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1994)劇照。
如何讀懂傳統敘事的未盡之處?傳統歷史敘事又塑造了中國人什么樣的歷史觀?近日,“正史的未盡之處,王朝的真正密碼:《漢末之變》新書發布會”在北京舉辦。歷史作家劉三解攜新書亮相先知書店,與歷史暢銷書作家諶旭彬、青年作家大生劉蟾展開對談,從全新視角解讀漢末歷史。
“正史的未盡之處,王朝的真正密碼:《漢末之變》新書發布會”現場(主辦方供圖)。
活動現場,三位嘉賓在現場就新書《漢末之變》背后,三國歷史未盡之處展開討論:共同圍繞劉三解創作《漢末之變》的初衷、如何理解中國傳統政治的底層邏輯、歷史事件的因果關系、權力對歷史書寫的深度影響、普通讀者辨別歷史書寫真偽的方法,以及反建構寫作的特點和難點等議題進行了探討。
劉三解表示,自己之所以創作《漢末之變》,是因為他在讀史的時候發現,“東漢和三國的歷史記錄風格迥異,東漢非常重視道德,到了三國時期好像禮崩樂壞,全是奪權戰爭。再細讀三國史,發現很多東西站不住腳。所以在《秦磚》《漢瓦》之后談談‘魏闕’,意思是魏史之缺?!背霭娣教煜参幕硎?,除新近出版的“魏闕”系列第一本《漢末之變》外,該系列的第二、三本預計于今年年底陸續出版,其中,第二本將聚焦192年至198年,以劉備、呂布、公孫瓚等人物為主線;第三本則圍繞198年至204年官渡之戰、袁氏覆滅等重大事件,展現袁紹、曹操、袁譚等眾多歷史人物的風云際會。
《漢末之變:曹操發跡與董卓之死》,劉三解著,天喜文化丨天地出版社2025年3月版。
《漢末之變》聚焦初平三年前的曹操與董卓,圍繞“曹操如何發跡,董卓又因何死亡”兩大歷史疑點,深入剖析這兩位權臣的復雜形象,“選擇初平三年作為截止時間,是因為董卓在這一年被刺殺了。在初平三年之前,曹操其實剛剛嶄露頭角,還沒有成為歷史上舉足輕重的角色,而董卓進京之后,成為東漢朝廷的實際掌權者,引發了一系列大家熟悉的歷史大事件,比如遷都、十八路諸侯討董卓等?!?/p>
劉三解提到,書中提出的顛覆性觀點并非為歷史人物翻案,而是基于對史料問題的發現,提出更合理的歷史可能性。同時,為滿足不同讀者需求,他從大眾、學術、政治三重維度辨析歷史,如糾正“董卓篡位”的誤解,探討曹操起兵時間、青州黃巾數量等學術爭議問題,“有的讀者認為我是故意抹黑曹操或者洗白董卓,其實我又不是他們的后人,我沒有必要去給誰翻案。我只是發現史料記載中的問題,然后提出一種比史料記載更合理的可能性。”大生劉蟾認為,“很多時候我們獲取知識的視角和方法比知識本身更重要。如果僅從單一角度、片面信息去理解歷史,很容易陷入認知偏差。”
諶旭彬分享了對歷史寫作的獨到見解。他表示:“人文學科不同于理工科,有著明確的正誤之分。人文學科大家都可以表達,從太史公乃至更早的時候,這種獨立于價值判斷之外的歷史敘述就不存在。但是歷史寫作有幾個原則。首先要基于史料,不能是天馬行空或虛構的;其次要基于常識,千百年來世事變化,但人性是共通的;最后需要專業訓練,面對同樣的史料,受沒受過專業訓練,解讀是不一樣的?!?/p>
對此,劉三解也分享了自己的史學觀。他認為,讀史的關鍵在于“求”的過程與方法,歷史學是一套描述世界的語言系統。作為歷史作家,寫作的目的是提出問題,激發讀者思考,答案應由讀者在探索中得出。劉三解表示,1974年,社會學家歐文·戈爾曼在《框架分析:經驗組織論》中提出了“框架”的概念。戈夫曼的看法是,“框架”指的是人們用來認識和闡釋外在客觀世界的認知結構。社會事件原本混亂無序,人的認識能力卻是有限的,正是框架的存在使得人們能夠定位、辨識、感知和標識社會事件與信息。說得更白一些,就是,“事件不會自己說話,要從它們本身所嵌入的框架中呈現意義。”
《三國演義》第三季(2023)海報(局部)。
在這里,劉三解提出了歷史認知的三種框架,“具體來說,《漢末之變》的書寫之中,包含了大眾的、學術的、政治的三重‘框架’:其一,大眾對于三國的認知,基于《三國演義》及周邊的文本、影像經驗,建構的一重認知框架,并由此理解的‘三國’;其二,學者對于三國的認知,基于《三國志》及裴注、《后漢書》《資治通鑒》《后漢紀》等文本歷史書寫,建構的一重認知框架;其三,上述兩重框架的前提,漢魏禪代之際,曹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作為現實政治解釋的主宰者,建構的敘事框架,與散落在敵國和士林的、不同面相的大事記憶,經過長時間的互動發酵后,形成的一重認知框架,它在當時既是歷史,又是現實?!?/p>
劉三解說,“這種框架是我們在讀歷史時不可忽視的。在《漢末之變》中,對于大眾的認知,主要通過一些基本事實的辨析,作出回應(如董卓沒有篡位行動);對于學術的認知,主要通過提出記載之間的矛盾(如曹操起兵時間問題),或是文本與常識之間的沖突(如130萬青州黃巾的吃飯問題),或是對史料的補充解讀(如董卓弟弟擔任外戚官職),要求‘重審’這些問題;對于政治的認知,卻是最難的,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賴有限的史料,作出合理推測?!?/p>
那么,作為寫作者,如何對史料進行甄別呢?諶旭彬坦言,“我有一個原則就是不要輕易否定史料,但要把史料放到恰當的位置。比如十勝十敗論,以人之常情去理解,它顯然應該出自宣傳口徑,而不是正式的軍事會議。”劉三解則認為,“相信寫史的人有基本原則,即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史料中有些東西被放大了,有些東西被隱藏了,但史官的基本操守是有的。我們對待史料的態度首先應該是與人為善,即使發現有難解之處,也應該認為寫史書的人不是故意在撒謊,要思考不合理的敘事出現的原因。其次如果有兩個史料是絕對矛盾的,就一定要去考證?!?/p>
記者/何安安
編輯/羅東
校對/穆祥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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