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太空軍事化程度不斷加深，各國紛紛成立太空軍以優化太空軍事布局，太空領域已演變為大國戰略競爭的前沿。而隨著進攻性太空力量的發展，太空武器化進程也在悄然推進，第二輪太空軍備競賽背景下的太空戰陰影已逐漸籠罩全球。費倫的戰爭議價理論從信息不對稱、承諾不可信、問題不可分割三大現實障礙出發，為剖析未來太空戰爆發的潛在誘因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理論視角。

戰爭議價理論概述

戰爭議價理論是戰爭研究中的經典理論，其將博弈論運用于戰爭起源研究，是一種將戰爭視為議價問題的理性主義分析框架。該理論核心觀點是，國家間的戰爭是由于雙方無法達成基于議價的共識而導致的。

戰爭議價理論的歷史淵源悠久。克勞塞維茨最早從議價角度分析戰爭起因，他在《戰爭論》中提出“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從原理上闡明了戰爭是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該觀點成為戰爭議價理論的基礎。布萊內進一步發展了戰爭議價理論，其著作《戰爭的原因》指明了戰爭的發生是因為沖突雙方對彼此的實力和開戰決心存在分歧。費倫的《戰爭的理性主義解釋》是戰爭議價理論的集大成之作。他首次提出了信息不對稱、承諾不可信、問題不可分割三條現實障礙，解答了為何理性國家時常會選擇戰爭方案而不是和平談判這一理論之謎。

戰爭議價理論的核心內涵在于揭示三大現實障礙。首先，信息不對稱導致雙方在評估彼此實力、意圖上出現認知偏差，進而阻礙達成和平的議價協議。信息不對稱催生了過度的威脅感知，使國家在恐懼中奉行不協商的強硬政策，力求以既有實力遏制萌芽狀態下的對手，從而引發了本可經議價避免的“預防性戰爭”。其次，承諾不可信使和平協議的可執行性存疑。在缺乏第三方有效監督與強制執行機制威懾的情況下，雙方均有為謀求私利而背棄承諾的戰略動機。承諾不可信驅使雙方陷入事不宜遲的戰略緊迫，催生“先發制人”式的戰爭邏輯。尤其是當軍事技術賦予首次打擊決定性優勢時，搶先進攻成為各國增加勝率的選擇。最后，問題不可分割指爭端涉及國家核心利益，具有高度敏感性和排他性，各國均尋求以決定性戰爭勝利來獨占控制權。爭議對象是塑造未來議價能力的關鍵，任何輕微的妥協都將引發權力分配的劇變，為對手連續施壓索價打開缺口，而為防止對手逐步蠶食自身權力，雙方拒絕就關鍵性利益和平議價。

信息不對稱引起的“預防性”太空戰

信息不對稱是太空戰爆發的原因之一，由此引發“預防性”太空戰。在美國太空霸權相對衰落的背景下，國際太空格局的不確定性持續提升，各國普遍處于太空戰略焦慮中。在高估威脅的情況下，各太空行為體大多認為準備太空戰能有效防止在太空競賽中處于劣勢。

太空實力的隱蔽性是造成信息不對稱的關鍵因素。在太空領域，各國的太空技術和軍事能力發展水平存在差異且高度保密，一些國家可能會夸大或隱藏自身的太空實力和作戰能力，這使得其他國家無法掌握準確信息，從而陷入過度緊張的狀態中。具體而言，美國對俄羅斯、中國、朝鮮及伊朗等國太空能力的發展深感不安，擔憂其會削弱美國的太空霸權。俄羅斯則擔心美國利用太空優勢發展對俄的戰略監視和潛在攻擊能力，對美國部署太空監測系統、開展反衛星武器試驗等舉動反應敏感。歐盟、日本、印度等國由于整體上與美俄中的太空能力存在差距，使其更加擔心自身國家安全與太空資產受到大國太空競爭的威脅。太空實力的隱蔽性使各方在太空實力認知上存在偏差，為太空戰爭的爆發埋下隱患，任何一方都可能因高估自身優勢或低估對手反擊能力而采取冒險行動，擦槍走火的風險不斷增加。

太空戰略意圖的模糊性加劇了信息不對稱困境。美國作為太空霸權國，其太空戰略常暗藏玄機。美國雖然在官方文件中宣揚和平利用太空、探索宇宙奧秘，以維護國際形象，但卻在暗中加速太空軍事化進程，悄然推進天基武器系統研發、組建太空作戰部隊。美國太空司令部的作戰計劃、任務優先級等關鍵信息對外披露甚少，使得他國難以洞悉其在未來沖突中動用太空力量的底線與方式。其他國家同樣如此，在競爭激烈的太空環境下，為占據戰略主動，對本國太空資產的戰時運用規劃、關鍵技術研發方向秘而不宣。在這種情況下，當一國的太空活動增加但意圖不明時，容易使其他國家將正常的太空探索和技術發展視為潛在的軍事威脅，導致國際社會進入了相互猜疑的誤判循環。因此，各方在迷霧中揣測對手，談判桌上難以精準議價，誤判引發沖突的可能性隨之上升。

俄羅斯試射A-235 Nudol反衛星導彈

信息不對稱下的過度威脅感知催生了預防性太空戰準備。由于太空領域存在較強的認知偏差現象，各國可能無法準確評估對方的技術水平、意圖目的，決策者容易產生過度警覺的心理傾向，任何不明舉動都可能被過度解讀為對方軍事擴張的威脅行為。在高估威脅的情況下，各太空行為體均選擇開展預防性太空戰準備工作。一方面，各國加強反衛星能力的建設，通過研發部署反衛星武器來干擾或摧毀敵方衛星。俄羅斯已于2021年對Nudol直升反衛星導彈的殺傷效能進行了測試，美軍的梅多蘭茲反衛星系統（Meadowlands）也預計將于2025年正式部署。另一方面，各太空強國普遍開展了系列太空軍演，為未來太空戰進行提前準備。美國的“太空旗”“全球哨兵”“施里弗”系列太空軍演，以及俄羅斯的“太空安全-2021”戰略司令部演習均展示了各自為太空戰所做的準備，這進一步加劇了國際社會的敵對行為，使太空局勢陷入相互猜疑的惡性循環。

承諾不可信導致的

“先發制人”太空戰

承諾不可信是太空戰爆發的另一個主要原因，由此導致“先發制人”太空戰。出于對太空軍控協議的不信任，各太空強國大多選擇提前為太空戰進行準備。而隨著太空技術的快速發展，太空戰中首擊優勢體現得更加明顯，這給各方違背太空和平承諾而先發制人發動太空戰提供了足夠的戰略動機。

太空軍控協議的執行力度不足致使太空和平承諾不可信。《外層空間條約》作為太空領域基石性條約，雖然禁止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部署在太空，但未明確禁止其他形式的太空武器，這為未來太空戰埋下禍根。2024年5月，中國向聯合國提交了“太空安全決議草案”，明確禁止在外太空放置武器，要求盡早締結外空軍控條約，但卻遭到了美國等的反對。這種在條約模糊地帶的太空軍備競賽，使得太空戰略穩定性脆弱不堪。對于具有壓倒性太空實力的美國而言，其認為太空戰是別國非對稱抗衡自己太空霸權的唯一途徑?？▋然鶉H和平研究院曾言，“不能指望別國放棄發動太空戰，因為這將更突出美國的太空優勢”。而對俄羅斯來說，美國退出《中導條約》等行徑使其難以信任美國不會發動太空戰爭的克制性承諾，而選擇加快反衛星武器的研發來增強自身防御和威懾能力。

2024年4月24日，俄羅斯

在聯合國大會會議上就防止武器進入外層空間

的決議草案使用否決權

太空監測監督及懲罰機制的缺失加劇了國際社會對太空和平承諾的不信任。當前，雖然太空監測技術有進展，但面對廣袤太空，準確識別、追蹤各國太空活動細節仍困難重重。此外，太空武器的形式日益多樣化，加之軍民兩用性使其隱蔽性更高，使得監測追蹤太空武器面臨諸多技術難題。由于缺乏強力國際監督機構與明確的懲罰制裁細則，各國違背太空和平承諾的成本極低，即便查實存在準備太空戰的行徑，多是外交抗議、輿論譴責，無法對違約方造成實質性損失。這使得一些國家心存僥幸，肆意踐踏承諾，加劇太空信任危機，為太空戰爆發松開了“安全閥”，沖突隱患悄然積聚。

太空的天然脆弱性引誘各國發動先發制人的太空戰。太空中的在軌物體不僅毫無遮蔽，其機動性也以折損壽命為代價，這種易攻難守的特性使太空戰更易發生。此外，一國的太空反擊報復能力將在衛星受襲后大大削弱，這造成了“首先進攻”或“被摧毀”的選擇困境。而發動太空戰不僅可以爭取到談判優勢與第一輪打擊效果，還可以從根本上避免對手國太空力量的報復性反擊，使各國認定先發制人發動太空戰具有極大戰略吸引力。

問題不可分割造成的

“排他性”太空戰

問題不可分割是太空戰爆發的又一個原因，由此造成“排他性”太空戰。太空資源作為國家安全的高邊疆與大國博弈的制高點，各國均將其視為不可分割的重要資源。大部分太空強國堅信太空戰能夠給己方帶來對太空資源的絕對控制權，因此太空格局的戰場化趨勢不斷加強。

太空資源的重要性是太空問題不可分割性的根源。太空的戰略地位迅速提高，各國對空間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在政治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誰能控制太空，誰就能控制地球并決定地球的價值觀”。一些大國試圖憑借在太空領域的優勢來鞏固其霸權地位，而其他國家則希望通過發展太空能力來提升自身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在經濟上，太空深藏的巨大利益有極強的發展前景。摩根士丹利預測，太空經濟總額將于2040年達到9260億~1.1萬億美元。而太空資源開發不僅能為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還能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并提升國家的整體科技水平和經濟競爭力。在軍事上，太空是軍力“倍增器”和軍事戰略“賦能器”，被視為“戰略資產”。太空力量不僅已被運用到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中，還與戰略核力量捆綁，形成了新興威懾手段。

太空頻軌的稀缺性及獨占性強化了太空問題的不可分割性。太空頻軌資源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且極度稀缺，而且大部分已被主要太空強國搶占。隨著航天技術的進步，更多國家積極進軍太空，地球同步軌道愈發擁擠，如同城市中的“黃金地段”，各國競相爭奪有限的“頻段停車位”。據國際航天機構統計，已有超過千顆衛星運行于地球同步軌道及其附近區域，軌道資源幾近飽和。而受《外層空間條約》中太空資源“先占原則”影響，各太空行為體的頻軌爭奪行為顯得焦灼無序。美國作為航天強國，占據了大量優質頻段，用于軍事通信、情報偵察、導航定位等關鍵領域，支撐其全球作戰與戰略威懾體系。俄羅斯同樣深知其重要性，在經濟困境下仍竭力維持和拓展自身在軌衛星布局，保護既有頻段資源，確保核力量指揮通信、導彈預警等關鍵系統順暢運行。從太空軌道爭奪到電磁頻譜對抗，各國之間的矛盾不斷升級，為未來太空戰爆發埋下隱患。

美國霸權思維下的太空“排他性”控制成為太空戰的潛在導火索。美國長期秉持太空霸權思維，將太空視為新地緣政治邊疆，力求全方位主導。在軍事上，美國組建太空軍并構建陸基中段防御系統、海基宙斯盾彈道導彈防御系統、天基紅外預警系統等多層導彈防御體系，旨在奪取絕對太空優勢，確保美軍“單向透明”優勢；在政治上，美國憑借太空技術優勢及聯盟體系構建在國際規則制定中搶占話語權，通過《阿爾忒彌斯協定》、“奧林匹克衛士”行動聯盟等對其他國家實施技術封鎖和規則打壓；在經濟上，美國推動太空商業化，緊密出臺《美國國防部商業太空一體化戰略》等文件，利用先發優勢壟斷高附加值產業，將太空經濟紅利據為己有。美國基于霸權維護需求的“排他性”太空控制戰略，全然不顧國際社會對太空和平穩定的期盼，破壞既有軍控共識，引發他國連鎖反應，各國被迫強化太空防御與威懾能力，太空對抗風險驟升，太空戰陰云愈發濃重。

2024年12月20日，列支敦士登公國成為

第52個與美國簽署《阿耳忒彌斯協議》的國家

規避太空戰爭爆發的思考

為有效應對當下與日俱增的太空戰爭風險，國際社會迫切需要追根溯源，從三大核心問題入手，攜手提升太空領域的信息透明度、承諾可信度及利益分享度。

一是促進太空互動交流，增強信息透明度。各國應搭建常態化太空信息交流共享平臺，定期通報太空政策、發射計劃、科研進展、實驗數據等關鍵信息，通過主動公開數據來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減少因信息閉塞導致的戰略誤判。此外，國際社會還應盡快搭建有效的危機溝通渠道，以便在對方采取疑似敵對行動時，能夠迅速確認意圖并避免過度反應，為太空和平穩定筑牢防線。

二是倡導國際約束機制，提升承諾可信度。首先，國際社會要充分利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平臺作用，推動制定更加全面系統的太空國際法，有效規范各國在太空活動中的行為，確保太空活動的和平與有序，明確禁止太空戰爭的爆發。其次，國際社會還需宣傳太空戰對全球安全、太空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危害，引導國際輿論形成反對太空戰的強大聲勢，對有相關傾向的國家形成輿論壓力。最后，國際社會應倡導建立國際監督和執行機制，完善太空軍備控制條約體系，還需提升對太空武器化行為的監測和預警能力，及時洞察太空異常動態，為危機預警、沖突預防提供有力支撐。

太空安全需要推動國際太空合作，

建立數據共享共用機制

三是加強太空國際合作，倡導利益分享度。一方面，各國應共同構建“外空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太空是全人類共有的寶貴財富。各太空行為體要超越狹隘的國家利益視角，站在全人類未來發展的高度，深刻認識到太空戰爭的危害性，共同開創和平、繁榮、可持續的太空發展新紀元。另一方面，國際社會應積極推動太空合作。各國聯合開展太空探索、科研項目，如共同建設月球科研站、火星探測基地等，共享技術成果與經濟收益，將競爭焦點從軍事對抗轉向合作共贏。各國通過多邊合作框架化解太空資源爭奪矛盾，維護太空持久和平，避免讓太空成為下一個沖突戰場。

免責聲明：本文轉自軍事文摘，原作者徐諾嚴。文章內容系原作者個人觀點，本公眾號編譯/轉載僅為分享、傳達不同觀點，如有任何異議，歡迎聯系我們！

轉自丨軍事文摘

作者丨徐諾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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