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領導的

大后方抗戰文化運動

黎 余

抗戰時期,中共高度重視文化戰線,將其視為同軍事戰線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制定了系統的文化政策。為貫徹黨的文化政策,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大后方成功領導了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戰文化運動,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鞏固,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抗戰期間,身在重慶的周恩來與《新華日報》《群眾》周刊部分同志合影。

以新民主主義文化為導向

加強大后方文化政治指導

抗戰時期,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集中反映了抗日和民主的思想,在當時各種文化流派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因此,要求國統區的黨組織把廣泛發展大后方的抗戰文化運動視為“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有頭等重要性”,要“特別提起注意”,“經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以實現黨對大后方文化運動的領導。為引導抗日文化運動朝著正確方向發展,中共加強了對大后方文化運動的政治指導,克服了政治高壓環境下的種種困難。

在抗戰任務上,要“團結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運動上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向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反對民族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民族投降主義,反對黑暗復古主義;發展進步的文化力量,發展民主思想,主張思想自由,研究各種學術,宣傳科學的社會主義,推進中國的文化向前發展;團結、培養、愛護文化干部,參加和發展國民教育”。

在發展抗戰文化隊伍上,“應該聯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資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與廣大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共同去做,而不應該使共產黨員尖銳突出與陷于孤立”,同時要“動員各階層知識分子各部門文化人與廣大青年學生加入這一運動”,并切實研究“如何在各個文化部門中(理論的,政治的,學校的,社會的,文學的,藝術的)推廣與深入開展抗戰文化運動”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還就大后方的文化工作作出一些專門具體的指示。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科學總結了中國革命文化運動的原則和經驗,為大后方文化人士在為誰服務和怎樣服務等根本原則問題上指出了明確方向和正確道路,對大后方抗戰文化運動的開展起到直接的思想指導作用。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另一方面,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積極貫徹黨的文化政策,加強和改善黨對大后方的文化領導,發展抗戰先進文化,批判妥協投降文化,反對文化專制,始終推動文化朝著正確方向發展。

首先,周恩來結合大后方實際,提出較為系統的文化發展思路。他指出,在方向上,要“發展抗戰文化與提倡進步思想”。在步驟上,主張先求量的發展,后求質的進步;先求面的發展,后求深入;先求個性的發展,后求集體創造的成功;先求思想上的進步,后求藝術上的成功。在方法上,“要善于使上層工作和下層工作相配合,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開宣傳和秘密宣傳相配合,黨外的聯系和黨內的聯系相配合”。

其次,南方局依托黨組織的建設來加強對文化工作的領導,確保黨的文化政策到達各個層面并產生影響。南方局成立不久,即設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統一領導黨在國統區的文化工作,并在成都、桂林、昆明、廣州、香港等地黨組織中成立了領導文化運動的專門組織或指派專人具體負責。此外,南方局還根據大后方不同區域、不同文化團體、進步力量強弱等情況,在文化團體中建立黨支部或特別支部,以加強黨在文化界的力量。如第三廳和文工會有中共特別支部,國際新聞通訊社和生活、讀書、新知書店等進步文化團體中有中共支部,即使是《大公報》《掃蕩報》等政治態度中立或偏右的文化團體中也有中共黨員或中共秘密支部。文化戰線的中共黨員以“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的公開身份,通過“勤學、勤業、勤交友”開展活動。

最后,從宣傳著手,大力發展先進文化,堅決批判妥協投降文化和落后腐朽文化,扶正抗戰文化發展方向。作為黨在國統區的重要思想輿論陣地,《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廣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抗日主張、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八路軍和新四軍抗日戰績和抗日民主根據地成就,在各個形勢變化的重要時刻及時發表言論。同時,堅決批判和抵制國民黨的文化專制政策,發起拒檢、拒審運動,迫使國民黨廢止戰時新聞檢查和圖書雜志審查制度;堅決、有力地鞭撻和批判妥協投降文化、錯誤文藝主張等危害抗戰發展、阻礙社會前進的反動思想文化。

抗戰期間身在重慶的周恩來

中國共產黨通過加強對大后方文化的政治領導,使大后方人民逐步了解和接受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革命理論和主張,使大后方涌現出一股文化創造的新風,并沿著為抗日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正確方向不斷發展前進。

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旗幟

發展大后方抗戰進步文化力量

中共中央南方局運用統一戰線的法寶,正確處理與黨外文化工作者的關系,團結一切愿意抗日的文化人士、文化團體或派別,建立廣泛的抗日文化統一戰線。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暨文化工作委員會舊址(郭沫若舊居)

首先,鞏固和擴大文化統一戰線,與廣大文化工作者建立較融洽的關系,贏得他們的信任和尊重。周恩來認為:我們“不能以黨員的標準去要求非黨人士”,如果把黨的思想“強加于人,就只會丟掉朋友,甚至把他推到反對我們的方面去”,必須“以諍友的身份耐心地幫助他們進步”,即使在政治突變之時,也應該做到對文藝界朋友“推誠相見,絕不以一時惡化,疏其關系”。他總是熱情真誠地對待每一位與他接觸的知識分子,耐心細致地說明共產黨的主張和方針,無微不至地關心和幫助他人。在文化界朋友患難之際或危急時刻,南方局和周恩來更是挺身而出,盡力保護和關心他們。皖南事變后,大后方政治形勢驟然逆轉,進步文化工作者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周恩來不顧自身安危,親自抓保護文化界朋友的工作。在他的安排下,南方局精心組織和幫助了大批文化人士向延安、昆明、桂林、香港等地安全轉移。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進攻香港,在港文化人士陷入被日軍包圍、逮捕、殺害的險惡境地,南方局指示中共香港工委、八辦香港辦事處周密組織營救這些文化人士的工作,并在他們撤退至內地和大后方途中給予他們無微不至的關懷。茅盾曾稱此為抗戰中“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同時,在文化人士生活和工作困難、需要幫助的時候,南方局也總是盡力予以真誠關心和幫助。

其次,注重做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文化統戰工作,推動抗日文化統一戰線深度發展。積極爭取宋慶齡、于右任等國民黨上層文化要人,對其開展抗戰進步思想宣傳。重視同民盟等民主黨派的緊密聯系和合作。皖南事變后,南方局領導云南、川康、廣西的黨組織,同民盟地方支部緊密合作,在大學和文化界知識分子較為集中的地方開展工作。一些共產黨員還以民盟盟員的身份開展工作,在昆明、成都、桂林等地建立和發展了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斗爭的文化統一戰線。同桂系、粵系、川康等地方實力派建立文化統一戰線、發展文化工作。在廣西,中共黨組織和進步文化人士緊密合作,把桂林建成抗戰進步文化城;在廣東,通過對張發奎、余漢謀等粵系實力派的統戰工作,促使廣東省委編輯出版《新華南》,宣傳抗戰、團結、進步的主張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指導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成為華南地區最重要的輿論陣地;在西南,爭取到龍云、劉文輝等人對民主運動的支持,為抗戰進步文化活動的恢復、民主思想的傳播和民主運動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最后,通過利用國民黨的文化機構,并推動成立民間文化團體,開展抗戰進步文化宣傳,培養文化人才。早在長江局時期,中共就派出大量黨員進入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他們在抗日救亡文化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南方局成立后,推動成立了自然科學座談會、中國青年科技人員協會、新音樂社、中國木刻研究會、新出版業聯合總處、民主科學座談會、中國科協等進步文化團體;幫助和支持陶行知在重慶創辦育才學校、社會大學;安排中共黨員和進步文化人士進入中蘇文化協會工作,把文化的統一戰線擴大到國民黨的文化團體中,開辟了抗戰進步文化工作的新陣地。由此,在重慶形成了由第三廳、文協、青科協、劇協、木協等團體共同組成的革命文化統一戰線,在文學、藝術、音樂、美術、教育、科技等各領域廣泛開展活動,極大推動了重慶抗戰進步文化的發展。此外,南方局派出的黨員還在南洋、歐美等海外華僑華人和留學人員集中的地方建立了多種民間文化團體,公開合法地開展反帝反封建的宣傳文化活動。這些遍布各地的民間文化團體的建立,構成了廣泛的民族民主文化統一戰線,成為中共文化思想戰線上得力的助手和同盟軍。

以以抗日和民主為主題

掀起進步文化運動浪潮

抗戰時期,在南方局領導下,大后方進步文化人士圍繞抗戰與民主兩大主題,運用文化武器,為抗日救國吶喊,為民族解放呼號。他們不僅創作了大批文化精品,還開辟了大后方進步文化運動的新局面。

皖南事變后,為沖破國民黨的政治“圍剿”和文化封鎖,南方局決定以戲劇演出作為斗爭突破口。在陽翰笙、郭沫若的努力下,中華劇藝社迅速組建起來,并以陳白塵《大地回春》話劇的公演拉開重慶“霧季公演”大幕,使沉寂的山城逐漸活躍起來。隨后,郭沫若為反抗國民黨當局對進步力量高壓迫害創作的話劇《屈原》在重慶上演,轟動山城,并在戲劇舞臺上打開了缺口?？箲疬M步戲劇大演出活動還在桂林、昆明、貴陽等地得到積極響應,形成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如火如荼的戲劇運動。同時,周恩來還組織名人壽辰和創作紀念會等,沖破文化高壓。其中最隆重的是郭沫若五十壽辰和創作二十五周年紀念會。周恩來在《新華日報》發表《我要說的話》,對郭沫若的革命熱情、研究精神、戰斗生活作了高度評價:“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痹谀戏骄滞苿酉?《新華日報》《新蜀報》《新民報》都出了紀念?？?延安、桂林、昆明、成都、香港等地也先后舉行了紀念活動。這次祝壽活動是皖南事變后進步文化界的第一次聚會,不僅顯示了進步文化界的力量,也一掃重慶上空的沉悶空氣。此后,周恩來還相繼為茅盾、老舍、洪深、沈鈞儒等舉辦壽辰慶祝會或創作紀念活動,充分體現了中共與進步文化人士的親密關系,增強了進步文化界堅持抗戰、爭取民主的信心。

抗戰期間,《屈原》在重慶演出劇照。

為繼續推動抗戰進步文化運動,爭取民主、自由,1944年5月,文化界名流張申府、孫伏園等50余人集會,要求言論出版自由、取消審查制度。9月,黃炎培、褚輔成、王云五、章乃器等30人發表《民主與勝利獻言》,要求國民黨真正實行民主,“與民更始”,“一新政象”。特別是1945年2月,重慶文化界372人在《新華日報》上聯名發表由郭沫若起草的《對時局進言》,響應中共關于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的號召,被譽為文化界的“民主宣言”,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使反專制、爭民主的斗爭達到高潮。1945年5月,在紀念文協七周年暨首屆文藝節大會上,通過了要求保障人權,保障作家身體自由、寫作自由等議案,并函請國民參政會提請政府切實保障。8月,重慶國訊書店沖破圖書檢查制度出版黃炎培的《延安歸來》一書,在重慶拉開了“拒檢運動”的序幕。隨后,重慶16家大型雜志聯合發表“拒檢聲明”。一時間,各報紛紛載文要求取消圖書雜志審查制度,形成聲勢浩大、全國規模的“拒檢運動”。迫于形勢,國民黨當局最終于10月撤銷了對新聞和圖書雜志的檢查,文化界爭取民主、反對專制的斗爭和團結抗日文化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

黃炎培《延安歸來》1945年初版封面

大后方文化界在南方局領導下開展抗日民主運動的同時,大批進步文化人士通過艱苦奮斗和辛勤工作創作了一批影響深遠、名垂青史的文藝作品,成就了一批享譽中外的學術大師,呈現出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景象——

以戲劇、文學、電影、美術、音樂等為代表的文學藝術競相綻放。戲劇方面,創作演出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雷電頌》、陽翰笙的《天國春秋》、夏衍的《戲劇春秋》《法西斯細菌》、曹禺的《北京人》和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等一批具有藝術水平、歷史深度的大劇。四屆“霧季公演”演出進步話劇242臺,被話劇界史家們稱為中國話劇史上的黃金時代。文學方面,涌現出許多廣為流傳的名篇,如茅盾的《第一階段的故事》《霜葉紅似二月花》《腐蝕》,巴金的《還魂草》《寒夜》《火》,老舍的《火葬》,夏衍的《春寒》,張天翼的《華威先生》等。這些作品以深刻的社會剖析和圓熟的藝術技巧,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據突出位置。電影方面,堅持以宣傳抗日救國為任務,先后出品《孤城喋血》《中華兒女》《淞滬前線》《克復臺兒莊》等上百部影片,成為抗戰電影的中流砥柱。此外,其他文藝領域的一批大家也活躍在大后方文化舞臺上,如美術界的徐悲鴻、豐子愷、呂斯白、傅抱石,音樂界的馬思聰、黃友葵、吳伯超、喻宜萱,舞蹈界的吳曉邦、戴愛蓮,攝影界的毛松友等。他們在各自領域為抗日救亡創作了大量作品,為抗戰作出了重要貢獻。

以史學、哲學、政治學為代表的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箲饡r期出現了一批以史為鑒、鼓舞抗戰斗志的史學著作和學術研究成果,如陳安仁的《中華民族抗戰史》,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翦伯贊的《中國史綱》,錢穆的《國史大綱》等。其中,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深得毛澤東贊譽:“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边@一時期的史學,內容豐富,精品眾多,不僅為全民族抗戰提供了歷史借鑒,而且對中國的史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哲學領域,不僅出現了熊十力的《新唯識論》、杜國庠的《先秦諸子思想概要》、侯外廬的《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等一批重要著作,在渝的哲學專家還成立了西洋哲學著作編譯委員會,對西方哲學名著進行系統翻譯介紹。政治學在這一時期也有很大發展,主要集中在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等方面的研究,如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周谷城的《中國政治史》、錢端升的《民國政制史》等。此外,這一時期,在民主憲政、國際政治、政治理論方面也涌現出頗多著述。

物理、地理、動植物、氣象等自然科學取得重大突破?？谷諔馉幖ぐl了科學工作者的愛國熱情,他們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取得了豐碩的科技成果,許多成果達到了當時國際科學界的領先水平。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發表了《多原分子之結構及其振動光譜》的專著及多篇重要論文,進行了光譜學的實驗,并培養出楊振寧、黃昆等優秀青年科學人才;竺可楨發表了近40篇文章,在地理學、氣象學、物候學、海洋學、冰川學、沙漠學及自然科學史等學科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化工專家侯德榜潛心研究新的制堿技術,突破盛行西方長達半個世紀的“蘇維爾法”及“察安法”傳統工藝,提出聯合制堿法,開辟了世界制堿技術新紀元。此外,李四光、茅以升、周培源、嚴濟慈等一批學術大家也在各自領域享譽中外,取得了卓越成就。

在中國共產黨正確的抗戰文化思想理論指導下,南方局從團結抗戰大局出發,以出色的文化統戰工作,在大后方造就了一支高舉抗戰民主大旗、為民族解放吶喊戰斗的文化大軍。這支文化大軍教育并喚醒了大后方人民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和信心,同時團結和動員他們積極投身民主斗爭。此外,大后方文化運動方向明確、方法靈活、成效顯著,為繁榮大后方文化教育、保存文化精英和骨干力量、延續和發展中華民族文化精華作出了重要貢獻。

來源:《紅巖春秋》2025年第3期

作者:黎 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