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熱搜榜上有一條新聞：廣西一男子幻想鄰居老夫婦對自己“做法”，持射釘槍殺害了兩位老人。法院一審判決該男子死緩，檢察院認為量刑不當提起抗訴，要求改判死刑立即執行。

廣西這起案件沖上新聞熱搜，說明對于現代社會的大多數人來說，巫蠱是不可思議的。但在《巫蠱》這本書中，鄧啟耀教授記錄了多起類似案件，而他最新的調查研究顯示：“就在2024 年，網絡上關于蠱事的討論依然數以萬計，含有暴力導向的玄學APP信息下載量高達千萬，玄學軟件的開發與當代高科技的發展同步生意興隆，裝神弄鬼的博主靠巨大流量賺得盆滿缽滿。”

巫蠱從未遠去，它是一股深潛的歷史暗流，在互聯網時代，它甚至會“蒸發”到“云上”，成為隨風飄飛的無定玄云，一旦聚為暴雨，就會和地下的暗涌合流。

深潛在文化中的歷史暗流（節選）

文/鄧啟耀

對于一個置身于21世紀現代科學文明情境中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所談論的事是極為荒誕無稽的。然而，問題在于：古往今來，有多少人能真正生活在這樣的“情境”之中？

翻開中國歷史，滿篇皆是權爭、宮斗、戰爭、災禍。然而，這不過是可見的浪潮。在洶涌波濤之下，一股潛流往往被忽視。它諱為人談，卻深潛于人心暗黑之處，伏竄于宮闈與茅舍。它會是弱者自保的密咒，俗眾傷人的流言，也會是權貴爭權的暗器。一旦和權力、利益掛鉤，或者僅僅出于羨慕嫉妒恨，潛流都可能噴涌而出，成為淹沒他人的禍水，甚至成為影響歷史的洪流。

古代的情況我們暫且不論，就說當代，是否人人都生活在紀年所標示的這個時代情境中了呢？我不敢斷言，至少在我調查過很多邊遠山區和農村后不敢這樣斷言；甚至在我們生活的所謂“現代都市”里，新潮建筑或新潮時裝包裝里的人，是否真像他們身系的商標那么“摩登”呢？依然非常可疑。電腦算命、“科學”求簽、對帶“8”字車牌、電話號碼及開張日期的迷信等等，難道不是巫術心理使然么？至于在人的名字上打叉叉或倒置以求“打倒”，在銀行門口擺獅子以“吃”他人宅氣財運而使自己大發，更是一種標準的巫蠱行為——哪怕它用的是現代名詞和現代時髦包裝。

巫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歷史最為悠久的一種文化事象，影響深遠而廣泛，卻又總是諱為人談。遠古的甲骨文卦爻或易象卜筮典籍里，涉及與社稷政事、王室安危相關的重大災異病象，每每提到“蠱”這個字；漢代因宮廷權力之爭而引發的“巫蠱之禍”，數萬人死于非命，世人聞之色變，如同一次社會性的瘟疫；延至20 世紀，至少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還有不少人受害于巫蠱事件，人們至今仍像害怕麻風病一樣地害怕“蠱”。

甚至到了21 世紀，種種巫蠱或準巫蠱行為仍然以不同面目出現。“蠱疾”，成為一種很難診治、很難定義的病象，一種在巫和醫之間糾纏不清的文化性或精神性的可怕瘟疫，而且，在民間，無論是放蠱、染蠱，還是治蠱、克蠱，都存在著一種沿襲了千百年的運行機制，并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包含社會組織、制度、觀念、符號、行為、器物等層面的神秘文化系統。如果說，“巫蠱”整個都是一種無稽之談，那么，一個這樣的問題也許馬上就會隨之而來：既然“巫蠱”純屬子虛烏有，為什么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不同民族、不同時代，都有關于“巫蠱”事件的歷史記錄，以及十分現實的影響、十分具體的存在呢？

有關“巫蠱”的各類案例，我將在本書中加以詳細論述。作為一篇緒論，擬按人類學慣例，先進入生活現場，對巫蠱這種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性精神性病理現象的文化處境和心理處境，開始田野考察。1995 年和1996 年兩年春節前后，我和做音樂人類學研究的妻子都是在怒江峽谷中度過的。這是世界上數得出的大峽谷之一，山峰和谷底高差很大，坡極陡，攀援尚且不易，何況在里面過日子。然而，正是在這個石多土少的“Ｖ”形峽谷中，怒族、傈僳族等民族已經生息了很多世代，不僅在石頭縫里生存下來，而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

怒族“卜診”方式之一：草卦。云南怒江峽谷中段匹河鄉，1995，作者攝

我們的調查主要側重在精神文化方面。由于和怒族、傈僳族掌握傳統文化的巫師、祭司和群眾交上了朋友，得到他們的信任和幫助，我們才能夠深入到他們心靈世界中，看到傳統文化作用下，他們當下的文化或精神的處境。

一位怒族朋友告訴我們，他弟弟新近才祭過一次鬼。當時他弟弟病得很重，躺了三個月也起不來，什么醫院都去看了，好不了，只好按老法子請巫師來看，巫師看出是中了別人的毒咒，咒者的魂和他的魂在打架，糾纏不清。巫師看出來了，就要請祭司來解。祭司將他弟弟抬到村外江邊，殺了一頭豬和一只雞祭詛咒鬼：

今天我要說的這件事，

是人的兒女子孫，

神撫養的兒女；

石崖神，舅父的祖業挫敗了，

侄兒侄女難度光陰；

父親的家業挫敗的時候，

天神會拯救我兒女的生命。

今天，我要對詛咒人說，

我一聽見就帶來值錢的祭品；

帶來一個附身病魔的病人，

夢見值錢的欄桿掉落在右邊，

帶來一個被亞同肯詛咒的病人，

我的九只雞不知道祭給誰的時候，

我的九簸箕盤纏，

不知道祭給誰是詛咒者的時候，

我去碧巧看相又打卦，

去瞧三面石，去看禍福兇吉。

今天，我對詛咒人說，

拿來九只雞祭給詛咒兒女的鬼，

捉來九只雞祭給害人的大馬蜂。

你去詛咒生有翅膀的雞，

今天要解掉，

拴在病人頭上的鐵鏈子，

解掉纏在身上的藤篾條。

怒族巫師保某破例為我們做了一次真正的祛災儀式

祭司一邊念誦長長的祭詞，一邊做出祭拜、解疙瘩、驅趕等動作，他將山茅草做的具有驅邪作用的繩結由上到下攆刮，以驅除附體的邪靈。念完，將祭肉架火煮食，然后帶著病人頭也不回地回家，連鍋都不許帶回去，就此廢棄。據說，祭過以后十一天，病人便站起來了。

我不認為這位為人忠厚誠實且受過現代教育的怒族朋友是在說假話。至少，從他對我們安危的關注上，我們知道他是真誠的。在怒江，當我們結束了第一階段調查時，在他家遇到他的一位巫師朋友。此人一見我們，便斷定我們身上已經跟上了邪靈，原因是我們請老祭司表演祭鬼儀式時，沒有真的病人要祛疾，召來的邪靈失去目標，只好跟上了我們。這位巫師還預言兩天后福貢方向要死人，而我們正準備往福貢方向走。

聽到這些話，我們的怒族朋友要巫師為我們禳祛。巫師不愿為外族人設祭，這位怒族朋友大動肝火，以絕交相逼。直到他的巫師朋友第二天在一個幽深的箐溝里，為我們做了一次真正的祭祀祛災儀式，巫師用滴血的祭豬在我頭上繞過，念誦長長的咒語，留下祭品和所有鍋碗，然后帶我們悄悄離開，以甩掉邪靈。儀式過后，他才放心地讓我們離開。

從很多經歷中，我確實相信，這些怒族朋友決無以神鬼巫蠱蒙騙我們的意思（這次祭儀不收費）。他們真的相信這一切，而且真的會受到這些東西的傷害，或通過另外的法術得到切實的禳解。換句話說，我們認為虛妄荒誕的東西，在他們看來是真實的，而且常常被他們的經驗證明確實產生了作用。

這已經不僅僅是一種信仰，而是已經滲透在他們的生活中，以一整套自足的存在方式，成為民族文化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了。例如，就社會組織結構而言，有放蠱施咒的蠱婆、黑巫師，也有克蠱解咒的職業化的并有分工的白巫師；在物質層面，有養蠱的秘方，也有治蠱的奇藥；在符號層面，無論是口誦的咒語祭詞，還是手書的符篆圖貼，都具有特異的信息傳遞功能，對屬于該文化圈的人能產生類似“信息場”的效應；與此相應的習俗、制度、觀念等層面，也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發生著作用。

例如，“診斷”病因，可用竹簽、草筮、蛋卜、骨占、肝決、刀卦、弓算、酒顯以及觀氣色、看手相等方式獲知信息；治病救人，則視不同病因，用素祭、血祀、咒語、祝詞、歌舞以及成套的象征儀式和活動來禳災除病。他們似乎生活在某種特定的人天關系中，在這里，人疾與具體到一陣霧靄、一堆山土的天象地氣，命相與穿什么顏色衣服便產生什么生克關系的陰陽五行，都可神秘地互相感應。

這些以不同形式體現的器物、符號、觀念、制度、社會組織等文化因素，構成一個影響力極大的文化系統。長年生活在其中的人，不能不受到它潛移默化的影響。那種無形而又真實的處境，那種說不清道不明但你能體驗得到的氛圍，是很難用數據等來量化表述的。

事實上，在人類學界，有許多國際知名的例證一再說明，人的文化處境或精神氛圍，對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如非洲某些部落的“骨指器”或巫師的咒語，足以讓一個強壯的部落成員因極度恐懼而喪命，因為他在多年強烈的文化或精神暗示中，已經認同了這樣的“事實”——一旦被魔骨所指或被巫師所咒，必死無疑。這種情況或許正如傳聞里一個著名的心理實驗：一個死刑犯被告知他將被放血處死，然后他被蒙上雙眼，在他靜脈處用刀背假作切割，放水滴流，造成流血的效果，不一會兒，那犯人果然死了，死于心律衰竭。

圖片來自網絡

在怒江大峽谷，每當夜暗星密時，天被石崖巨大的怪影擠成一條無頭無尾的長蟲，江濤嘯聲和巫師奇異喉音的混響，若有若無地直透心骨，這時候，我便有些體會到這峽谷里所產生的神話和巫術的意義了。只要峽谷還是這樣，峽谷人所接受的文化暗示和心理暗示還是這樣，神話和巫術就是一種客觀存在，一種精神需要。這不是用簡單的“唯物”“唯心”一類的詞，可以界說的。俗話說“信則靈”，這或許應從一種跨文化精神病學的角度去理解。

在我們的考察中，還了解到這樣一些例子：同在怒江峽谷中生活，改信基督教的本地民族，傳統的神話和巫術對他們影響便較少，甚至不再產生作用，巫蠱之疫也隨之減少。我也曾想見見信巫蠱者談之色變的鬼怪邪靈，甚至在夜晚獨自走過那個傳說中弄瘋、弄死不少人的山箐，雖然脊背發麻，但我還是關了手電，拿出自動相機，準備真碰到個鬼怪時能搶到個鏡頭——我當然一無所見。這是否說明，只有置身（實際是置心）于特定的文化處境中，對其千百年傳承的集體意識和文化暗示進行認同，那種“感應”才會發生？而對于不在其文化處境中的異文化介入者或改變了信仰的當地人，傳統的“暗示”便不再具有作用？

如果是這樣，像巫蠱所致的“病”，便在很大程度上要從文化和精神的角度去理解。當然，巫蠱術不純粹只是一種心理行為。事實證明，即使是原始時代的巫師，在藥物等方面的知識也是相當驚人的，例如毒蘑菇、仙人掌堿等致幻劑的使用。因為原始巫術往往是巫—醫、巫—技合一的。也就是說，巫蠱的文化或精神場景，也有一定的物質或技術的依托。

我們的考察，或許就應該從這樣的時間跨度和學科跨度基礎上開始。

書中此后的章節，我試圖從目前初步接觸到的文獻（包括視聽文獻）、考古和田野考察材料等多重證據，來敘述千年來巫蠱在中國的某些存在狀況。需要說明的是，我雖然疑惑，但關注重點不是考證這些“證據”所描述之事的真偽（如同考證鬼神的真偽一樣），而是關注產生巫蠱傳說的文化心理和社會現實，希望通過大量案例（包括自己的親身經歷），反思巫蠱信仰為什么會在中國人心中存在上千年，至今沒有消失？這種系統地隱藏在文化結構和文化心理中的東西，又反映了一些什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