因；李致忠在《建陽刻書研究》中指出，建陽刊刻小說在內容上多迎合市民階層的閱讀趣味，這種“通俗化”傾向雖推動了小說的傳播，卻也使其在精英文化圈中未能獲得足夠的重視。

涂秀虹新著《建陽刊刻小說與地域文化關系研究》（以下簡稱《建陽刊刻》）是其在長期研究建陽刊刻出版業的基礎上，特別是在2017年完成國家社科基金的《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之后，在時間上從明清拓展到宋元明三代，在范圍上聚焦于小說這一文體。

《敘事藝術研究論稿》

跨學科研究的視野建立在豐富的史料收集與運用之上：而重返文學學科的目的在于回答本學科關心的核心問題：任何一種文體都有其獨立的文體史，有其自身獨特的孕育、生成和流變的歷史過程，中國小說亦如此。

涂秀虹試圖回答的是：中國小說在其生成歷史中，如何受到印刷出版的影響？如何與印刷史進行深刻的互動與交融？

《建陽刊刻》一書旨在回答這些問題。作者以建陽刊刻小說為切人點，探討建陽刊刻與地域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為理解建陽刊刻業的興衰歷程及其對中國小說發展的貢獻提供新視角。

本書架構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以朝代更迭為時間線索，細致梳理建陽小說刊刻的發展軌跡。在宋代章節，通過深度挖掘《醉翁談錄》等經典文本，分析閩北地區深厚的文教傳統如何在小說編纂過程中留下深刻印記，揭示地域文化與小說創作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元代部分著重探討書坊業與福建科舉教育、說話藝術之間的共生關系。

作者認為：在元代，書坊不僅是書籍生產和銷售場所，更是文化傳播和交流的重要平臺。在明代章節則從商業化出版視角出發，深入剖析建本小說在版式創新和題材選擇方面呈現的地域特征及其形成機制。

明代是中國古代出版業黃金時期，建陽作為重要出版中心，在市場競爭推動下不斷進行版式創新和題材拓展。建本小說在題材上更貼近大眾閱讀需求，使其在明代出版市場占據重要地位。這三章通過對不同朝代的深入分析，共同揭示建陽刻書業是如何依托地方豐富的文教資源，推動小說傳播和發展。

下編運用類型學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建陽書坊對講史、神魔、公案三大小說流派的塑造影響。

《增訂建陽刻書史》

在講史小說研究中，重點分析當地史部文獻刊刻傳統與“按鑒演義”編撰模式之間的緊密聯系，探究講史小說如何在繼承中國史學傳統基礎上創新和發展。

神魔小說章節致力于挖掘閩地多元宗教生態與神怪圖書出版之間的內在關聯，揭示宗教文化在神魔小說創作中的重要作用。

公案小說部分聚焦于法律文書刊行傳統與小說之間的相互影響，特別強調余象斗等書坊主通過對法律文書的整理和改編，推動了公案小說類型發展。

《建陽刊刻》一書不僅對建陽刊刻史料做了進一步的挖掘與收集整理，更為深入理解中國小說文體生成過程中的地域影響。該書在開拓中國古代小說閱讀史的對象與方法方面，提供了基于地域文化視角的全新研究范式，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古代小說閱讀史研究的維度與深度。

一、整合的史料與有效的闡釋：地域文化視域下闡釋對象的精準錨定與適配邏輯

閱讀史剛開拓時期主要關注的是書籍史。

例如，包筠雅的《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主要探討刻版工藝、生產流程、流通渠道和消費情況等。尤其著重研究生產技術變革與傳播媒介多樣化對書籍消費產生的根本性影響。部分閱讀史在綜合研究方面成績較為矚目。

《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

例如，徐雁平的《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其研究路徑既遵循傳統文獻學的脈絡，又融合西方書籍史研究的成熟范式，為學術研究開辟了新視角。近年來，閱讀史進入小說史研究領域后，研究者更加關注的是讀者的反應。

例如，李根亮和李萌昀等。他們認為，脂硯齋等人是《紅樓夢》最早的一批讀者。其中，李萌昀在《當人物成為讀者——閱讀史視野下的脂硯齋批語》一文中根據脂硯齋的閱讀情況，指出脂硯齋作為當事人，其批語創造了2種《紅樓夢》閱讀范式。

論文還指出，辨析當事人和普通讀者的立場區別，厘清“脂批”關于《紅樓夢》閱讀的洞見與偏見，有助于推進對《紅樓夢》的研究。雖然此類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成功案例，但在閱讀史視域下中國古代小說接受研究的方法范式以及研究導向方面，還未作出更進一步的推進。

閱讀史未能進一步推進可能源于史料上的困擾。不管如《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一書努力去挖掘日記、題跋、筆記等豐富史料，或者如《當人物成為讀者》一文專注于以脂硯齋為中心的研究，都顯示讀者反應的史料收集上面臨的難題，即由于時代久遠，許多如今在閱讀史看來重要的材料，當時并未被有意識地保存與保護。

《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

即便如包筠雅能收集大量民間文獻和實物資料，但在統計當時書坊數量與出版商時也只能表示僅僅是“概貌”。古籍版本留存于世本就困難，更不用說與內容關聯不大的其他信息了。

所以，在當下的古代小說閱讀史研究中，史料的鑒別、整合與運用成為非常關鍵的問題。

即使是聲稱整合了書籍史、文化史、技術史、心態史、學術史等多重視角的《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一書，在女性與閱讀等方面的考察與研究也始終存在一定困難，那些基于讀者反應的閱讀闡釋，一般只能選擇如《紅樓夢》《水滸傳》等經典小說。

對于浩瀚的古代小說而言，其覆蓋面不夠廣泛，并且經典小說在流傳中的變化與整體小說史的變遷往往不一致，所以這些闡釋很難說明中國古代小說的文體變化。

如何整合有限史料并加以嚴格考證是古代小說研究一個最基本的學術要求。《建陽刊刻》一書在史料整理方面較為嚴格。

如處理羅燁《醉翁談錄》時，針對版本問題，書中多方考證說明，“羅燁《醉翁談錄》孤本存于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本即據此本影印”。

《醉翁談錄》

雖然版本有限，但她通過考證書中和刻版的慣例，一步步推出該小說的起源地，書中如此闡述：“《事林廣記》元代的三種刊本中：西園精舍刊本未見，所見至順（1330—1333）建安椿莊書院刻本與后至元六年（1340）建陽鄭氏積誠堂刻本（圖二）之影印：其版面款式都和《醉翁談錄》相同：卷首之標題、卷數、作者等內容的排列和款式相同，文中類目或篇目也多以橢圓形墨底白字（陰刻）標識，其字體也大體相同。宋代刻書字體有其明顯的地域特征：浙本多歐體：蜀本多柳體：建本多顏體。元代建本仍沿襲顏體風格的字體。”

從刻字風格的橫向對比出發，得出版本信息是讓人信服的，同時書中還與同期一些版本的刻字風格進行對比：“在《四部叢刊》《續修四庫全書》《中華再造善本》等大型叢書中，能看到不少閩刻本與《醉翁談錄》的版面款式相類似，其中的花魚尾和近于顏體的字體尤其獨特而顯眼，與其他地區的刻本風格判然有別。”多方收集、對比才能使史料貼近歷史的真實，成為可靠的證據。

在書中，涂秀虹把這些史料與具有廣泛代表意義的小說史問題相聯系。然而，小說史如何選擇對象是必須十分慎重的，即闡釋對象的選擇必須大小合適。

如前文所述，倘若得出的結論太大，比如將較具地域性的《醉翁談錄》強行聯系整體的文學地理學，得出中國小說由南至北變遷的整體判斷，這個結論就有可能顯得空疏，概括性不強；倘若對象太小，那么代表性就不強，如對《醉翁談錄》一小說而言，其僅能反映一個地域甚至只有一個小地區的小說發展情況。

《元明小說戲曲關系研究》

因此，闡釋對象的精準錨定與適配顯得尤其重要，當然這也依賴于研究者的慎重與克制。正如涂秀虹在細讀《醉翁談錄》后，慎重地認為：“《醉翁談錄》編者羅燁未必具備對說話藝術或小說藝術作理論總結的意識，但他在概述‘舌耕’的藝術特點和題材分類后，選擇了不同時代的作品分門別類編錄，卻有似于當前文學教育中文學史和作品選的意義。《醉翁談錄》的選編未必具備明確的理性分析意識，以當時的文學觀念和文學史認識水平來說，作品的選編未必能有時代性和地域性的考慮，但很巧的是，這些看起來像是偶然抄錄的作品卻如此具有時代和地域的代表性，從而使得這部《醉翁談錄》成為同時期同類編著中具有典型意義的小說類小型類書。”

雖然小說作者在創作時未必會刻意考慮時代和地域因素，但在作品的傳播與接受過程中，作者的本意并非唯一決定性因素。涂秀虹通過對有限史料的橫向對比，得出了較為嚴謹且令人信服的結論，她通過細讀文本，揭示小說與社會背景之間的聯系。

她指出：“《醉翁談錄》中閩地故事篇目所占比例，若不論篇幅長短而以篇數計，約占全書四分之一強；以卷數而論，閩地故事的卷數大約占全書一半，其中乙集卷一、丙集卷二、戊集卷一卷二全卷為閩地之事，乙集卷二、丙集卷一大約一半為閩地故事，其余各卷也間有閩地故事。而在閩地故事中，又以閩北（建州、昭武、南劍）的故事最多。”

《建陽刻本書目輯要》

由此，她推論：“《醉翁談錄》中大量的閩地故事，就是在這樣的敘事背景下產生的。毫無疑問，宋代文學敘事如此密集關注閩人閩事，正是因為當時閩地文化的崛起和閩地在全國重要的經濟文化地位”。

她將這單一作品的論述與判斷導向了全局式的結論：“《醉翁談錄》的故事選編所呈現的地域流變特點，與學界對文學史地理過程的規律性認識相暗合”。書中還認為：“《醉翁談錄》的故事選編不僅呈現了中國文學自唐前至宋代由北向南變遷的地理歷史過程，而且對文學地理的研究具有場景還原的文本內證意義。”

在探究《建陽刊刻小說與地域文化關系研究》一書時，我們可以鮮明地感受到其在地域文化視域下闡釋對象的精準錨定與適配邏輯的闡述。

這體現了研究者考察建陽刊刻小說時運用的科學方法和嚴謹態度，也揭示了地域文化與文學藝術的深層次互動關系。具體來講，文章精準錨定建陽刊刻這一特殊的出版現象同時適配小說這一重要文體。

這種錨定既是對研究對象的明確界定，也是對研究范圍的精準把握，保障了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并且，在闡釋適配邏輯時，文章詳細論述了地域文化對小說文體的發展影響，展現出地域文化對小說的塑造。

通過該研究，我們能認識到地域文化在何種維度與何種條件下，參與并改造了小說文體的變化發展。從方法意義上來看，該書還提供了一種如何處理既避免空疏又體貼文本細節的研究方法，為后續相關領域研究提供寶貴的參考和借鑒。

《謀利而印：11至17世紀福建建陽的商業出版者》

二、建陽刊刻與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演化：小說文體形成中刊刻的作用與意義

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以朝代為脈絡，精準地概括了中國小說的發展變化，對古代小說不同階段有著精確的把握。他擺脫了西方文藝體系里的“小說”判斷標準與文體類型，依據中國小說的文體演化特點，總結分析了六朝的志怪小說、唐代的傳奇、宋代的話本、明清的章回小說等小說類型的出現與發展變化。

然而，不同朝代小說文體如何演進，如六朝的志怪小說演進為唐代傳奇的承繼關系尚未得到梳理，傳奇到話本再到明清章回小說在文體演化方面的情況在目前仍然較為模糊。

《建陽刊刻》從“講史”入手，引出刊刻對從志怪到傳奇演變的導引作用。《建陽刊刻》稱：“梳理建陽葉氏、熊氏、楊氏等書坊刻書情況，以為講史小說編刊之背景。”

《福建通俗文學匯編·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在分辨不同書坊的刻書情況時指出：“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刊刻不久，葉逢春就得到刊刻信息，迅速跟進《三國志史傳》的編刊，并且父子具有繪圖的創意和才華，這得益于家族刻書深厚的文化底蘊。”

在梳理楊氏書坊的刻書情況時，該書也指出書坊中正史與小說并刻的特點：“楊氏書坊刊刻了《三國志演義》《水滸傳》以及熊大木《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全漢志傳》、余邵魚《列國志傳》、佚名《薛仁貴征遼傳》《皇明開運英武傳》等多種講史小說”。

在書坊看來，“正史”與“小說”實際上合二為一：并沒有區分何為“正史”、何為“演義”。二者在葉氏、楊氏書坊合而二為一的情況，從閱讀史的角度提醒并證明了中國古代小說史的演變有著獨特傳統，反映了中國古代小說史傳與小說性兼存共生的文本特征。

《建陽刊刻》一書不僅揭示了中國古代小說與史傳的合并傳承關系，還揭示了作為“正史之外的作品”的“雜傳”“雜史”與小說之間的文體互滲的關系，書中在考察熊氏書坊后指出，“熊氏刻書中還有不少小說戲曲，比如熊龍峰忠正堂編刊了《天妃濟世出身傳》《海游記》《西廂記》以及《張生彩鸞燈傳》等四種話本小說，熊云濱補版世德堂本《西游記》，熊仰臺刊《北方真武祖師玄天上帝出身志傳》，熊稔寰刻《新鋟天下時尚南北新調》等”。

在現有研究中往往強調的是古代小說與“史傳”傳統的文體互滲，卻較少注意到古代小說與戲曲等文體之間的互滲。

《精忠錄》

《建陽刊刻》從刊刻維度對文體互滲現象展開的再審視，其研究路徑具有雙重突破：既未拘泥于單一文本或斷代史層面的考辨，更未停留于個案式結論的推演，而是立足地域文化視閾對小說文體互滲機制展開系統性觀照，由此實現了從微觀實證到宏觀闡釋的學術進階。

比如書中說：“建陽編刊神魔小說的作者多為建陽及其周邊地區的文人，其中江西文人數量最多，這些文人大體都是科舉考試的失敗者，但是，往往文史知識涉獵廣博，同時為建陽書坊編輯經史類普及讀物和一些通俗讀物。所以，建陽書坊成為神魔小說的編刊中心，很重要也源于建陽及周邊地區文教發達。由于讀書士子眾多，而科舉考試的成功率非常小，大量的讀書人走向以文謀生的道路，在建陽，由于書坊的組織，當時已形成職業性小說作家群，在小說發展史上值得關注。”

《建陽刊刻》通過刊刻文本的生成機制的實證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小說文體譜系除卻顯性的“史傳”敘事傳統外，更存在被遮蔽的“神魔”潛流，這一文體形態學發現實現了刊刻研究與文學發生學理論建構的范式突破。

《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

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提出：“明小說兩大主潮：一講神魔之爭的；二講世情的。”《建陽刊刻》通過分析建陽書坊的地域特性，指出因世情小說受制于商品經濟規律制約而未能在建陽獲得大量刊刻。

然而，神魔題材卻依托閩地多元宗教文化生態構建起獨特的文本生產場域。正如《建陽刊刻》所說：“建陽書坊大量編刊的神魔小說與閩北及其周邊福建、江西、浙江地區的世俗宗教關系密切。福建與江西、浙江共處于武夷山脈連綿的群山之中，亦共生出獨特的地理文化。福建自宋代以來堪稱繁盛的宗教圖書是神魔小說編刊的重要資源，建陽書坊編刊的神怪類故事以及與宗教神魔相關的大量類書、通俗讀物也是神魔小說編刊的素材和背景。”

在刊刻背景下，古代小說的題材方面很明顯汲取了許多地域性宗教文化資源，在《建陽刊刻》中舉《夷堅志》例，說明《夷堅志》記載了大量英雄崇拜、名宦賢人崇拜而產生的人格神，這些人格神來源于社會各階層，有官吏，也有普通百姓。

這也說明了小說文體在形成過程中如何吸收地域文化資源，為此后明清小說在神魔方面的寫作提供想象的空間與書寫的資源。正如書中說：“受到《西游記》暢銷的激發，建陽書坊組織文人編撰神魔小說。但是，書坊文人不善憑空結撰，而習慣于在前代文獻中尋找素材，顯然，前代志怪小說以及建陽書坊所具備的前代刻書為文人編撰提供了便利。在志怪小說之外，宋元建陽刻書中的《新編連相搜神廣記》對明代神魔小說產生了最為直接的影響。明代建陽書坊編刊神魔小說按照《搜神廣記》的神仙譜系，幾乎是按圖索驥地編織出小說化的神魔世界。”

《新編連相搜神廣記》

傳統文體形態學研究往往陷入單維演進模式的認知，其經典范式聚焦于小說文類通過“資源吸附一形式純化”的線性發展軌跡——譬如強調從史傳母體中析出敘事基質，在“雜傳”向“演義”的嬗變過程中逐步確立以故事性為核心的文類自律性追求。這種進化論史觀遮蔽了跨文類互滲的多維動力機制。

以《夷堅志》福建書寫中的“人格神”敘事為例，其文本生成機制呈現出雙重性征，既賡續史傳“實錄”筆法的譜系規訓，又深度融合民間宗教的奇幻想象，這種古代小說的演進方式，確實是閱讀史與小說史結合后重點考察的對象。

《建陽刊刻》一書還通過認真考察不同書坊的出版特點，提出公案小說的出現與發展與當時實用的“訟師秘本”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一點是以前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史演變所忽略的。

確實，作為商業發展的書坊，其目的并不是為了創作小說而刊刻，而是以售書為起點，以知識傳播的源頭與讀者接受決定其刊刻書。

《建陽刊刻》一書非常精準而令人信服地提出公案小說與“訟師秘本”互滲的這一歷史。書中這么認為：“面向大眾普及司法知識的法家書，啟發和影響了公案小說的刊刻。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大量‘訟師秘本’的傳播，《廉明公案》的編撰直接吸收了暢銷的‘訟師秘本’。”

《廉明公案敘》

書中還指出，“以律例為基礎的法家書，與公案小說在敘事性上有其天然共性，并且皆以司法知識傳遞為重要宗旨，但法家書偏重知識，公案小說偏重敘事，兩者同流而分。以此出發，或能結合小說觀念和小說文體的發展過程，更為冷靜地思考小說的敘事性特點與相鄰文類的關系，能夠不囿于審美標準而客觀認識公案小說的多元價值。”

除了公案小說的實用性，書中還強調一些其他實用性文體對小說的滲透：“現存建陽刻書2000余種5000多部，其中小說108部共190多種本子，其余則為經史子集四部各類著作，而以教育類、知識性普及讀物為多。建陽是最早大規模刊刻小說的地區，也是明代刊刻小說數量最多的地區，但是，小說在建陽刻書中的占比相對也比較小，而且，建陽刊刻小說以普及知識的教化型作品為主，跟經史子集四部中的教育類、知識性普及讀物之間關系密切。其實不僅建陽，在江浙地區，乃至于全國，在小說刊刻最為繁盛的嘉靖萬歷時期，知識性因素仍然是小說傳播的重要因素”。

這種慎重的態度與中國古代小說發展歷史過程中的各類文體互滲、交雜認識不僅有助于突破中國小說發展史研究中的許多固有認識，對重寫小說史、建構符合中國古代小說歷史發展實際的中國式小說史也具有現實意義。

三、結語

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歷經范式迭代與方法論革新，已在理論架構與研究視閾層面臻于體系化。當閱讀史范式與本土小說文學生產機制產生學理交融時，其激發的闡釋張力不僅拓展了傳統文學史的問題，更催生出具有范式意義的學術增長點。

《福建傳統印刷圖鑒》(建本卷）

聚焦建陽刊刻這一書籍史經典命題，在既有研究深陷“史料決定論”之際，《建陽刊刻》展現出突破性學術價值：通過重構物質載體與文本形態的互文網絡，不僅揭示了出版機制對古代小說文體形成，同時，通過強調建陽刊刻的歷史貢獻，突破江南中心主義范式提供了方法論啟示。

此外，該書還開啟了接受維度開辟的“讀者反應研究”新路徑，即中國古代小說自產生起就展現出與人民群眾聯系緊密的特點。這促使小說不僅有娛樂的作用，還擔負著重要的教化與知識傳播功能，這些都是“中國式”的。

在“中國式”的古代小說文體發展史解釋框架下，《建陽刊刻》一書中還有許多值得進一步闡釋之處。

《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陽書坊傳播生態研究》

例如，書中提到，“元刊平話體制上有一個重要特點——插人詩詞，這當然可能源于說話藝術的底本，但作為出版物必然有文人編輯潤色之功，這與建陽書坊大量刊刻的詩集有很大關系。

特別是講史平話大量引用詠史詩，其中胡曾的詠史詩最受講史平話喜愛。建陽曾刊刻過胡曾《詠史詩》、周曇《詠史詩》等作品，講史平話大量插入的詠史詩，應該就是以此為參考的”。

小說中加入詩歌，有人認為是中國小說深受詩歌傳統的影響；也有人認為，這是“擬話本”的一種形式，說書人在表演時加入定場詩、人物贊等詩歌形式，便于記憶和講述，又增強了故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書香建陽》

《建陽刊刻》對小說文體中詩性要素的溯源，雖敏銳捕捉到史傳書寫范式的規約作用，卻尚未完全揭示這種跨文類實踐背后的深層文化機制——當我們將“文備眾體”現象置于中國抒情傳統與敘事智慧的交匯處觀察，或可發現其中蘊藉著獨特的“詩性智慧”：那些鑲嵌在小說肌理中的詩賦元素，或許正是中國文人對“詩言志”傳統的變異性賡續，是抒情主體在敘事疆域中的隱性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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