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走向公眾視野的蔣介石日記，對于近代史研究的價值，一直是外界討論的焦點所在。“有些攻擊我的人，說我使用蔣介石日記是‘蔣干盜書’，質疑這份日記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我認為蔣介石日記是可靠的。”楊天石說，“蔣介石記日記基本有三個目的：一個是記事、備忘，為了若干年后自己回憶；二是為了道德修養；三是為了總結治軍、治國、治黨的經驗，這個前提決定他不能說很多假話。”

本文轉自李菁著《沙盤上的命運》，原題為《日記中的蔣介石》

蔣介石日記開放的臺前幕后

2007年4月2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宣布，繼去年3月底公開蔣介石1917—1931年的日記后，即日再開放蔣介石從1932—1945年的日記。這是胡佛研究院開放的第二批蔣介石日記，涉及日本侵華、西安事變、中日戰爭、二戰期間中美合作等重大歷史事件，“這對研究中國和美國，乃至整個世界在那段時間的歷史，都非常重要。”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評價說。

郭岱君

這個消息公布幾天后，海峽對岸卻傳來了不甚和諧的聲音：蔣介石的草山行館被人為燒毀，一些蔣介石雕像也被潑油漆。“當我們公布蔣介石的第二批日記的時候，臺灣地區正發生摧毀蔣介石文物這樣令人感到悲傷的事件。”胡佛研究院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馬若孟（Ramon Myers）說，幾年前，他們就預感到臺灣將出現“去蔣化”“去國民黨”的行為，這也是胡佛研究院力爭保存國民黨檔案與蔣介石日記的原因之一，“很遺憾，事情的發展果然不出所料”。

“蔣介石日記不僅是屬于哪一個黨派的，它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所經歷的重要歷史見證，我們希望所有中國人都能從歷史記錄那里了解到，我們的民族經歷了怎樣的過去，這是比如何評價個人更重要的事情。”胡佛研究院郭岱君研究員說。

走入公眾的蔣介石日記

與2006年公布第一批蔣介石日記引發的熱度相比，蔣介石日記的第二批開放顯得相對平靜。

蔣介石日記始記于1918年，直至1972年因病中止，長達54年。“每次我們都會選一個時間點，以重大事件的起點或結束為標志。”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介紹說。第一批公布的蔣介石日記是從1917（注：蔣介石后來補記的）—1931年，1931年爆發了“九一八”事變；而這一次開放的日記則從1932—1945年，1945年抗戰勝利為止。

“這段日記的時間，有不少大事發生，如幾次對共產黨‘圍剿’，南京政府與汪精衛、陳濟棠、胡漢民、閻錫山等地方實力派的矛盾，與共產黨談判、西安事變、七七事變、與日方談判、抗戰中的國際關系等，所以這一部分內容會比第一次開放的更豐富、更重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楊天石介紹說。作為公認的蔣介石研究權威人士，2007年7月，楊天石應胡佛研究院之邀，再度赴美展開對第二批開放的蔣介石日記的研究。

“這部分日記的開放，應該不會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有什么顛覆性的結論。因為這些年來，關于西安事變、中美合作等重大事件，一些相關人員如宋子文、史迪威、魏德邁的檔案已經陸續公開，公眾可以參照那些重大事情的記述，更客觀來看那段歷史。但對于當時許多未解之謎、事件背后的因素，尤其是決策人物的內心世界，這些日記提供了重要線索。”郭岱君指出。

對于開放日記的步驟，郭岱君解釋說：“我們是希望盡量多公布，但這批日記損壞情況嚴重，有的被水浸過，有的已經破損、甚至無法打開，胡佛研究院花了很多時間在修復上面，這是我們原來沒有預料到的。”

對日記的保護和整理是很復雜的技術工作。蔣介石日記運抵后，工作人員先要將這些存放了幾十年的日記去霉，然后干燥。郭岱君說，日記有的部分甚至有上百頁打不開——專業術語稱“檔案磚”，技術人員必須先用無酸的水蒸氣將其弄濕滋潤，小心翼翼地一頁頁打開，去霉、防腐、熨平、干燥，再放到無酸的盒子中存放。胡佛研究院對每一頁日記都以高精度的微縮（microfilm）保存下來，“修復比保存還要費時，成本也大得多；另外，這都很花時間，也是技術很復雜的工作”。但處理后仍有一些無法閱讀，這或許更增加了這部日記的滄桑感。

據了解，保存蔣介石日記的檔案庫就像銀行的保險柜一樣，由專人把關，館長和另一位負責檔案收藏的工作人員各持一把鑰匙，兩把合起來才能打開庫門提取需要的材料。哪怕是負責整理日記的專家，也不能輕易接觸原件。

胡佛研究院

胡佛研究院是學界公認的，除中國大陸和臺灣之外，全球收藏中國近現代史檔案資料最豐富的檔案館。目前，研究院收藏了包括宋子文、張嘉璈、陳立夫、黃郛、陳獨秀、胡適、史迪威、魏德邁、陳納德等中外著名人士的私人檔案，又增加了約300萬件國民黨檔案、蔣介石日記、蔣經國日記、孔祥熙檔案等。胡佛研究院的收藏對所有人公開，任何一個人到胡佛研究院來，無論哪個國籍，文化程度怎樣，只要憑有效證件，登記后都可以借閱，但只能用檔案館提供的紙張抄錄日記。“一般檔案是可以影印或使用筆記本電腦輸入的，但蔣介石日記例外，不得影印，也不能使用筆記本電腦，這是蔣家的要求。”檔案館工作人員介紹。

研究院的馬若孟教授特別強調，胡佛研究院只提供材料，“對于用檔案的人是什么立場、他們會寫什么文章，我們不會對其有任何限制。不同人來看蔣介石檔案，中國大陸、臺灣及日本人、美國人等，立場不一樣，選取的材料也不一樣，這一點研究院完全不介意。”

日記背后的蔣家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臺北去世后，這部分日記由蔣經國保存。13年后，蔣經國去世，蔣氏父子日記繼而由蔣經國三子蔣孝勇保存。48歲的蔣孝勇在1996年因癌癥去世后，這部分檔案則一直由其妻蔣方智怡保存。因為蔣介石日記記載了很多他早期的個人生活經歷及內心世界，蔣家人原本并未有公之于眾的想法，只是想保存下來。但是很多機構都一直試圖說服蔣家能將這些日記公開。

蔣方智怡是當時蔣家唯一活躍于臺灣政界的人士，擔任國民黨中常委，外電稱其為“一個力撐家族榮譽的孝順媳婦”。在蔣家第三代相繼早逝后，蔣方智怡成了蔣家政治上的代言人。當時蔣方良仍在世，蔣方智怡與蔣方良、蔣經國長媳徐乃錦都達成共識，最終與胡佛研究院達成協議，同意將蔣介石與蔣經國日記暫存于胡佛研究院，并把蔣介石日記逐年公開。

據楊天石教授透露，當初蔣家在日記究竟開放到哪一年猶豫不決。“蔣家的意見是1927年到1939年，但我認為1939年沒有意義，不成段落，我說要么就從1927年到1945年。”而臺灣方面，秦孝儀與“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館長”邵銘煌等人也反復討論開放時間，秦孝儀曾堅決反對全部開放，據說他曾拍著桌子說：“我們不能做蔣家的罪人！”

可以理解，做出這一舉動，對蔣方智怡來說，并不是一個輕松的過程。所以很多學者都對蔣方智怡的最終決定不吝贊美之辭。“蔣方智怡壓力很大，畢竟我們講很容易，但痛癢不在我們身上，從這一點上講，我真的佩服她的勇氣和智慧。她如果有一點點猶豫、擔心和害怕，這件事就不可能最終完成。”郭岱君說，“她做了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使中華民族的重要歷史資料保存下來，并且開放給學者研究，很了不起。她承擔了好幾代人的壓力，不僅僅是來自蔣家的，還有很多蔣介石和蔣經國身邊幕僚后代的關切。”

楊天石教授告訴記者，2005年他去臺北時也曾與蔣方智怡會過面，他對蔣方智怡表示：你們做了一件很正確的事情，“向全世界公布蔣的日記，讓世界上具有不同立場和觀點的人自由地進行研究、評論，對于中國近代史、現代史的研究會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蔣方智怡

蔣方智怡是從2003年開始著手處理這些日記的。“我先生（蔣孝勇）走了之后，我先處理過一段，怎么保存它、不損害它，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蔣方智怡坦率地說，整理蔣介石日記對她來說是一個有難度之事：“爺爺（蔣介石）每天都會寫日記，里面的人物有些是昵稱，有些是字號，我們也不清楚指的是誰，要請專家來告訴我們這些人是誰，是怎樣一個背景，所以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在蔣家與胡佛研究院達成協議后，臺灣方面也有一些爭議。在接受采訪時，蔣方智怡并不愿意回應自己在臺灣所遭受的壓力問題。她說：“我一直為這些歷史文件尋找適當的保存地點，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檔案保存能力以及學術環境的公正與否。很多學者認為，這些珍貴的史料應該留在臺灣，但我希望有一個國際性的、公正性的學術機構，多元化的、多面性的學者來研究。而不僅僅是大陸或臺灣的學者來參與。”

身為宋子文弟弟宋子安的兒媳，宋曹琍璇是這世上僅有的幾位首先看到蔣介石、蔣經國、宋子文、孔祥熙日記原本的人。原因很簡單，蔣家大部分人都在臺灣，而其他家族的第二、三代幾乎都在美國出生，大多不會中文，有的即使可以看、可以講，但能看、能講、又能寫的，就只有她一人了。

雖然她比蔣方智怡小兩歲，但按輩分，蔣方智怡要喊她“嬸嬸”。在臺灣長大、國語較好的宋曹琍璇先是作為宋家家屬代表，審查過濾先期捐贈于胡佛研究院的宋子文檔案。“我原來以為在胡佛研究院只是短時間的幫忙，二三個月就結束了，但這個時候蔣方智怡來找我。”于是，宋曹琍璇又受蔣家委托，在胡佛研究院審閱蔣介石日記。

宋曹琍璇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剛一接手這個工作，胡佛研究院便向她介紹了幾個原則：對原文件不能刪，也不能銷毀。出現以下幾種情況，家屬可以做一些處理：第一，涉及個人隱私部分；第二，個人健康問題，比如皮膚病或一些怪病，家屬不希望公開的；第三，家屬方面的財務問題；第四，對外人不甚友好的批評——比如，蔣介石曾在日記里對某位將軍出口不恭，“但他的兒子仍然在世，如果這些評論被公開，他的兒子可能會尷尬”，所以就會將日記上的名字遮掉。但所有過濾掉的東西只是暫時性的，到了2035年仍會全部公開，“到了孫子輩可能就不會很介意了”。

在代表家屬審閱那些日記的過程中，宋曹琍璇坦承自己經常處于責任與情感交織一起的矛盾心態，她說：“一方面，我贊成史學工作者的立場：希望越透明越好、越多開放越好；另一方面，史學研究者的對象是我親人，我又在猶豫是否應該有選擇地保留一些內容？”

宋曹琍璇很清楚這批日記對于研究蔣氏以及民國史的意義所在：“我知道有幾位學者寫書寫一半都停下來了，擔心萬一手頭的資料與新公布的史料有沖突，不止中國學者，還有外國學者，他們都希望親自讀到第一手的史料。我們家人這些文件，從民國史，甚至世界史的角度講，都非常重要。我保證從蔣介石日記原稿上暫時保留的東西非常少，如果拿掉多的話，史學家會責備我，我個人十分尊重史學家的期盼。”

日記里的蔣介石

“蔣介石是個很喜歡保存個人歷史資料的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楊天石介紹說，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把自己的一部分資料、函電、文稿交給自己的老師兼秘書毛思誠，后者則替他編了一本書出版，這便是《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出版前，毛思誠將蔣的日記分成黨務、學行等幾類，所以這個版本現在也被稱為蔣介石日記的“類抄”本。

1949年之后，毛家后人將這批資料秘密藏于家中。“文革”開始，毛家首當其沖，紅衛兵抄得很仔細，發現了被毛家砌在墻里的這批日記。這樣一個“反革命大頭目”的東西，自然被紅衛兵當作重要戰功，送到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后來又送到公安部。萬幸的是，這批材料并沒有被貿然毀掉，公安部又將材料轉至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落實政策后，毛思誠之孫毛丁先生將它們捐獻給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但在當時，這個情況并未公開，學者也不知道有這樣一份東西。而楊天石則陰差陽錯地發現了這個蔣介石日記類抄本。這對楊天石來說，完全是一個極其幸運的偶然。20世紀80年代，楊天石開始著手編一套中華民國史。“有一次我到二檔館看檔案，工作人員調錯了一份檔案給我，我拿到后一看覺得很意外。”楊天石按照手里的檔案編號，試著要了幾份相鄰編號的檔案，結果一調出來，楊天石便判斷是那份類抄日記。“其實檔案館的工作人員也不知道他們給我的是什么。”后來楊天石每次去南京，都會去看這些檔案。漸漸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人也知道保存于此的是蔣介石的日記。

在兩岸交流尚不便利的情況下，這批“偶然之得”為楊天石的蔣介石研究打下重要的基礎，但不知出于何種原因，過了若干年，這批蔣的日記連同孫中山檔案被一同封存起來。

蔣介石研究第一人——楊天石教授

在楊天石看來，毛思誠的摘抄本比較忠實于蔣的原文，沒有大的改動，只是在文字上做些潤色——比如蔣介石在日記里罵他的政敵“一批烏龜王八”，毛思誠在摘抄時改成“一批牛鬼蛇神”。

曾任蔣介石秘書的秦孝儀編纂過《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從蔣介石年輕時一直寫到1943年，1927年以后則主要是根據蔣日記摘的。楊天石評價說，這個版本改動得比較大，一是有損蔣形象的，不摘、不抄；二是時過境遷的話，“比如山東軍閥韓復榘，蔣介石對他的第一面印象非常好，在日記里寫他是‘國之寶貝’，但后來韓被蔣槍斃，摘抄者絕對不會再摘抄蔣介石當時評價他的話”。

“在胡佛研究院看到的蔣原版日記的好處，在于提供一個沒有修改過的，原汁原味的日記。”楊天石說。在看到蔣介石日記原本之前，楊天石的蔣介石研究主要基于“摘抄本”，所以后來應邀赴胡佛研究院第一批開放的蔣日記前，他很擔心是否會動搖以前的研究成果，但看完第一批日記之后，楊天石的結論是：“幾份蔣日記摘抄本沒有嚴重違背原意之處，而以摘抄本為基礎的研究也是站得住腳的。”

走向公眾視野的蔣介石日記，對于近代史研究的價值，一直是外界討論的焦點所在。

“有些攻擊我的人，說我使用蔣介石日記是‘蔣干盜書’，質疑這份日記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我認為蔣介石日記是可靠的。”楊天石說，“蔣介石記日記基本有三個目的：一個是記事、備忘，為了若干年后自己回憶；二是為了道德修養；三是為了總結治軍、治國、治黨的經驗，這個前提決定他不能說很多假話。”

蔣介石在早期日記中寫了很多個人隱私，那時的蔣介石一方面在上海十里洋場過著浮浪子弟的生活，逛妓院等經歷在日記里也有所記載。另一方面作為信仰宋明理學的道學家，他又不停地反省、自責，比如日記里曾有“見艷心動，記過一次”的記載。另外，蔣在日記里罵了好多人，包括胡漢民、戴季陶、孔祥熙等外界認為他最親密的人，比如稱孫科為“阿斗”“總理的不肖子孫”，說他誤黨誤國，“蔣在日記里寫，把孫科叫來，大罵，罵得他低頭，啞口無言”，“顯然，寫下這些事情并不是為了給別人看的。”楊天石說。

“但他很清楚，自己的日記將來會被作為歷史文獻保留下來，作為后人的研究資料，所以他把自己講得好一點、美一點，慷慨激昂一點，這也是有的。比如孫中山去世時，他在日記里寫：我很痛苦，這是國家的重大損失，‘還不如我去死呢’，當然他對孫中山是有感情的，但這種話有些過于表演性，就要打上問號。”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當時蔣本人9日離開上海躲到南京，把具體事情交給白崇禧他們，怎么策劃、怎么交代給白崇禧，他都沒有記載。這種地方他知道，不能給歷史留下什么東西，所以很可能有意識地不寫”。

大歷史有大歷史的脈絡，而蔣介石日記則可以深入歷史細微處，看到那些大歷史背后的枝蔓，這些細節也饒有趣味。“在他的日記里也可以看到很多生動的人物關系。”楊天石說。比如在首批開放的日記中，有不少蔣介石與張學良的關系記載，“從他的日記里一天天看下去，可以看到蔣、張的關系已到了如膠似漆的地步。有一天蔣介石與張學良談話，蔣后來在日記里寫：我告訴他，我死后，人事如何如何安排，我不知道張學良聽明白了沒有。這實際上是暗示要張學良做他的接班人，把領導權交給他”。

蔣介石與宋美齡

在這些紛繁復雜的人事關系中，外界最關心的自然是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姻關系。“說他們是政治婚姻，我不贊同這個觀點。蔣、宋的婚姻是建立在戀愛基礎上的，蔣對宋一見傾心。”楊天石說，從蔣的日記可以看出，他加入基督教有一個過程，“他們結婚時，倪桂珍希望他加入基督教，他回答說：我對基督教沒有研究，我要先研究再說。蔣介石訂婚后，到日本見倪桂珍，蔣寫：‘岳母目不轉睛地盯著我看，讓我很不好意思。’這個老太太顯然對這個女婿還是喜歡的。有一次倪桂珍重病，蔣自我反省，說我的岳母這么疼我，我卻沒有加入，這時他對基督教已下了一定功夫了，有一定好感。另外，孫中山也是基督教徒，諸多因素最終導致蔣介石加入基督教。”“把蔣介石加入基督教僅僅理解為是為了婚姻，這樣的理解有些過于狹隘。”

楊天石說，雖然蔣介石日記里對他和宋美齡的記述比較簡略，但大體也可以理出他們感情關系的脈絡。“‘九一八’之后，蔣介石內外交困，處境艱難。他準備北上，跟日本人拼一場。但他又很清楚，打不過日本，所以臨行前他立了遺囑。宋美齡也表示愿意一起與他北上。蔣介石說：犧牲是我男兒的責任，跟你有什么關系？反對她北上。宋美齡覺得蔣介石看不起她，一怒之下回了上海。第二天，宋美齡又回來了，說：我丈夫正處在非常困難的時候，我不應該離開他，而應該與他共生死。這個情節很生動。作家可以虛構這樣的細節，但如果沒有蔣介石自己在日記里寫的這些話，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也想象不出來。”

1930年中原大戰，蔣介石需要很多戰爭經費，而宋子文不批，急壞了宋美齡。她對宋子文說：戰事到了最緊急時，你不給他錢，他一定要失敗；我知道介石的脾氣，如果失敗他一定要自殺，如果他自殺我也跟著死。她把自己的房產和珠寶抵給宋子文，宋子文很感動，很快籌到了錢。“這都是歷史很好的細節，”楊天石說，從中可以看出宋美齡與蔣介石之間的確有真情實感。

作為目前公認的研究蔣介石最權威者，楊天石毫不避諱地承認，從事蔣介石研究目前尚有一些壓力，盡管從整體來看，環境已呈寬松之勢，“我希望把蔣介石研究盡量還原成學術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楊天石也是為數不多的最先到胡佛研究院看蔣介石日記的學者，2006年春，他在胡佛檔案館細讀了兩個月的蔣介石日記，并決定還要再度前往，“只要我走得動，我還會去斯坦福繼續看這批日記，這就是歷史科學的魅力”。

蔣介石日記開放的“幕后推手”

如果沒有郭岱君，蔣介石日記至今可能仍靜靜地安放在不為外界所知的一個角落里。在2000年到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擔任研究員之前，郭岱君，這位能干而口才極好的女性，曾擔任過臺灣“總統府”“總統”新聞秘書、第一局副局長，1997年辭職后，在淡江大學教美國政治。

郭岱君與蔣介石日記的“緣分”，最初起源于與國民黨合作保存黨史檔案。“2000年國民黨在臺灣失去政權后，胡佛學者覺得國民黨曾有過輝煌的一頁，它的歷史對整個中華民族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當時馬若孟教授等就有一個想法，雖然國民黨在選舉中失敗了，但黨史保存是刻不容緩的。”

從1894年“興中會”的創建算起，國民黨黨史資料已超過一個世紀，很多資料已經受損。郭岱君代表胡佛研究院開始跟國民黨接洽，商談檔案保存。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連戰表示贊成，但具體落實，則又費一番時間。“那些國民黨高層主管，我跟他們闡明，胡佛研究院只是以微縮方式永久保存，空運機器到臺北，一切作業都在國民黨黨史館進行，原始檔案仍然存在國民黨，我們不會挪動它們；另外，以胡佛研究院的國際學術聲望，還有專業客觀的立場，它會吸引全世界學者，對于彰顯國民黨的歷史地位更有幫助。”

“技術落實是非常復雜的故事，也是非常精彩的故事。”2003年夏天，胡佛研究院終于與國民黨達成協議——與國民黨黨史館合作，以微縮膠片方式復制保存了國民黨1894年到2000年的黨史資料，預算將達數百萬美元。此舉也被中外學者稱為“1949年以來中國研究之最大突破”。

“國民黨的檔案一談成，我就對自己說，下一個目標就是蔣介石的日記。”郭岱君形容自己此時對保存檔案已有“使命感”，“我知道蔣介石日記一直保存在蔣家私人手里，這些東西就在美國，而且我也曉得蔣方智怡女士一直想找一個適當的地方保存這些日記，我們認為胡佛研究院是理想的選擇。”

郭岱君很早就聽說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的日記都保存在蔣方智怡手中。郭岱君雖然認識蔣方智怡，但并無往來，如果不能取得她的信賴，談妥日記之事幾無可能。而當時郭岱君面臨的競爭也很激烈——包括“國史館”以及若干國際著名學術機構，找蔣方智怡商談兩蔣日記之事的人很多，相比之下，郭岱君沒有任何優勢。

某一天，一直苦思冥想此事的郭岱君突然靈光一閃，想到了一位合適人選：“我一下子想到，以前榮民總醫院的院長彭芳谷先生，他曾是蔣介石及蔣經國的御醫；后來蔣孝勇病得很重時，這位彭院長還親自陪他到過大陸，他與蔣家三代的關系都很好。另外，我和彭院長都是湖南人，我們在臺灣時還是京劇票友，他對我一直很好。”

2002年10月，郭岱君見到了赴美探親的彭芳谷。“我請他來胡佛研究院看宋子文的檔案，我對他說明：這些資料對后人了解抗戰、了解那段歷史，是如何重要。彭院長是一位醫生，不怎么懂檔案，但他完全理解了我的工作。他說：‘岱君，這個忙我可以幫你，我也應該幫你。’”

2003年，彭院長陪同郭岱君在臺北與蔣方智怡會面，第一次兩人就談了三小時。“我很清楚她心里所想的，一是如何找一個合適的場所存放日記，放在她身邊畢竟也不是好辦法。蔣方智怡也提過，希望有專業、公正的機構來存放，我向她說明這一點胡佛研究院是符合的。第二，我也一再向她介紹，我們不止是保存日記，更會好好地運用它們，鼓勵學者來使用它們，舉辦學術活動，就像我們對宋子文檔案所做的那樣，宋子文檔案開放的積極意義她也非常了解。我想這兩點打動了她。”來來往往談了一年有余，雙方已基本達成意向。在正式簽約前，蔣方智怡從香港派來了一位律師，想替這批日記估價做保險，并確定合約文字。“律師是香港人，我很擔心他對歷史文物很多微妙的事情不太了解，如此珍貴的文件如何估價呢？”郭岱君坦言在此之前她隱約有些擔心，“我先跟這位律師見了面，我說，這些東西是無價寶，沒有任何一個數字能衡量出它的身價。對于胡佛研究院來說，這的確是一個珍貴檔案，但并不是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對于中國人來講，這是中國人的血肉，一定要做最好的保存。我希望不要因為一些枝節上的見仁見智，而錯過這個歷史機會。”

讓郭岱君大大松了一口氣的是，律師聽了后，立即贊同她的立場，認為最重要的是這些日記找一個合適的地方保存、并好好運用它們。“他很有智慧，一下子就看到了問題的本質。”郭岱君對這位律師稱贊有加，她原本以為有好幾個硬仗要對付，沒想到這么容易就達成了共識。

但在存放形式上，又遇到新問題。對胡佛研究院來說，他們收藏的檔案通常都屬于“donation”（捐贈）；而蔣方智怡的考慮是，蔣氏父子的檔案不能永遠流失于國外。郭岱君于是跟檔案館館長商量該如何處理。當時的檔案館館長Elena Danielson曾做過美國檔案協會會長，非常有經驗，她提出了“deposit”（暫存）的方式，這在胡佛研究院來說是極少的個例。此舉也一下子打消了蔣家的顧慮，蔣方智怡后來在接受采訪時也特別提到，感謝胡佛研究院為這批日記做的特別處理方式。

2004年圣誕節前三天，郭岱君收到了一份特殊禮物：“那天蔣家來電話說：‘你們可以來接收了。’我們特別興奮。”在蔣方智怡家，郭岱君看到了蔣介石日記的廬山真面目，近百本日記，整整齊齊放在箱子里，但因為年代久遠，有的紙已經粘在一起。

郭岱君還經歷了一個小插曲。一小部分蔣介石日記存放于加拿大，由一位中國人在替他們保存。因為要根據中文目錄點收，研究院決定派郭岱君前去。就在郭岱君啟程前，非常有經驗的檔案館館長臨時阻止了她，“她說，你去不合適，因為這批日記太重要了，我們不能托運，必須要手提這些檔案過關。你是亞裔，過海關時，官員打開你箱子，看到那么多檔案，你怎么解釋？最好還是派美國人去”。

權衡之下，胡佛研究院決定讓派資深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馬若孟（Ramon Myers）教授赴加拿大執行這一特殊使命，雖然他已年近八旬。“他到加拿大一看，那些日記都放在一個保險庫里，他拿到后打電話給我說：岱君，你不知道我現在多興奮！”自從拿到檔案后，馬若孟就一直待在房間里，既不吃飯也不出門，生怕有一點點差錯，甚至興奮得整晚都無法入睡。

郭岱君坦承因為促成此事，在臺灣面臨一些壓力。她說：“包括我媽媽都在問，你會不會得罪人？我不會放在心上，我的目的是為后人保存歷史，何況這些日記只是‘暫存’胡佛研究院，將來還是要回歸故土的。檔案是千秋之事，放在歷史的大視野來看，那些非議或不解有何好顧慮的呢？

歷史與歷史研究之外的“四大家族”

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是一個沿襲很久而深入人心的概念。但在一些歷史學者看來，這個政治意味頗濃的說法并不是一個嚴謹的科學概念。但巧合的是，目前胡佛研究院也聚齊了這部分檔案。歷史已成為歷史，如今，他們已經以另一種方式聚集起來。

光環漸褪的蔣氏家族

除了蔣介石檔案外，目前蔣經國的日記也存放在胡佛研究院，蔣經國日記則始于1939年，止于1989年，長達半世紀之久。

按照工作程序，宋曹琍璇會在結束蔣介石日記工作之后，再代表蔣家人審查蔣經國日記。對于這位“小蔣總統”，宋曹琍璇有很多鮮活的記憶：“我去經國哥哥家里，感覺好像到我小學校長家里，太簡單了。吃的東西也很平常，根本沒什么大菜。”“因為我了解他后來的生活，所以我看經國哥哥的日記時非常好奇。”

“因為經國哥哥早期的日記要給爸爸看，有些話寫得很含蓄。進入他內心世界后，發現真是太奇妙了。平時看他是遙不可及的、高高在上的領導人，但看到他的日記后，才發現他的內心是那么溫柔，有時又很憂郁。”蔣經國的日記里曾經記過這樣一事：某天他看到外面的陽光太強烈，覺得地里的農民肯定受不了，回到家里看到蔣方良開冷氣，于是很生氣。宋曹琍璇說，蔣經國的日記大多以記載公務為主，偶爾會寫些個人感受，“比如他在日記里寫：望著院子里的花開了，他非常想念溪口，想起小時候的故鄉。另外，父親去世后，他有時會覺得一個人擔待不了，不禁淚下，覺得辜負了他的期盼”。

自第一代蔣介石，第二代蔣經國、蔣緯國相繼逝世后，蔣氏家族曾經的榮耀和光環逐漸褪色。蔣家第三代蔣經國的三個兒子蔣孝文、蔣孝武、蔣孝勇都是英年早逝，留下蔣家政治豪門中最悲傷的一面，也使蔣家從第三代開始，都決定為下一代選擇低調的生活。在蔣家第四代，除了蔣孝勇的大兒子蔣友柏，在臺灣開公司落地生根娶妻生女外，其他多半仍散落海外。但無論在哪兒，第四代的共同特性都是從事商業或藝術行業，遠離政治。2003年蔣孝勇與蔣方智怡之子蔣友柏生下一女兒，成為蔣家的第五代。后來只有蔣方智怡仍活躍在政壇上，成為蔣家政治代言人。但蔣家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幾乎煙消云散，曾經權傾一時的蔣家政治王朝也成為歷史。

低調的宋氏家族

早在20世紀70年代，宋子文家人就將他的檔案，一共58箱，捐給了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因為日記里涉及當時仍在世的宋美齡，所以當時規定有19盒不能打開，必須等到宋美齡過世后才能公開。

“近30年胡佛也是嚴守這個協議，完全沒有人動過。所以宋家對胡佛研究院的專業是肯定的，包括開放的、未開放的，胡佛研究院都處理得很好。宋家對我們有充分的信任。”郭岱君說。宋美齡去世后，2004年的4月16日，宋子文的檔案全部公開。

也許是這次合作，使宋家完全建立了對胡佛研究院的信任，不久，胡佛研究院得到了一份意外的驚喜。“2006年3月12日，宋家主動告訴我們說，他們還有將近3000件的宋子文檔案捐出來，這些都是最重要的部分，包括宋子文西安事變時的日記，抗戰時與蔣介石的電報、與羅斯福的書信等。”郭岱君說，這些檔案原本都保存在宋子文的大女兒家，他的外孫馮英祥親自將66盒文件提過來。

宋子文

郭岱君說，宋家后代最委屈的是外界懷疑當時擔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貪污。這也是其家屬決定將宋的財產與遺囑公開給胡佛研究院的原因之一。在捐出的宋子文檔案中，包括宋子文同意美國國務院于1951年對美國對華援助有沒有被濫用進行聽證會，孔祥熙與宋子文回信同意讓美國國會調查他的財產的文件。此外，宋子文在近代中國很多重大事件上都有參與。西安事變中，宋子文是第一個去看蔣介石的人，宋子文的西安事變日記讓很多看過的學者都認為此日記的真實性很大。

“宋子文的檔案我看得很多。看了檔案后，感觸頗深。抗戰時期他住在美國，在中美的經濟、軍事合作，他是一個最關鍵的人物；創立聯合國，他也是發起人之一。以中國當時的情況，他能讓中國作為5個發起國之一，沒有宋子文，這是辦不到的。”郭岱君評價。

一直笑意盈盈的宋曹琍璇給外界普遍留下頗好的印象，她先是作為宋家代表，在胡佛研究院審查宋子文檔案，后來又相繼接受蔣家、孔家的委托，繼續在胡佛研究院審查檔案。此前宋曹琍璇長期在美國做義工，身邊的人很少知道她來自那個曾經神秘而龐大的“宋氏王朝”。

從2003年宋美齡去世后，宋曹琍璇便開始看宋子文檔案，她形容自己一天天看下去，“委屈也越來越多”：“這樣一個家族里面，父母將孩子送到美國最好的學校——宋耀如的三個兒子都是哈佛大學畢業的，那時的中國動蕩不安，他要求他們全都回國；看宋子文的日記，就知道他是怎樣在國家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制定財政政策，改革稅制。宋子文先生忍受了很多誤解和委屈，后來一直很沉默，不愛講話，后來連臺灣都不愿去。”

宋耀如與倪桂珍夫婦育有三男三女，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三兄弟的后代大部分都在美國定居，平時十分低調神秘。宋家第三代人數不多——宋子文有三個女兒，宋子良的女兒已過世，宋子安有兩個兒子。宋家后代無人從政，宋家人的行蹤也很少被外界所知。

1969年在去香港參加廣東銀行開幕當天，62歲的宋子安因血管爆裂而去世。宋曹琍璇的丈夫宋仲虎是宋子安次子，是蔣介石與宋美齡夫婦很喜歡的下一代。宋仲虎目前在美國做礦泉水生意，宋曹琍璇說自己的丈夫“很低調，不喜歡別人打擾”，所以接待媒體的事情一般由她來出面。

宋曹琍璇坦率地說，長年以來外界關于“四大家族”的各種傳聞讓宋家很是困擾，“很多傳記學者憑想象以訛傳訛了很多東西，有些書讓我們很尷尬”。宋曹琍璇提到，有一本書說宋氏王朝有30億美金的財產，在她看來這是“缺乏基本的寫作道德”。據宋曹琍璇介紹，1950年孔祥熙與宋子文曾應美國國務院要求公布財產，孔家是800萬美金，宋家是500萬美金。

“我和先生有原則：不希望孩子對自己的身份有特殊的感覺。”宋美齡在世時，宋仲虎夫婦每年都會帶他們的5個孩子到紐約看望宋美齡。“孩子們見到姑婆（宋美齡）很興奮，因為這個時候什么都可以吃。”宋曹琍璇說，這幾個自小在美國長大的孩子，完全對宋氏家族沒有概念。

宋美齡去世時，他們一家到紐約奔喪，“孩子們特別不理解，問我：為什么門口有那么多記者？我回答：因為你們幾個小孩子很漂亮啊！”慢慢長大后，孩子們有些明白了，對這個家族有另外一部分的認識。宋曹琍璇說，美國的孩子很自我，“出身對他們的生活沒什么影響，他們覺得前人的光環是屬于他們自己的”。

神秘的孔氏家族

很多學者對于郭岱君的工作能力贊不絕口，其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她“居然走進了孔家，居然說服孔家后代把孔祥熙檔案捐出來”。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失去政權后，孔祥熙與夫人宋靄齡便移居美國。多年來，孔家人一直深居簡出，與外界保持著距離，這么多年，很少有媒體能走進神秘的孔家。

孔祥熙與宋靄齡

“孔祥熙的大女兒孔令儀仍在世，我2004年去過3次，跟他們談孔祥熙的檔案。當時孔令儀的丈夫黃先生還在世。我跟他們講，國民黨的資料在胡佛研究院，蔣、宋的都在，何必讓孔祥熙的檔案冷落在倉庫里？它們已經孤零零地躺在那里50年。”郭岱君說，她也用宋子文檔案開放的例子，來說服孔令儀，“檔案放在家里是死的，開放出去才有意義。宋子文的檔案開放后，尤其是后來那3000件，大大改變了外界對宋子文的這些印象，他們也看到這些積極的正面的效果”。

孔祥熙的檔案存放在紐約一倉庫里，一共有90多箱，保管得不太好。2006年6月，孔祥熙的日記正式捐給胡佛研究院，但尚未開放。受孔家委托審查這部分檔案的，也是宋曹琍璇，因為“孔家第三代只有一個孩子，從小生在美國，他一句中文都不會講”，宋曹琍璇說整理“兩蔣日記”至少還要五年至六年時間，“我也蠻有壓力的”。

孫祥熙與宋靄齡育有四個孩子，孔令儀（女）、孔令侃、孔令偉（女）與孔令杰。以前一直是孔二小姐孔令偉照顧宋美齡，1994年，孔令偉因直腸癌去世后，孔令儀把照顧小姨宋美齡的責任承擔了下來。2003年，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的宋美齡去世，孔令儀成了四大家族中最年長的長輩。

孔祥熙曾說過，我在中國大陸丟掉的財產，是我在美國所有的幾百倍。據報紙介紹，孔令儀住在紐約曼哈頓區最昂貴的第五大道，與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夫人杰奎琳住在同一條街上。宋美齡生前在美國住的房子也屬于孔家財產，宋美齡去世后，孔令儀以大約1300萬美金賣掉了這幢房子。

幾十年來，孔家子女一直在美國定居，顯得十分低調、神秘，除了至親好友外，他們絕少與其他中國人來往，孔家后代也無人從政。孔家第二代中，只有孔令杰有后代，他娶了一位美國著名女星為妻，其子孔德基成了孔家唯一的第三代。

名不符實的陳氏家族

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被列為四大家族的一員，很多學者認為是“名不符實”，“陳家黨是從陳其美開始的，但陳家并沒有很大的家族占據國民黨各個部門，他們雖然替蔣介石負責國民黨內的特務工作，但用的人不都是他們家族的人；另外陳氏派系也沒有多少資產”。

陳果夫、陳立夫一生沒有多少積蓄，死后并沒有留下多少財產，再加上二陳在國民黨敗退臺灣時，就已被蔣介石趕出了國民黨的權力中心，因此陳家子弟一直靠自己的努力生活，并沒有多少名門望族的感覺。1950年，陳立夫赴美，為了謀生，在新澤西經營一家養雞場，其間雞場被燒過兩次、還遭受過雞瘟，當時孔祥熙、宋子文等都曾去探望他。

陳果夫與陳立夫

國民黨元老陳立夫，是浙江吳興縣人，歷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組織部長、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等職，2001年2月8日以101歲高齡在臺中逝世；而其兄長陳果夫早在1951年就因肺癌去世。

陳立夫有3個兒子1個女兒，而陳果夫只有1個女兒，為了讓自己哥哥的香火延續下去，陳立夫將自己的大兒子陳澤安過繼給了陳果夫。現在陳家自陳立夫、陳果夫算起，已經有了第四代，家族人口眾多。

陳家除了陳立夫的小兒子還居住在臺灣以外，其他人都在美國生活。在陳家后代中，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二陳共同的兒子陳澤安。他是美國一家大學的教授，同時也是一位國際知名的植物病理學家。陳立夫幼子陳澤寵的妻子林穎曾是臺灣著名國學大師林尹的女兒。

陳家子弟在島內的地位可謂江河日下。島內還曾有人要拆除陳立夫在臺北市的故居。陳立夫的兒媳婦林穎曾雖然一再懇求對方“手下留情”，建議將陳立夫的故居改成陳立夫的文物紀念館，但最終房子還是被拆除。在拆遷現場，獨自抗爭的林穎曾只好拿出相機，傷感地拍下照片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