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壺、西夏刻花折枝牡丹紋金碗、石雕力士志文支座……123件西夏時期精品文物齊聚上海市歷史博物館，4月29日起亮相《賀蘭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這是西夏文物首次來上海系統展出，全面展示西夏制度、文化、技術以及神秘的西夏陵，彰顯遼宋夏金時期西北地區各民族對中華文明的歷史認同和文化認同，實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其中，近三分之一為一級文物。

“桃花石”是古代中亞對中國的稱呼——在他者的視野中，遼宋夏金是一個完整的共同體。公元11至13世紀，黨項族建立西夏，前期與遼、北宋，后期與南宋、金朝并立。“從本次展出的文物可以看出，存續了190年的西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普遍繼承、效仿中原文明，同時不斷推進與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留下了燦爛遺產，也使中華文化的內涵更為豐富。”寧夏博物館館長王效軍說。

展線起始處，一枚銅牌陳列于展柜最前端，上面用西夏文寫著“內宿待命”。內宿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宮廷禁衛，二是當值待命。成為宮內宿衛人員，在宮內行走，宿衛牌就是必不可少的身份證明。這樣的宿衛牌屬于腰牌的一種類型，北宋以后相關制度日趨完備，作為識別標志融入到王朝政權的管理體系中，而西夏也借鑒了中原王朝對符牌的管理和使用方法。這種鏟形宿衛牌存世稀少，目前所知僅有7枚。

西夏的經濟發展也離不開與中原王朝的技術交流和物資互補。展廳顯眼處，一尊鎏金銅牛是例證。它出土于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西夏陵區101號陪葬墓，由青銅鑄造而成，中間空心，外表通體鎏金，造型生動逼真，頸部肌肉以及皮下的脊椎骨線條清晰可見，體現了當時高超的金屬鑄造工藝水平。而配合一旁展出的鐵犁鏵和西夏時期敦煌榆林窟壁畫中《農耕圖》的圖版，反映出牛耕這種在中原地區常見、較為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在西夏社會得到了推廣。

文化認同是“中國”認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層動力。西夏在政府機構中專門設置了掌管印刻事務的機構——刻字司，這在中國出版史上是一個創舉。本次展覽中，兩塊珍貴的西夏文大號、中號字木雕印版被放置在獨立的展柜中。它們出土自寧夏賀蘭縣宏佛塔，當時宏佛塔一次性出土了2000余件西夏文的木質雕版，多數為雙面版，經過整理，按文字大小可以分為大中小三類，足見西夏對印刷術的重視。展柜上方，陳列著《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的圖版。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實物之一。1991年，專家們在清理寧夏賀蘭縣拜寺溝方塔的廢墟時發現了它。作為藏傳佛教密典的最早印本，這是黨項與吐蕃之間文化交流的寶貴見證。

黨項族原本并無瓷器制作，主要從北宋進口滿足生活需要。西夏建立后積極學習中原制瓷技術，發展制瓷業。此次展出的一件剔刻牡丹紋雙系扁壺，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壺兩側有雙耳或四耳，可以穿繩攜帶，這個造型可能從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壺演變而來，非常適合在馬背或駝背上攜帶。

賀蘭山下，神秘巨冢群靜靜矗立，與巍峨山脈相映生輝。西夏陵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地面遺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園之一，也是現存規模最大的一處西夏文化遺址。今年，這個被世人譽為“東方金字塔”的奇跡正在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本次展覽特別設置了一個板塊，展示西夏陵出土琳瑯瑰寶和古冢新貌。

一件迦陵頻伽，憑借獨特的造型引人關注。該器物人首鳥身，豐乳細腰，羽翼豐滿，長尾似蕉葉。“迦陵頻伽”為梵語音譯，意譯為“妙音鳥”等。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迦陵頻伽紋飾出現在北魏石刻上；唐代佛教興盛，迦陵頻伽紋飾的使用也日益廣泛。西夏迦陵頻伽形象延續唐代傳統，作為建筑構件出現在考古發現中屬首次。

石雕力士支座，則是西夏社會漢文與西夏文雙語并行的見證。該力士支座為圓雕男性人像，座頂右上角頂陰刻西夏文三行，背部陰刻漢文“砌壘匠高世昌”，為西夏石雕工匠的姓名。據透露，目前西夏陵共出土這類支座14件，但刻有漢文和西夏文字的僅此一件，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實證。

“這個龍雕刻得真傳神。”站在雕龍欄柱前，一位觀眾驚嘆不已。這是1974年在西夏陵區出土的石柱，三面雕刻有纏柱的云龍浮雕圖案，二龍戲珠，云氣繚繞，栩栩如生，系一件西夏建筑構件中十分珍貴的石雕藝術品。“這說明，當時的西夏也把龍作為皇族的標志，體現了對中原文化的認同。”王效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