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作者 李曉丹

4月28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在承澤論壇第39期暨北大博雅講壇第656期活動上做了“中國經濟的內在邏輯與新挑戰”的主題演講。

“中國崩潰論”為什么反復出現？對于這一問題，林毅夫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出于趕上發達國家的良好愿望，普遍選擇了資本相對密集的進口替代戰略。這些產業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需要政府干預和保護補貼才能生存，結果是資源錯配和尋租腐敗問題。因此，二戰后，只有13個發展中經濟體實現了7%以上的經濟增長，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陷入了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林毅夫進一步表示，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之所以發展不好，根源在于政府干預帶來的扭曲和政府失靈。對此，主流經濟學理論開出了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藥方”，認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同時，必須把制度安排同時建立起來，也即“華盛頓共識”。除此之外，當時的另一個共識是，中國所實行的“既有計劃，又有市場”的漸進雙軌制改革，是比計劃經濟更為糟糕的制度。也正是由于這一“共識”，每當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下降時，國際上就會出現“中國崩潰論”的聲音，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但事實是，20世紀80年代后按照主流理論進行市場化轉型的國家，絕大多數都出現了經濟停滯、崩潰、危機不斷和嚴重的腐敗，上世紀80—90年代的增速甚至比上世紀60—70年代還要低。而中國卻憑借‘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漸進雙軌制改革，保持了穩定快速發展，從而為真正過渡到市場經濟創造了必要的物質條件。”林毅夫說。

林毅夫還回答了一個當前備受關注的問題，那就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前景如何？

林毅夫指出，對中國經濟前景的判斷要基于中國繼續發展的潛力，也即中國的后來者優勢還有多大。這種后來者優勢可以用中國人均GDP與美國的差距水平來衡量。按照德國、日本、韓國的歷史經驗，并以2019年中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衡量，從2019年到2035年，中國應該還有16年8%以上的增長潛力，有可能實現5%—6%的增長；從2036年到2049年，中國應該還有6%的增長潛力，有可能實現3%—4%的增長。盡管中國當前面臨人口老齡化、中美貿易摩擦等多重挑戰，但憑借人才優勢、國內大市場優勢和產業鏈配套齊全的優勢，中國仍有非常大的可能實現5%的增長。

林毅夫認為，如果上述增長預期能夠實現，到2049年時，中國的人均GDP有望達到美國的一半，經濟體量則有望達到美國的兩倍，美國將無法在科技上“卡中國的脖子”，并且美國的高科技企業也需要中國的市場，美國從雙邊貿易中得到的好處將比中國更大。屆時中美關系就會進入一個新的局面，世界也會進入一個新的穩定的格局。因此，中國繼續保持較快發展，不僅有助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也將為世界的穩定發展提供基石。

在主題演講中，林毅夫還回顧了《解讀中國經濟》一書的緣起和出版歷程。

《解讀中國經濟》的初稿來自林毅夫自1995年起就在北京大學開設的“中國經濟專題”課程。2008年，林毅夫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在赴任前夕，將課程講義整理為《中國經濟專題》出版。2012年，林毅夫在世界銀行的任期結束，回到北大繼續任教，同年，該書的最新版本也分別以《解讀中國經濟》和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為名，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2025年面世的《解讀中國經濟：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下的民族復興之路》已經是第5個版本。據悉，從出版至今，這本書已被翻譯為近二十種語言版本，在全世界出版發行，成為了解中國經濟的首選必讀之作。

在主題演講中，林毅夫提到，《解讀中國經濟》這本書成功做到了三個“自洽”：一是理論邏輯的自洽，即書中的邏輯一以貫之。二是歷史邏輯的自洽，即與中國經濟的發展歷史相吻合。三是實踐邏輯的自洽，即與中國當代發展實踐相吻合。這三個“自洽”也使得書中的觀點能經得住理論、歷史和現實的檢驗。

林毅夫提到，中國從改革開放后到1995年，保持了連續16年、平均9.7%的高速增長。但即便如此，1995年時，中國的人均GDP也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53%。此后到2024年，中國又實現了平均8.3%的高速增長。而無論是從1978年算起，還是從1995年算起，中國都是同時期增長最快的國家，也是同時期唯一沒有出現系統性經濟金融危機的國家。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2024年中國的人均GDP按現價美元計算是13445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人均國民收入14005美元）。不僅如此，中國的高速增長還拉動了東亞經濟體甚至是整個世界的經濟復蘇。對此，林毅夫表示：“有人說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樂觀派，我認為我是客觀派。”

為什么改革開放后中國能持續這么長時間的高速增長？為什么改革開放前30年沒有做到？林毅夫進一步解釋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

林毅夫認為，發展的前提是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新質生產力不斷涌現。這就需要來自技術層面的創新，以及新的附加值高的產業不斷涌現。在這方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存在重要區別：發達國家由于產業和技術已經處于世界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只能靠自己發明。而發展中國家則可以利用后來者優勢，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方式，實現比發達國家更快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速度。

中國的后來者優勢自工業革命以后就存在，為什么直到改革開放后才取得高速增長？林毅夫指出，1949年之后，出于民族復興的主觀愿望和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中國選擇了違反比較優勢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直到1978年之后，中國才開始遵循自身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才開始真正利用后來者優勢發展經濟，這是改革開放后中國高速發展的最根本的道理。

李曉丹

宏觀經濟研究院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