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要探討的問題看似普通，但是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和現在國家發展有重要的聯系，比如說統一的問題、多民族的問題、大國的問題，都是中國今天的基本國情。這些都是在中國古代史上逐漸形成的。

自古以來，“統一”有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是逐漸形成的。這里要探討的就是歷史上中國是如何形成統一的；各個民族又是如何陸續進入這個統一國家，從而使這個統一國家成為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如何在統一破裂以后，沒有例外地，都能夠在或長或短的時間之內回歸統一；怎么樣在幾千年里從一個低水平、低層次的統一走到今天這樣一個比較高水平的統一，將來還要進一步有一個更高水平的統一。這個過程貫穿中國歷史幾千年之久，有相當豐富的內容可以探索。

但是這個現象只有中國一家有，在世界上缺乏歷史對比，中國人看來反而覺得當然如此，而為什么形成這個狀況，探討理論的內涵做得相對不夠。

我準備從兩個方面、兩個線索來探討。

第一個是中國國土開發和國家統一問題。統一是國家形態，國家首先要有一定的領土作為自己的范圍，所以國土開發的步伐及狀況跟國家的統一是一個密切相關的問題。

第二個要探討的是民族發育和國家統一問題。各民族包括漢族在內都有一個發育過程，發育過程有時導致民族矛盾，怎么樣使這些矛盾走向統一，從而使各個民族一個又一個進入到統一的國家里面來，構成一個大國，這也是一個重大問題。

這兩個方面都是植根于中國社會內部，不是屬于外力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所以都有相當長的發展過程，而這兩個方面的發展過程很多時候都是交叉進行的。

統一也有另外一個方面的狀況，就是可能由于一時的政治原因國家分裂了，又由于一個什么原因它又統一了，這種情況歷史上出現過，它本身跟剛才所說到的，國土開發、民族發育的長期過程，沒有直接的關系，或者關系很少。這種統一和分裂往往是比較簡單一些，時間比較短一些，看來紛紜復雜，實際解決起來是比較容易的。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出現過分裂的次數很多，各種大分裂中間有一個五代十國的分裂。

五代十國是在唐以后，農民起義顛覆了唐政權，在沒有一個接替的新的秩序出現的情況下，北方相繼出現了五個短的朝代：梁、唐、晉、漢、周。這五個朝代統治了中國北方不大的一片地方，沒有一個能夠跨過長江，統治南方，所以南方形成“十國”。“十國”中又有一個國家在北方，實際上南方只有九國。九國中又有相承相襲問題，局面非常復雜。這個復雜局面是一時的、短暫的政治局面，看來與剛才所說的兩個線索沒有大直接的關系，雖然政治上紛紜復雜，但收拾起來不難，50年的時間也就澄清下來。分裂狀況的出現有時有一些偶然因素、暫時因素在起作用，這些只能個案地來研究。總體地來看，宏觀地來看，只好抓住兩個主要的線索來觀察，其他一些短暫的東西在這里面就不提了。

現在中國統一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臺灣問題。我覺得臺灣問題和我所要講的兩個重要的線索都沒有直接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以來列強入侵中國所帶來的后果，政治因素是最主要的，解決起來，在策略上政治上會有很復雜的斗爭。但是這個問題并不是一個牽涉到中國社會內部發展線索的問題，不包括在我今天要講的問題之中。

下面先講第一個問題：

國土開發和國家統一。

國土開發和國家統一是對國家的領土這個要素做一個回顧。首先是什么叫統一，有沒有定義的問題。這個問題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目前寫文章的人有一個傾向，就是一步一步把統一向前提。

傳統的說法，國家統一，有自己一套制度來鞏固統一，是從秦漢開始。

我自己的想法，一個勁兒往前提并不是一個辦法，因為越提越渺茫。但是把秦漢作為統一的起點，前面有沒有一個必然要統一的趨勢，有沒有這個階段，這就是秦漢統一從何而來的問題。

我自己的想法是開始從西周算起，西周的大一統是古人的說法，我們科學地分析這個大一統和秦漢的統一也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水平是低層次的，但是畢竟也有相同的東西。

西周的大一統是從西周分封開始的，西周有一個中央政權，這個中央政權能夠實現自己的主權，在中國北方黃河流域的范圍之內發號施令，讓自己的功臣、周室宗親等等各種各樣的人到東方去開辟土地。這是一種國家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是讓中國北方的西部和東部都開發出來。如果說西周是統一的開始，那也只是低層次的，不過與秦的統一有直接的內部聯系。

統一的第一個時期，即統一逐步形成時期，大體上是西周到秦。

秦漢以后到元，我認為是中國統一的第二個時期。

元以后進入到中國統一的第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在地域上來說，統一的范圍大體上是中國北方的東西兩部。西部是位于渭水流域周人興起的地方，由中央政權直接統治。東部是要開辟的地區，諸侯國所在地。這兩個部分的開辟、發展以至于走向平衡，是這個階段統一的歷史內容和地理界限。

秦漢以后到元是第二個階段，這個時候中國北方，東部和西部結合在一起，要開發的地區是廣大的中國南方。這個過程比前面那個過程要長一些。因為增加了更復雜的民族因素，民族因素是各個民族自身發育問題，是繞不過的。歷史需要為此付出時間，1000多年時間。

到了元以后，我認為中國的統一，從地域方面來說進入了第三個時期，理當是開發大西部。元以后，實際上在東部的南北，沒有再出現分裂的可能性，問題在于西部。

但是元以后中國缺乏能力，缺少開發的條件，比較準確一點說，元以后中國缺乏一個資本主義時代，沒有技術力量，也沒有其他力量，能夠利用中國東部作為基地，把西部開發起來，廣大的西部長期處在一個待開發的落后狀態。所以我認為我們今天開發西部是一個大政策，是對中國歷史遺留的一個大問題的交代，對中國整體開發的一個交代，而且也是對于中國統一的進一步鞏固，開啟一個新的起點。

西部不開發，處在荒涼的狀態，西部又是少數民族集中的地方，處在一個開發滯后的狀態，這樣一個問題對于中國來說，是不應當繼續的。

美國在19世紀開發西部，實際上也有類似的思考線索在里面。19世紀的美國靠著東部十三州的區域，靠著新英格蘭的傳統在發展，西部卻處在相對的隔絕狀態，又有另外一種文化在滋生，長此以往，美國也有可能出現像加拿大——一個英語的加拿大，一個法語的加拿大一樣的問題。但是美國大力開發了西部，以至于西部和東部走向平衡，維持了美國今天的國情局面。可是中國缺乏這樣一個資本主義時代來完成這樣的任務，所以留下了一個開發西部的大問題。這是一個總體的線索。

現在回過頭來具體講第一個問題，國土開發和國家統一的問題。

中國早期國家的地域是西周分封形成的基業，統轄范圍西面到渭水流域，東面一直到海，北面是今天北京以北的燕山區域——西周分封的最北一個國家就是燕國，向南到了長江流域。所謂分封，按當時說法叫做“授民、授疆土”，授給你民，這個民是什么人呢？大體上是被征服的殷朝的遺民，還有很多殷朝遺民以外的蠻、夷、戎、狄，他們原來被認為是華夏族以外的民族。有很多地方授民授的并不多，封君、諸侯自己帶去一點隨從，在這個地方白手起家，叫做“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推著小車，穿著破爛的衣服，開山辟野，慢慢形成基業，從小到大，慢慢形成一個封國。

這個時候政治中心在西，在渭水流域，而國家的大量的活動，很有生氣的活躍的部分，是在東部的諸侯國家。

東西相比，西方是政權所在，命令所出的地方，但是狹小的渭水流域在整個發展過程中間，能開發的在當時來說很有局限。東部是沖積的黃土平原，開發起來相對來說并不是特別的難。東部的勢力比起西部來是在慢慢超越，以至于西周政權在西部也待不下去，跑到東方來了，這就成為以后的東周。

進入東周的時候，東部開發已經有200多年歷史，形成一個又一個國家。我們今天知道春秋有所謂五霸，五霸以外，比較知名的國家還相當多。大體上說，春秋局面還不是高水平的局面，但是從當時來看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200多年由西周那個“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狀態轉化成為東周五霸這樣一個局面，應當說時間不算太長。因為當時在開發東部的時候所能夠使用的工具，基本上是石、木再加上比較貴的青銅工具，銅器因為貴，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用。而且勞動人手是極其稀少的。

在此以前，一個封國，實際上也就是三五十里、七八十里、百來里。國和國之間有大量的空荒的、沒人管的、有待開墾的地方，所以國與國也不相連，各干各的。

在那么一種落后狀態之下，200多年開發出一個春秋局面，應當說這個歷史的進步還是可觀的。

進入東周以后，新問題出現了。原來東部的秩序直接跟西周的宗主國相聯系，諸侯受封而來，向周王回報，要朝貢、要覲見，有自己的義務。而現在，西周朝廷搬到東面來了，它也不像西周時候是那么有尊嚴、有威望的一個朝廷，在洛陽處在和東周諸侯國家一樣的狀態。東周的諸侯國家，一個一個挨在一起，不免產生矛盾，出現各種糾紛，糾紛往往沒有更好的手段可以解決，就是打仗，所以一部春秋戰國史就是一部戰爭史。這也就說明，分封開創了一種新秩序，這種新秩序，促進了東部的開發，也造成了新的問題。開發的國家不能自安其位，彼此沖突。

分封的秩序成了舊秩序，在破壞中，走向反面，原來的宗主國家維持不了。代替舊秩序會是一個什么局面，這是一個長久的探索過程。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政治秩序，由于周王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要有一種新的權力來代替。春秋時期出現盟會，某一個諸侯比較強大，比較有影響，他就糾合周圍的國家，聯合在一起，試圖解決面臨的問題，方式是盟誓。

盟會中用誓約的辦法，一條一條的加以解決。這可以說是用盟會的辦法代替周王權威，調整國家政治秩序。盟會主持者總是一個強國，強國主持這樣的盟會總要為自己謀利益，所以盟約僅僅只能維持一個短暫時間。

最早最有名的一個盟會叫做“葵丘之盟”，盟主是齊桓公。這個盟會中留下了盟約五條，五條盟約中與國計民生關系大的、現實性強的，只有一條，叫做“無曲防，無遏糴”。“無曲防”，意思是不要利用水道來為自己謀利益， 對下游的人造成破壞，不要把河流改道，作為攻擊對方的手段。不只黃河有這個問題，北方各條水相沿的諸侯國彼此攻擊的時候，都可以使用水作為一種攻擊手段。“無遏糴”，就是不要阻止糧食的自由流通，國家相連，有了饑荒，希望鄰國糧食能夠有個調劑，互通有無。過去我們看重這個條款，因為直接關系人民生活。

現在細想起來，葵丘之盟，一命、二命、三命、四命所說，都不是和百姓生計有關的事情，都是說要維護西周所形成的禮、法秩序。這種禮法秩序是西周分封的時候要求于諸侯的一種根本秩序。

禮法連在一起，說明當時的禮法還沒有完全分離，實際上也就是一回事。禮和法都是一種約束，后來意義就分化了。一命至四命的要求，包括諸侯國家要維持內部穩定，不要擅自改變繼承人，因為按西周宗法制度，繼承是有一定的規矩要遵循的。

比如說按“嫡長制”立下了你的繼承人，你就不要擅自改變，立嗣人選和過程是周王所認可的，你擅自改變就違抗了周王，造成繼承方面的不穩定。比如說，為了維持禮法制度，不能以妾為妻，妻和妾的身份地位影響整個統治秩序，不應該擅自改變嫡庶的次序，等等。還包括用賢人。前面四命，就是這些內容。

第五命包含兩款，一款就是上面說的“無曲防，無遏糴”，還有一款就是說不要封而不告。在分封制度中，諸侯國也有自己向下屬的分封，這個分封要得到周王的許可，要報告周王。這還是禮法秩序。

當時的盟會中，諸侯所感覺到他們目前所面臨的最大問題，還不是國計民生，有比這個更大的，就是禮法秩序破壞的問題。

禮法秩序，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尊王，尊王就是尊周王，尊周王就是尊周公所定下的秩序，使之在自己國內能夠穩定。

諸侯最大的心愿在這個地方。吳和越在西周的時候還是化外，被認為是荊蠻，不屬于華夏。春秋末年，吳和越也趁著中原亂的時候，跑到中原來爭霸權，一個是吳王夫差，一個是越王勾踐。這說明號令不能自天子出，周王等同于一個諸侯國，還沒有諸侯國的實力。諸侯國要自己維持秩序，又要打出周王的名號，因為沒有新的名號能夠代替它。這當然不能維持長久。要變，還沒有找到一個辦法。西周原來被認為是一種統一狀態，開發了東部以后，反而使統一走向自己的反面，到處是分裂的現象，還找不到出路。

再看戰國的情況。戰國跟春秋，我們統稱東周，實際上是一個時代分成前后兩段而已。春秋這個時代大概過了300年，就是暫時在盟會狀態之中維持秩序，局勢慢慢就有一種變化。最大的變化出現于公元前403年，這一年，西周分封秩序出現了一個大缺口，就是所謂三家分晉。晉國是西周分封的一個大國，經過了長期發展過程之后，晉國內部秩序沒有維持住，盟會也阻止不了晉國內部的分化，這個諸侯被他底下的三家給顛覆了，所以叫做三家分晉。這是一個政治上的偶然事件，但是卻是西周分封制度破壞的一個大標志。

接踵而來就有一點像多米諾骨牌，一個又一個事件接踵而來，三五十年出現一個。

把幾個大問題，幾個年代一排比，可以看得出來秩序上的變化：公元前403年，這是三家分晉。到了公元前386年，齊國又出了問題，齊國本來是受封于西周的姜氏，姜氏的齊國被下面的田氏所取代，這件事和三家分晉挨得很近。到公元前334年，又出現了一個新的事情，兩個強大的諸侯國，一個魏國、一個齊國，在徐州相約稱王。稱王在當時來說是一個大事，在此之前只有周室，周天子叫做周王，被封的國家最多只能稱公，這是一個封建秩序中的等級問題。

“徐州相王”說明諸侯也叫做王，意思是說和周天子是平起平坐的，而周天子則只是逃亡到洛陽來的一個流亡政府，沒有實力。諸侯與周王名分上平起平坐，實力上超越周王，周的秩序更進一步破壞了。

公元前288年，又出現了一個現象，兩個強國，西方的秦，東方的齊，齊秦兩個強國彼此相約，不稱王了，改稱為帝。在古人的觀念里，三皇五帝的帝，實際上已經進入人神之間，超越世俗的統治者，把周王壓到自己的腳底下。這個事情的出現是一個象征，就是王之上還要出現一個新的名號，才能維持秩序。齊秦互帝出現了一下，又取消了，條件還不夠成熟。再到公元前256年，一個后起的強國——秦國，冒冒失失的強國，又是個野性比較強的強國，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居然從西面跑到東面，把周王滅掉了。周不存在了，大家都是王，王以上必然要產生新的統治者，必然要出現一個帝。不能是兩個帝，只能是一個帝，這一個帝誰來做？戰國后期，實際上就是為這個惟一獨尊的帝的出現創造條件、敲鑼打鼓。

從這里我們聯系到當時輿論的動向，就是我們大家所熟悉的諸子百家爭鳴。百家爭鳴現象內容豐富，研究思想史，研究各種歷史的都很重視百家爭鳴的內容。我在這里說到的，是一個新秩序的出現所需要的政治輿論，從這個角度來看諸子百家和后來形成的政治局面之間的關系。周的分封秩序破壞以后，用什么秩序來代替，春秋盟會沒能解決，戰國時候硬打硬的打法，彼此抬高地位的辦法也還沒能解決。到底應該怎么解決，而解決以后又是個什么狀態，應當給未來的新秩序設想一些藍圖。

諸子百家中間有許多設計社會政治走向的學說，實際上就是為未來的統一描繪藍圖，制造輿論。

比如“九州說”，中國政區的劃分，不是一個國、一個地區分開，而是用九個州來區分。九個州是在西周分封的地域之內劃分的，從北到南有冀州、青州、兗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從這里進入關內還有雍州、梁州。這九個州的名字并不是在過去都存在，過去也不是這樣區劃開來的，這是戰國時人自己的設想，還說是當年夏禹治水的時候巡行天下，已經把這九個州劃開了，所以叫禹貢九州。禹貢九州之說就成為一種將來要形成的國家的行政區劃。實際上秦漢統一以后也超越了北方所有的九州而到了南方。

將來形成的新的秩序應該是繼承夏、商、周的，而夏、商、周被模糊地認為是華夏的一統王朝，那么就有人想到今后的制度也應當沿續夏、商、周。這個一統又要給它設計一個新的形式，中心區域是中央直轄，叫做王畿。王畿之外有一個圈圈包圍著，這就是中央所必須配置的勢力，也可以是諸侯。在這個層次之外又有第三個圈圈，這個圈圈應該是可以用綏靖的手段把秩序安定下來。第四個層次，則是可以用一些約定的辦法保持聯系。到最外一個層次，就是少數民族，蠻夷戎狄，他們住在外頭，叫做內諸夏而外夷狄。這五個層次當時叫做五服，就是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這也是一種對未來政區的設想。整整齊齊的五服自然是做不到的。這只是戰國時候為將要出現的新秩序的一種說法。

從理論上說， 夏、商、周以后應當出現一個新的朝代，朝代的代替有沒有規律可循呢？有人從這個方面思考，出現了所謂五德終始說。五德終始說認為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一種秩序代替另一種秩序，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這個規律用德來表示，形象化來說就是五行：金、木、水、火、土。用五行來表示五種秩序的代替也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是五行相克，也有人認為是五行相生。

秦統一以后，用五行相克的說法，認為在五德終始里頭，周的德是火德，克火的是水，所以秦統一以后標榜自己是水德，與水德相應的有許多其他方面的表征，包括顏色、數字、歷法變化等等。拿歷法來說，夏歷，就是我們今天用的陰陽合歷的農歷據說是夏代所使用的歷法。夏代以后，商有商的歷法，周有周的歷法，實際上是同一種歷法相因相革。夏歷正月為歲首，可是商的歷法就不是用正月為歲首，它是用十二月為歲首，到周的時候，它用的是十一月為歲首。到了秦，它覺得要繼承這個東西，按這個東西的變化規律來說，秦的歲首必然是十月。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歷史上記載秦的年月，都是以十月為歲首，一直到漢武帝的時候才改回到正月。這也是一種為統一地繼承夏、商、周的秩序而設計的秩序。至于民間社會秩序，也有一種辦法，就是主張井田制。農民總是要有土地種，分土地得有一個辦法，把它系統化，把它規整化，把它理想化，因而形成井田制。

看來，這種歷史的鋪墊，為秦漢的出現，為這個統一國家的出現，呼喚了幾百年。秦的統一，上面有周制作為源頭，中間有各種設想、各種藍圖，最后形成了秦的統一制度。當然秦的統一不光是一個歷史的因革而已。

秦這么大的一個國家，這么多人所組成的國家，能夠接受這個統一，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文化的延續。同樣一種文字，同樣一種歷法，同樣一種生活方式的人，對于戰國諸子的思想輿論是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文化才是中國統一真正的凝固劑。

這樣就為秦朝建立統一制度打下了基礎。秦的統一，說起來是十年統一戰爭，實際上是水到渠成，并沒有太大的戰爭，確實是春秋戰國幾百年的歷史鋪墊造成的必然結果。由西周那種我們把它說成是統一，而且古人還認為是夏、商、周相沿一貫的統一，到我們認為確實的、比較有內容的秦漢的統一，這是中國國家統一過程的第一個時期。

與周代的制度相比，秦漢所形成的統一否定了分封制，但是又不是絕對否定。

分封制其實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因為最高統治世襲，世襲者最可靠的親信就是自己的血親。有了這樣一個原因，他認為自己最安全的保證就是由他的血親來控制局面，所以就有這樣一個分封制度。后來分封制度造成了那么大的禍害，要取消。但是取消以后，統治者仍然是世襲的，他仍然認為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還得有分封。

秦統一以后，不得不把分封制作為一個最大的對立面予以否決郡縣制代替分封制，但實際上在以后的朝代，為了最高統治的需要，分封制的因素還不斷出現，就連西漢也是這樣。

西漢跟著漢王劉邦打天下，與其平起平坐的，都是這個王那個王，地位上沒有太大差別，所以劉邦做了天子，只好把這些人都封為王。到后來尾大不掉，一個個都叛變。封異姓王不可靠，就改封同姓王。同姓王后來也不可靠，而分封制度還又有必要，于是就限制封君的權力。最后定下來，分封只到侯一級，侯的地位相當于一個縣，侯國的全部租稅所入由這個候所有，侯國的行政權是歸中央政府的，侯國的官員由中央派，用這個辦法暫時解決了問題。以后各朝各代都有分封制，因為這是君主世襲制下被認為最可靠的一種統治秩序，只是具體辦法各有不同。

秦漢統一帝國，這樣一個帝國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個軍事—政治帝國。古希臘、 古羅馬，成吉思汗、拿破侖等等都形成過軍事征服，形成過一時的大帝國，但是這些大帝國到后來分崩離析了。為什么？

就因為他們所建立的大帝國沒有像中國出現秦漢大帝國之前那么一種幾百年來歷史的鋪墊，沒有這樣一種堅牢的基礎。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蒙古帝國，蒙古帝國在進入中國，統治中國之前，它在歐洲、在中亞、 在西亞建立了幾個汗國，這些汗國有的也延續了很多年。但是蒙古人的業績只留在中國，建立了元朝，其他地方所建立的汗國一個一個崩潰了。蒙古人自己的歸宿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和中國相鄰還有一個蒙古人民共和國。因為只有中國的土地，才有建立統一大國的傳統和完備的制度，能夠讓蒙古族在這個地方建立一個國家，作為一個朝代傳承久遠。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

秦統一以后，對開發國土做過一件大事，就是遷徙七種共50萬身份低下的或犯了罪的人， 到嶺南去戍守，叫做“七科謫”。這是一件大事。從開發中國的邊疆土地來說，一撥一撥去是比較常規的。只有這一次是一個大的行動，從中國北方，一支50萬人的戍卒被派到了嶺南，把中國南方的國土一直推進到南海邊上，把長江和珠江之間大片的還沒有開發的土地，包括生息其中的各族人民，一次圈到中國范圍里面來。這對中國以后逐步開發南方起了很大作用。50萬在當時是一個極大的數字，50萬七科謫的人到了嶺南以后，一方面必然要同化到當地的越人里面去，另外一方面這50萬人在當地越人中間勢必會起到傳播中原華夏文化的作用，對嶺南的開發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現在在廣州發現了許多漢代南粵王的遺跡，包括宮殿在內，所涉及的人，他們本人或他們先人就是七科謫的時候到南方去的人。秦漢通西域，交通西南夷，也起了這種作用，但后代反復較多，與戍嶺南不大一樣。當然，南方的開發也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南方處在落后狀態，又有很多民族存在，跟北方交融不那么容易完成。所以統一有可能在一定情況之下出現分裂，三國就是這樣出現的。

三國鼎立的狀況，只能出現在長江邊上。從北向南開發，這個地帶開發的是比較早一些。只有這個地帶才有可能在此時出現相對獨立的國家，和北方對抗，出現一種割據。另外一方面，這個地帶的發達程度也還不是很高，不能長期脫離北方，所以它能夠存在的割據時間不是一個長時期，而是一個短時期。

此時之所以有三國，具體說來是因為在中國北方出現了動亂。大量的北方人口向南遷移，長江沿岸、南北兩面自然地形成了三個區域：一個是揚州，就是江東地區，開發得早一些；一個是荊州，就是今天的兩湖區域；一個是益州，實際上是成都平原。這三個區域在東漢時候人口增加很多。東漢人口是大量減少的，從西漢的六千萬一下減少到一兩千萬，后來慢慢地增加，到后期才接近西漢的水平。東漢北方各個州郡普遍減員，只有揚州、荊州、益州增員，而且增得很多，揚州大概增加了百分之三四十，荊州百分之六七十，益州百分之六十。這個地區的發展，從人口來看，速度是相當快的。以后魏、蜀、吳三國爭權的時候，荊州為什么沒有能夠出現一個國家呢？因為荊州處在一個四戰的地理環境，不可能長期立國，所以荊州就是跟著吳國、蜀國一起和北方對抗。這是在中國南方開發中間出現的一個政治現象，一段插曲。

南方開發的過程中，有一個很大的事情，就是開發中的南方曾經兩次支持過北方政權的偏安，一次是東晉，一次是南宋。沒有南方的發展，不足以支持偏安政權。

南方要是蠻荒一片的話，政權在這里就沒有立足的余地。反過來說，要是南方的開發已經到了很高的程度，南北的交往已經不可阻隔，在南北不可分割的情況之下，要在南方搞一個偏安也不容易，因為這個偏安也偏不成，割據割不了，南北是一起的。所以恰恰是在南方的發展中間，是在和北方差距縮小的過程中間，足以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又沒有達到和北方完全平衡的狀態，還可以搞割據，是在這個情形之下出現了兩次偏安。

中華民族歷史上，南北不平衡發展中間，所表現出來的分裂的可能性，造成了兩次偏安的存在，我覺得對中國歷史來講是一種苦澀的成就。

因為畢竟有了南方這個地方，可以使北方的政權在走投無路的時候能夠到南方來偏安，而且是延續了很長時期。東晉的偏安連上南朝一共是200多年，南宋的偏安也是100多年。而且在這個偏安政權延續的過程中間，南方由于接納了一個新的政權，它帶來了新的人口，有自己一套規模，有各種機制帶動南方進一步開發，加速了南方的發展，對于南方來說也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傳統上說，這個政權不是直接被消滅，而是能夠有一個可以去的地方，在那兒做一個偏安，這對民族歷史來說還算是有一定的成就，但是畢竟是被打過來的，被追過來的，被逼過來，是在屈辱的狀態之下存在，所以又很苦澀。我們的歷史，包含著那么多復雜的矛盾的現象讓我們去思考。

南北不平衡的發展過程大體上是結束在唐五代之際，因為唐五代的時候，南方的水平已經不低于北方，如果說沒有以后又一波的民族問題的出現，中國歷史會是另外一個樣。但是后面又一個波浪起來，南方又被迫接受一個南宋偏安政權，南北不平衡表現出來的一種潛在的分裂又出現了。

元以后中國的歷史，從國土開發的角度來說，不存在分裂的可能性。

所以過去可以有偏安，有東晉和南宋的偏安，到了蒙古人打過來的時候，南宋皇帝再想在這里偏安已經不可能了。特別是明朝，明朝被滅以后有一個南明，南明的皇帝也是想搞偏安，但是沒有一個皇帝搞成了，在清軍的追逐之下，一個一個被消滅掉，出不了一個割據的局面。

為什么？因為這個時候南北一體，已經達到了很難在南方建立偏安局面的狀態，所以南明跟過去的東晉，過去的南宋都不一樣。

從國土開發的角度看，再往后的歷史，應當是解決中國發達的東部和落后的西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這個任務在古代沒有條件解決，就是剛才我說的，中國缺少一個資本主義時代，遺留下來的問題，到今天要我們這一代來加以解決。

本文原標題為《中國古代史上的國家統一問題》，節選自《部級領導干部歷史文化講座·史鑒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