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錄

來源：芒格書院 （ID： mungeracademia）

當美國貿易壁壘高筑、世界經濟格局動蕩變化，中國經濟的突圍密碼藏在哪里？

隨著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秩序加快重構，中國又該如何抓住戰略機遇期？

4月6日，李錄先生在其59歲生日之際，在西雅圖進行了一場談話分享，涉及中國如何推動內需與充分利用現代金融市場，貿易戰的影響與世界秩序的轉移，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的科技創新浪潮與AI對國際關系的影響等。

在談話中，李錄先生提出了“疏通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的想法，以觀念的更新取得制度紅利，從而推動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正向循環發展的重要洞見，尤其值得所有人去思考。

以下為訪談全文，希望對你所有啟發。

01

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

中國經濟要進入正向的循環，發展內需中間要疏通一些主要的堵點，這里我舉兩個例子。

首先是保障體系。中國目前的保障體系現在相當一部分還是主要依賴個人和家庭自我保障，而個人保障方式與市場化保險機制之間存在巨大的效率差異。

過去保障體系不完善的一個重要考量，是國家還太窮、負擔不起，覺得福利國家都是在有很多資源或已經很富有的情況下才做保障體系，而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政府擔心一旦建立起保障體系就會成為無底洞。而且傳統思維認為，節儉是好的，應該勤勞工作，不要養懶。

但是，保障需求是人性的基本安全需求。政府不提供，不代表需求不存在，民眾只是以家庭為單位低效地自我保障。

舉例來說，面對100萬的大病治療費，個人必須實打實存夠100萬現金；而商業保險通過風險分攤，可能只需每年1萬或更少保費就能獲得同等保障。再比如火災保險，為了防范100萬的火災風險，如果靠每個家庭自身，就需要實打實存夠100萬，且這筆錢長期被閑置，效率低下。

而如果采用商業保險機制，每人每年只需繳納幾千元。匯集所有人的保費建立共同的基金，哪家失火就賠付哪家，這就是商業保險的本質。

現在中國不是沒有做，只是思路、行為方式和規模都還不夠。有相當一部分人群還沒有納入這樣一種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全面人民保障范圍之內。

這里觀念是關鍵堵點。過去不是認為人民不應該被保障，而是認為這是一種福利。所以實際上要解決觀念上的問題，現在的個人保障方式十分低效，且極大地阻礙了消費能力。保障不足是一個現象、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

所以我稱它為堵點，意思是說，它是有通暢的可能的。一旦變通了，就能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

以商業保險方式去思考全民保障問題的時候，就可以以較低成本撬動很多的閑置資金釋放到消費和商業的流通里面去。在市場經濟中，交換的次數越多，產生的效能越多。市場經濟就是競爭下的自由交換。

自由交換就是我花了一塊錢買一件東西，我覺得值了，你賣給我，你也覺得值了。這就是精要所在，當自由地交換的時候，交易雙方都覺得賺了，雙贏。

而且市場機制下進行的交換越多，流通越多，賺得就越多，效率越高，GDP將不斷增長。所以把這個循環的堵點疏通了以后，經濟本身的效能、GDP、市場都將有很大的增長。

現在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沒有變成消費，沒有讓GDP充分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沒有用市場機制來解決保障問題，還有很多人依然依靠原始的農業社會時代個人家庭儲蓄的方式做保障。

用福利觀念談保障是不夠的，解決不了根本。過去核心的擔心在于國家有沒有發達到一定程度去做這件事。但這個觀念的改變，堵點的疏通，其實沒那么困難。

通過市場機制，全民交保費，全民獲得保障，保障的效率得以提升，全社會的每個人都會得益。過去的歷史保障可以通過適當劃撥部分國有資產的方式啟動。只要觀念上有些改變，這件事就可以迅速地做好，而且能夠積累很大的成效。這就是改革，在一些關鍵制度上的哪怕細微變革，就會釋放制度紅利。

消費不足的第二個堵點就在于資本市場沒有發揮它應該發揮的作用。

只有當充分消費轉變成財富的時候，更多消費才會循環起來。在一個市場經濟體中，消費是可以轉化成企業利潤的，而企業利潤可以變成股東的收益，股東的收益又可以變成消費者投資的財富，消費者的財富可以讓他消費更多。

如此的循環就是從消費到財富的循環，資本市場將消費、產品與服務、創業與創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紐帶的一邊連接的是消費、儲蓄和投資，另一邊連接的是產品與服務、企業、創新、市值與財富。兩邊連在一起，整個市場經濟就活了。

現在中國的資本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堵點，所以大規模的儲蓄不能通過消費變成居民財富。

目前，外需市場把中國的生產變成別人的消費，回來又變成中國的儲蓄。對外部市場是賺了，但是到了內部就堵住了。結果就是中國的儲蓄占整個收入的比例很高，過去的三四年里基本是直線升高，從40%往50%的方向走。

另一方面，個人消費占GDP的比例，一度上升到48%-49%，加上政府主導的消費，可能在55%左右。過去幾年，這個比例一直在下降，去年到了一個低點，往40%的方向走。在發達經濟體中，一般消費占比要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且政府主導消費占比的也少。

這兩個關鍵堵點，如果疏通的話，釋放的體量將會很大。對于第一個堵點，主要是觀念改變，釋放活力。

對于第二個堵點，要進行一定的制度上的變革，具體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大陸資金和香港資本市場的連接。目前大的港股通框架是搭出來了，循環也有了，但中間還有一系列堵的地方。比如內陸資金不能夠投香港IPO，比如公募基金個人資金投資香港還有些特殊的要求等。還需要無縫地把大陸的儲蓄和基金與香港的整體資本市場接上。

第二個方面就是監管。香港市場雖然擁有獨立的監管體系，證監會目前對于香港市場的監管干預還比較多。若要讓內地資金和企業在香港市場發揮作用，就必須處理好兩地監管連接的程度——既不能完全割裂，也不宜過度捆綁。就像放風箏的線，現在這條“風箏線”太粗了，風箏飛不高、飛不遠。

但最基本的核心要義就是確實要堅持一國兩制，讓兩套監管、兩套體系能夠并行，發揮出香港市場的優勢。

香港是外資云集的地方。外資在香港不在于總量，而在于制度上的安排。外資的存在實際上是為“同權”給了一個參考，包括監管同權、資金同權、投資人保護同權，讓香港市場始終處在全球最有效的資本市場的前列，所以極其重要。

如果能夠保護好外資，并讓內資與外資同權，因為體量的原因，外資最終會丟掉定價權，最終的定價權會回到中國資金。這些制度性的變化，觀念的變化，是可以疏通的。不需要真的動大規模的真金白銀，就能產生改革紅利。

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具備了現代資本市場全部的要素：完備的制度、法律、歷史傳統，糾紛解決機制，信用中介機構和傳統上國際投資人和國際社會對它的信任，但是這些優勢尚未被真正利用起來。

1688年通過光榮革命，英國獲得了誕生于荷蘭的現代資本市場，從此開啟了英國成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征程。如果說荷蘭與英國是一種對等的合并（merger of equals），中國對香港的關系則更像是收購（acquisition），而收購所得往往未必足夠珍惜，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

如果香港的優勢能被真正地利用起來，它可以作為中國資本市場重新運作起來的一個重要胚胎。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資本市場可以分別單獨運行。這就像早期的深圳特區，完全實行不同的體制，兩種體制并行，最終促成了改革的浪潮。道理是一樣的。

港滬通是一個重要的創舉，但也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們如果能充分利用起通過收購得來的這一套香港市場體系，是可以建立起現代的、具備信用功能的資本市場體系的。今天的實際狀態和這一目標的差距還比較遠，對于它的理解和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

用深化改革疏通兩個堵點，通過觀念革新、制度安排，就能夠用很小的力量撬動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這正是中國前40年改革開放的核心要義，實際上改變的都是一些政策上的制度安排，但是這么做符合了人性，符合了市場經濟本身的邏輯。結果就釋放了巨大的力量。

今天人們都說改革進入到了深水區，比較容易改的地方已經很少了，都是硬骨頭，都覺得制度紅利、改革紅利沒有了，可能也不完全對。所謂的硬骨頭我理解就是要硬啃，硬啃的意思是，要有100塊錢產出，就得放100塊錢或更多投入。

一談到社會保障問題，就必須要真金白銀，陷入到“我們有沒有這個錢？”“這個時候應不應該做這件事？”這些問題里去。談到香港，又可能引入國家安全的話題。

但我想強調的是，以上兩個堵點其實都不涉及這些問題。

全民保障制度的改革實際上是用市場機制的保障來取代個人家庭的保障，還遠沒有到福利國家的保障階段。解決的是保障有沒有、能不能更有效，是不是全面的問題。而福利國家的保障制度解決的是充分不充分、社會分配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中國目前還沒有走到這一步。

同樣地，利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并不是要重新建立這樣一個市場，而是真正用好已經存在的一個市場。這些都是在制度上四兩撥千斤。小小的改變，會撬動巨大的變化。這其實都是觀念的問題，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為這些機制都存在著，保險的商業模式已經有了，香港市場已經存在了，不過是在上面做點小小的手術而已。

就好像改革開放初期，包產到戶一個制度，在短短兩年時間就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

我們看到，近些年來，尤其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整體的治理經濟的思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核心就是，從中國今天的體量和內外界變化來看，中國長期增長的源泉只能來自于內需，這是一個重大的觀念改變。

在經濟起飛的時候，確實需要外部市場、外資、外部的管理經驗，需要去追趕已經有的產品。但是到了一定體量的時候就難以為繼了。今天中國生產的產品一半需要外銷，這是不可持續的。但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已經開始了，思路也變了，也在開始提速。

這一輪特朗普的全球關稅戰，會讓整個速度快起來。這時就需要一些抓手，需要四兩撥千斤，才能加速轉變。消費占比目前只有一半，這個過程沒那么快，要快起來就需要有一些像包產到戶、雙軌制、價格闖關、加入WTO這樣的制度性變革撬動。

既然中國已經有了這個觀念上的改變，是可以找到能加速撬動的做法的。有些做法，比如刺激消費和大量發錢，是一次性的。因為有堵點，所以水放進去之后依然不通暢，加之水管就這么寬，再怎么注水也還是流不快。

一個體系運行的總流量實際上是由它最窄的地方決定的，不是由它最寬的地方決定的。按照最寬的地方放水沒什么用，是最窄的地方決定能夠流多少，所以現在要找到那些最窄的地方，放大之后，不需要加多少水，水自然就會流起來。

我談的兩點都是觀念上和政策上的變化。把堵點，也就是最窄的地方放寬，產生的效果比注水可能還要好，而且沒什么后果。其他很多所謂的硬骨頭，都是在兩害中間取其輕，都是次優解，都有副作用。

我想說的是，中國還有好多比較容易的改革紅利，是因為觀念上的堵塞沒有被疏通起來。疏通以后就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加速，把經濟迅速地從依賴外需和內需結合，變成主要由內需驅動。

02

貿易戰與世界秩序轉移

貿易戰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國對全部進口產品直接增加消費稅。同時全球的反應和反制又對美國全部出口產品加征消費稅，加上貿易保護趨勢下各國之間的加征，全球貿易品消費都同時增加消費稅，對消費和整體經濟都會產生一股通縮壓力。

貿易戰的次生后果就是世界秩序的變化和轉移。目前的世界格局中，支撐美國秩序的三大核心支柱是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以及美國自身的硬實力。

特朗普的俄烏政策、全球貿易戰不僅動搖了前兩大支柱的基礎，也同時暴露了自身實力的一些弱點。

就自由貿易體系而言，美國對全球單方面征稅給全球貿易體系帶來了很深的疑慮，違反了WTO的規則，使得WTO這個組織看起來形同虛設。

而任何組織的規則，只有當有力量保證其可以被執行的時候，才有意義。

之前美國愿意、也有力量去執行，但美國一撤，這些重要的組織就開始變得沒有一個中心的錨定，規則好像頃刻之間也變得沒那么重要了，大船就開始飄搖。

又比如，就實力而言，美元及美元資產一直是世界金融市場的錨定資產，但是今天美國聯邦債務已經超過了GDP100%，近幾年更是每年增加兩萬億美元，且多以短債方式完成，僅今年一年需要續債和新債額度就達到10-11萬億美元。

其中相當一部分需要通過外國資本的購入。對所有國家同時進行貿易戰也讓外國資本對美元資產的購買意愿降低。

支撐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都出現裂痕，雖然其它國家還沒把它視為“危房”，但都已經看出來現有的秩序不太可靠，都在尋找新的世界秩序。

所以世界秩序的變化已經不可逆轉，它會演進到一種新的秩序上。新的秩序是什么？現在還沒有人確切知道。但是舊秩序的結束及其向新秩序的轉移，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始了。

對中國而言，首先作為大的經濟體，中國必然要反制，然后談判，不管最后的結果如何，中美雙方的進出口都會提高消費稅，總量減少。市場會有很大一部分的滯銷，那么其中一部分就要增加國內的需求，一部分就浪費了。這是最直接的第一層次的影響。

從更長期的影響來看，這次的貿易戰可能加速中國經濟從投資與出口驅動轉向由內需驅動。這種轉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去年九月以來更加深入，今后可能會提速。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完全可以啟動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增長。相對于美國現在消費大于生產、花費大于儲蓄的狀況，中國的生產大于消費，儲蓄大于投資，問題反而更容易解決。

我前面提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紅利沒有完全釋放出來。比如說，用市場機制完善好社會保障體系，善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中國大量的儲蓄是可以變成消費的，變成消費后再進入經濟實體，濃縮成公司的盈利，再通過股權的持有變成個人的財富，繼續下一輪的消費。

由此，儲蓄占比越來越小，財富越來越多；消費越來越大，公司越來越強，經濟體進入一個正向循環。

03

建立以文化、歷史、地緣、商貿

為紐帶的新型國際關系

世界秩序轉移，中國也會有改變自己外部環境的機會。用不同的方式應對，產生的結果會很不一樣。這時就是真正的外交思維、戰略與戰術最重要的時期。

今天我們談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的潛力，在國際間也存在這樣的改革的可能性。因為特朗普的做法撼動了原來的國際秩序的基礎，這個時候中國就可以決定自己在正在演進的世界格局里處在什么樣的位置。

比如說全球關稅和由此引發的全球反制可能會引發全球通縮性的競爭。中國過去幾年用的詞叫內卷，內卷本質上就是在通縮情況下的競爭。這一次提高關稅的本質就是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全球同時增加消費稅，全球的經濟消費總量縮減。

所以會帶來一股強大的通縮力量，可能會形成全球性的內卷，國家之間互相傾銷，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我想象你們會這樣做，那么我也得這么做。國家之間也這么做，互相之間競爭的增加就是螺旋通縮，如果沒有外力強力干預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在通縮下，競爭自然的結果就是你不做，別人會做。只要有人做，你就得跟進。所以這個時候的選擇很重要，中國有機會在國際秩序重塑中占據對自己有利的位置。

比如，中國可能至少有這樣幾種選擇。

第一種，隨著各國都開始互相加關稅，一輪一輪地惡性循環。

第二種，一方面它和美國對等談判，達成協議，盡管還是很高；另一方面對于像WTO除美國以外的國家，都遵守現存規則，都單方面執行——哪怕其他的國家不執行，它也執行。

第三種，首先聲明遵守所有的關稅協議，包括WTO，加上和美國的新協議。然后，在此基礎上把原來已經開始的地區性自由貿易進行得更深入。

比如說最重要的是東盟加上中日韓，10+3，要在這個區域之內形成一個在WTO基礎之上的自由貿易區，從而形成一個以傳統文化、歷史、倫理觀為根基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間的貿易聯合體。

當然，這些國家都是出口國。所以這件事要跟內需的增長聯合起來。因為內需的增長實際上是增量。

中國可以單方面去遵守“WTO減美國”，對美國的反制還是在，但是其他的都繼續，同時開始形成以文化為基礎的新的東亞東南亞同盟。

盡管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量減少，但它釋放內需之后，內需增量比貿易減量大很多。然后把增量的一部分和這個地區來分享，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比WTO更進一步的規范性組織。區域性經濟組織將會逐步產生全球輻射效應，將吸引歐洲國家加入該同盟。

實際上，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文化傳統、經濟安排、道德觀念、行為方式等軟性紐帶方面的聯系，遠比制度性紐帶更為深厚。

這些非政治領域的聯系與政治紐帶同等重要，只是在原有國際體系下被相對弱化。又由于中日的傳統歷史遺留問題，它往往無法放下。所以這個時候需要轉變思維，重建以中日韓加東盟為核心的區域經濟體系。

這種新的“WTO減美國”，隨著歐洲的加入，將具有強大的力量。國際體系正從單極向多極轉型的過程中，需要逐步重建以文化紐帶、貿易紐帶和商業紐帶為基礎的新型國際關系架構，最終形成具有規則執行力的合作機制——這種機制不同于傳統軍事同盟，而是為維護共同商業利益服務的特殊聯結。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既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導致僵局，也可能實現雙重突破：既擺脫長期困擾的地緣政治噩夢，又成功構建以自身為核心的多極中的新一極——這時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治理制度為劃分標準，而是建立在區域性文化認同、經濟利益和自由貿易基礎上。

這種格局演進將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外部制度紅利。最關鍵的是，中國可以通過選擇應對的方式來達成目標。新經濟秩序建立起來以后，大家關心的“卡脖子”和供應鏈斷裂風險可能將不再成為很大的問題。

04

修昔底德陷阱的漏洞

在現代核武器出現之前，西方的歷史就是這個敘事。但是核武器出來之后，情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中國崛起以后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中國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是獨立發展出來的，各自的思考方式不太一樣，中國并不這樣思考問題。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中國真的并沒有想要主動和美國一戰，爭做世界老大。

在核武器時代，兩大核武器國家和兩大經濟體，也不能打。這在冷戰時代就已經成為基本的共識了。在冷戰的高峰期，雙方只能是分治，在中間地帶通過代理人。但邊界還是很清楚的，不直接去接觸。

核武器的出現以及不同經濟體系的建立就使得中美之間的和平相處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種生存的狀態，大家只能在這個前設條件下存在。不論以什么方式，只能和平，而且共存。一方消滅不了另一方。

中國已經具備二波打擊能力，那就是消滅了中國，美國也沒了，基本上沒有什么人可以從之后形成的核冬天中活下來。這種情況下，兩個經濟體如果不用核武器，只用常規武器，可以打很長很長時間，消耗是無窮無盡的，沒有盡頭。

AI可以讓美國或中國占有優勢，但在核武器面前仍然不行。比如說，AI真的讓美國在戰略上一下子壓倒對方，一下子造成中國幾百萬的人喪生，那中國就只能去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只能用戰術核武器，美國也要用戰術核武器。

然后再發展成戰略核武器，一次打擊幾千萬、上億人，那就是打一兩輪就結束了，一次進攻、二波反擊，再形成核冬天，最終是人都沒了。這就是今天的狀況。

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歷史的慣性思維。用它來思考今天的中美關系，其中有兩點漏洞。

第一個漏洞，是它沒有考慮到中國非常獨特的思維及其慣常的做法。

中國自從在黃河長江流域開始建立起文明，從夏商周開始，農業文明與北方的游牧文明就持續不斷地有沖突，這個過程持續了幾千年。中國漢文明與北方游牧民族的關系是中國傳統外交思想、政策、思維方式形成的基礎。中國在此期間也采用過各種各樣的應對政策，比如防御（萬里長城就是為此建成的）、和親、貿易，還有文化的融合即漢化。

漢武帝短暫地用過決戰的方法，他一鼓作氣，以舉國之力把匈奴人干掉了，幾乎全趕到了歐洲，但同時也把整個國家搞破產了，人員死傷慘重。決戰后把漢人遷過去，漢人無法也不愿意在那里生存；把游牧民族引進來，北方又有新的族群開始崛起，很快新的族群一輪接一輪地崛起，因為那塊地方就是適合游牧的生活方式。

漢人不能通過決一死戰從此結束沖突，所以中國人最終發現漢人和游牧民族的長期競爭共存是一種生存狀態，選擇不了，所以只能采用防御、和親、貿易、文化融合的方式，實際上是接受了這種生存狀態。

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掙扎了幾千年，最終采取了另外一套思維辦法。所以中國對美國、對歐洲其實也是一樣的態度，中國改變不了美國、西方的長期存在，改變不了它的價值觀、社會治理方式。反過來，美國、西方也很難改變中國。

所以接受這樣一種狀態。中國思維真的是不太一樣，確實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方式。中國把與美國、西方的長期共存當作一種生存狀態接受，而不是一種選擇，誰也消滅不了誰。幾十年后大家還在，和平比戰爭更好。解決好臺灣問題，中美并非終有一戰，各自優劣勢使中美長期的合作對雙方有利。當然這不是今天的主流敘事。

第二個漏洞，它研究的案例都發生在現代國際社會沒有完全成型之前。

在那時候，經濟總的體現是在一個區間范圍之內的起伏，從低谷到頂峰，又重回到谷底，高峰都差不多，并不高，沒有持續累進性的增長。因為前現代社會永遠有個馬爾薩斯陷阱，面臨著領土擴張、人口增加的問題。戰爭、瘟疫、屠殺又導致人口減少，一部分人的成功總是要以另一部分人的失敗為代價。

中國作為一個大的帝國，王朝更替的時候人口可能會減少50%，甚至更多，然后再重新開始。

地中海北部歐洲因為地理原因，在羅馬之后很難形成一個大帝國，國家間的邊界很難被真正徹底突破。如果你去過瑞士，就會對這一點特別有感觸。陡峭的群山把土地分割成了一個個很小的區域，有四種不同的語言，它們的文化、語言、風俗都不太一樣，沒法也不值得去統一。

廣義上的歐洲也是這樣，瑞士更極端。所以在這樣的地方，誰做老大誰做老二就很關鍵。當人口必須要減少的時候，誰的人口將被限制？一個民族能有主導其他民族的機會，它一定會去主導，因為這樣做有很大的經濟利益。

到了現代社會之后，總體經濟步入了持續累進增長的階段。因為蛋糕不斷做大，從英國開始，地盤的意義就不是那么大了。所以它不像羅馬帝國或中華帝國，占了土地，但不給公民權，只要經濟的市場，采取的是殖民的方式。

美國進一步發展到了更極致的地步，反對殖民帝國，就是市場逐漸取代了土地，成為判斷經濟是不是強盛的更大要素。但不是說地盤就完全不重要了，而是相對于市場變得沒那么重要了。

所以這時老大跟老二的關系就不是生死攸關，而是誰過得更好一點。兩者之間不見得非要通過你死我活的戰爭，而可以通過利益的分享來解決很多矛盾。

這是現代社會經濟上的現實，要反映到觀念上的現實，中間又有一些進化的過程。

觀念不會馬上變化，所以修昔底德陷阱的敘事能得到廣泛的反響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個敘事并不能比較真實地描述中美的關系和未來世界的發展。

05

創新井噴的時代

談到科技發展，我發現不同的經濟體在高速發展的時候都會出現一個創新密集性爆發的階段。這個階段通常發生在經濟體已經持續高速發展了相當一段時間，然后就出現了一代際的人。

在這代人的有生之涯中，生活水平不僅實際越來越好，期望也越來越好，他們沒有了生存的基本壓力，但明顯還有更高的追求。這時就會出現密集的創新，并連續幾代人有所成就。

真實的生活就是半瓶水。當生存壓力大的時候，看未來時你只會看到空的一半。當你沒有生存壓力但也還沒有特別富足的時候，就會全方位地看，既看到回報，也看到風險，繼續拉關系找生意，同時也很享受生活。

而沒有生存的壓力，對未來充滿希望時，生活會變得更好就成了一個自然的假設。但是富足的時間并不長，奮斗的習慣仍然在，這時人其實就處在一個很獨特的心理階段，會出現密集的創造力爆發。

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出現過這樣的井噴時代，所有重要的發明創造、新的公司都會密集出現。

1776年，以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為標志開啟了工業革命。英國又過了幾十年，在1820-1830年和1850-1860年出現了幾波密集的創新。

德國在1871年統一之后二十年，1890-1910年前后出現了空前的科學、技術、工業的密集創新階段。

美國一次是在內戰之后二十年的1880-1910年，一次是在二戰之后的1940-1960年，兩次出現連續幾十年的輪番創新，涌現出一大批人敢想敢干的人。美國的特殊之處在于，除了本土的人才以外，它還吸引了大量別的國家的人才一波一波地到來。一波中一般到第二代，會開始出現創新的井噴。它跟別的國家還真是不太一樣。

其實到今天仍是如此，如互聯網、云計算、AI等方面的創新仍在進行。中國有可能也已經開始步入這樣一個時期。工業革命的基礎已經有了，基礎設施也很完整，新一代受到完好教育、又不為基本生存壓力所迫的年輕人出現。

這群人基本集中在20歲到40歲之間，30歲上下。在他們的一生中，每年的生活都比以前更好一點，沒怎么經受挫折。他們對世界更了解，對未來更有信心，希望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創造和思考。

中國一代一代的人在往這個方向走，這一輪的改革紅利，表面上是制度引起的，更內核的其實是時代的變化。背后還是人性，還是人的變化。

每一代人中都會有優秀的企業家，任正非時代就出了獨特的任正非，王傳福時代也有一批了不起的創業家。

當再到下幾代時，你會發現創新越來越密集，而且也沒那么苦哈哈的了。你會發現天公在不拘一格降人才，能看到很多運氣，看到許多事情變得更容易，而且互相之間會產生影響。

這個時候如果把國內的消費打開，把最窄的管道打通，可能都不需要灌什么水，水流就嘩嘩開始噴涌了。一切的前提是要把環境放松，把最窄的地方打通，讓水流動，自然會形成奔涌之勢。

06

AI發展讓國家間的合作變得更重要

AI發展面臨的根本挑戰源自三股推動力的共同作用。

第一是市場經濟本身的競爭規律。任何能替代人類工作的技術都會自然進入競爭序列，這種規律持續推動技術向前發展。

第二是國際競爭的現實壓力。軍事技術優勢和經濟競爭需求，促使各國將AI視為戰略必爭領域，形成國家層面的發展推力。

第三是人對于知識本身的永久性好奇。對知識探索的本能追求，構成了突破技術邊界的精神驅動。

這三重力量交織，使得 AI發展呈現出單一方向——無論最終能否實現通用智能 （AGI） 或超級智能 （ ASI ） ，技術演進始終朝著接近、超越人類智能的方向推進。

這一方向非常令人激動，會大大推動生產力，同時可能對就業、工作、信息傳播方式、教育方式等等造成短期難以消化的沖擊波，挑戰各國的社會組織方式及國際間的關系。

更重要的是，當技術接近AGI/ASI臨界點時，其影響將發生本質改變。此時的沖擊不再局限于商業競爭或國際博弈，而是直接威脅人類作為獨立智能體的存在基礎。這種根本性轉變將創造歷史性轉折點，迫使全人類共同面對技術帶來的生存挑戰。

需要說明的是，當前技術尚未達到這個階段，也無人能確切預測能否達到，有多大可能性。但三重動力——經濟競爭收益、地緣政治壓力、好奇心驅動——已使技術演進形成不可逆轉的慣性。

這種挑戰出現的時候，這樣一個仿佛外星人到來的挑戰時刻就會出現，突然之間人們就發現新的智能已經開始全方位地挑戰人在地球上作為主宰動物的地位，所有人都會清醒過來。

這個時候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之間、歷史之間、貧富之間所有的區別，都變得不是那么重要。當遠超人類能力的外星人突然到來的時候，所有的應對都是一樣的，就是我們該怎么生存下去。

人類的國家、種族、地緣、宗教都不再重要，這時政府仍然是組織人類反應的最重要的基本結構。而且大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就變成是唯一的選擇。

所以當人們不斷地往前走，又發現停不住也阻擋不了的時候，在某些時刻合作的意愿會愈發強烈。今天各國仍然在AI研究應用上大規模投入發展，但是應對上述風險，無論是經濟、社會強烈沖擊波造成的風險，還是更根本性的AI由工具轉向靈性物種帶來的人類生存風險，都需要各國，尤其是美中這樣的AI大國緊密合作，共同應對。

面對如此強大且快速迭代的技術，中美之間的合作也日益變成一種生存狀態，而不再是一種選擇。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