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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張時不時就在律師朋友圈被轉發的一張照片。

1949年11月1日，上海街頭出現了令人矚目的一幕：昔日所謂的“訟棍”李鴻福、趙幼青與楊振寰，頭戴高帽，被公開示眾。

這三位男士身著長衫，這一裝扮在過去本是文人墨客的象征。然而，環顧四周，人們或穿著襯衫搭配毛衣，或身著軍裝，彰顯著新時代的到來。

唯獨他們三人，依舊沉浸在舊日的裝扮中，不合時宜地拱手微笑，仿佛與這個嶄新的時代格格不入。當鏡頭聚焦于他們的那一刻，即便是出于本能，他們也勉強擠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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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三人以代人書寫狀紙為名，收取錢財，故受到了應有的懲處。

在舊時代，百姓普遍對“訟師”的認可度較低，各種民間故事和演藝中也常常是狡詐貪婪的反面角色，主要原因是鉆法律中的空隙，為權貴階層服務和效力，卻鮮有為百姓仗義執言者。

1949年8月11日,新上海的人民法院宣告建立,為體現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法院設置了“問事代書處”，免費為居民代寫訴狀。

同時公告社會:禁止私人干涉訴訟,不能為人代寫狀子牟利。但無論法院怎樣聲明,社會上還是有楊振寰、李鴻福、趙幼青這樣的"訟棍"在法院附近兜攬"生意",自吹能筆下生花,包贏官司。

于是，法院召開了一場群眾大會，要求這三位“訟棍”在眾人面前坦白他們欺詐百姓的罪行。他們逐一陳述了如何以代人書寫狀紙為名，進行敲詐勒索的經過：“我們代人撰寫訴狀，無論是五百還是一兩千，都毫不手軟，有時甚至一天就能賺取上萬。”

據我查找資料，當年 10000 元的第一版人民幣，實際上相當于后來的 1 元錢。也不知道資料是否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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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坦誠相待之后，上海人民法院秘書科洪流科長鄭重宣布：李鴻福與趙幼青二人將接受保釋，而楊振寰則因涉及另一案件，仍需繼續羈押，待案情明晰后再做定奪。這一決定贏得了在場群眾的熱烈掌聲，他們紛紛表示對人民法院明智舉措的擁護與贊賞。

早在1949年2月，中央中共發布了《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同年4月1日，華北人民政府根據中央中共的指示頒布了《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及一切反動的法律訓令》，徹底廢除了舊的司法制度。

國民黨時期的律師制度也隨之被取消。舊中國從事律師工作的人員被改造成會計、翻譯和私營企業的董事、文書等。

1950年12月，司法部發出《關于取締黑律師及訟事件的通報》明令取締國民黨的舊律師制度，解散舊日的律師公會，禁止社會上舊的律師和訟棍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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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訟棍”被頭戴高帽公開示眾后第二天，即11月2日，《解放日報》等上海各報，以《三個訟游街，當眾坦白悔過》為題，報了此項消息，肩題尤為引人注目:“頭戴紙帽，手敲銅鑼”。通篇報道繪聲繪色，成為上海灘街頭尾、茶樓酒肆的熱門話題。由是流言不斷，多少有些另人驚恐不安，乃至產生了對立情緒。

報章報道，社會議論，引起了上海市市長兼軍管會主任陳毅的注意與重視，指示市人民法院院長湯鏞(1903～1985),認真調查三訟棍事件的處理經過，并據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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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鏞院長詢問了洪流及有關人員，又與楊振寰、李鴻福、趙幼青三名訟棍做了交談了解，再向附近民眾核實，得以明了真相，深感法院在處理此案過程中確實有悖法治精神，引起社會各種對人民司法的誤解，不利于新上海的安定。

據此，湯院長在責成洪流等深刻反省的同時，向市軍管會遞交了檢討書。

陳毅經慎重研究后決定，11月18日由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全文刊登法院院長湯鏞的自我檢討。

標題為《給訟棍戴高帽子有失法治精神，決加強政策學習嚴格紀律教育》。文中說到：本院令趙等“頭戴高帽，手敲銅鑼”一事的處理程序及方式，經該院領導加以檢討，認為此種做法，與人民政府法治精神不合，亟須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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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的《解放日報》上，軍管會主任陳毅、副主任粟裕簽發訓令，公告周知:據上海市人民法院院長湯鏞呈送關于處理三訟棍案件的自我檢討一件，并請求分一節，經過本會決定:

受命處理本案之該院秘書科長洪流，未經請示，擅令趙幼青等訟棍在坦白悔過時，頭戴紙帽手敲銅鑼，有違人民政府法令，決定給予警告之處分。

該院院長湯鏞，事先未參與處理該案，事后又經誠懇檢討，已深刻了解其中錯誤，決定免于處分。

《解放日報》還遵照陳毅指示精神，配發了批評洪流等個別公務員，照搬農村某些原始自發斗爭的方式，超出政府法律程序以外的方式，破平政策，損害人民群眾利益，損害人民政府的威信。要求人民政府各機關抓住這一事件，加強法治教育政策教育，嚴肅紀律，保證政策法令正確執行，防止偏差，保護人民的合法權益。

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