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安德魯·阿伯特是當代社會學領域一位極具分量的學者。近日，他的著作《攸關時間：論理論與方法》和《學科的混沌》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刊行。前者著重討論了時間事件與因果性問題；后者則將學科分析和數理形式模型方法相結合，探討了不同學科之間的復雜聯系。

4月8日，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歷史—社會科學譯叢”主編李鈞鵬與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政策、社會學系禮任副教授周憶粟，圍繞安德魯·阿伯特的過程社會學展開對談。澎湃新聞擇其精要，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安德魯·阿伯特

李鈞鵬：我跟周憶粟老師都算是安德魯·阿伯特的粉絲，但是我從來沒敢把阿伯特給翻譯過來，周憶粟老師做這個翻譯工作并不是我逼著他做的，是他自己先對阿伯特產生了興趣，主動地開始嘗試翻譯，然后正好我跟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在合作這套叢書，等于是一拍即合。

這套“歷史—社會科學譯叢”從策劃開始到現在，已經超過10年的時間了，很慚愧的是至今只出了四本，還有一本《社會史的理論方法》大概很快就會出來。這些書都是非常好的書，在我看來都是天才之作，翻譯也是相當用心。

我先簡單講一下我是怎么跟這幾本書結緣的。很遺憾的是我至今跟安德魯·阿伯特教授本人沒有見過面，我也不是他的學生，我只是他的粉絲而已。我是2003年到美國讀博士，之前我在國內學的是經濟學，對社會學完全不了解。我還記得是8月份，剛去美國就逛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校園書店。因為馬上就要開學了，有門必修課叫社會學理論課，差不多是一個禮拜一本書的閱讀量。那個書店有整個這門課的指定教科書，當時就看到了阿伯特的這本，英文叫做Time Matters，就是《攸關時間》，這本書是2001年出版的，我是大概兩年之后接觸到這本書的。我還記得這本書的封面讓我非常喜歡，做得非常雅致，是日本的一幅畫。當時我以為是中國古代的國畫，后來看了封底介紹，才知道是日本的畫作。我們那個學期的社會學理論的博士課程，有一次就讀到了那里面的一個章節。

說實話當時我讀阿伯特沒有太多的感覺，因為我的基礎比較弱，沒有太多的領會。在我轉學到了哥倫比亞大學之后，才開始對阿伯特有了相對深的了解。這里面有個背景，我當時的導師查爾斯·蒂利跟阿伯特非常熟悉。雖然他們屬于兩代人，但在學術上是互相欣賞的。《攸關時間》的封底推薦語，其中之一就是來自查爾斯·蒂利。有一次聊天，他說當今世界上還活著的社會學家里，最天才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哈里森·懷特，一個是詹姆斯·C·斯科特，然后說阿伯特也非常接近，大概可以排第三，這是他的一個評語。

當然我也很難說得清楚，我有多少是受到他的影響，但如果你要問，我最佩服哪幾位社會學家，我覺得包括蒂利本人，包括阿伯特，都是我非常佩服的學者。

我相信周憶粟老師，他也是出于對阿伯特本人學術的欣賞和佩服才來翻譯這幾本書的。我也經常跟我的學生說，這話聽著比較粗糙，但確實是我的內心話：每個人的時間都是有限的，而且根據我自己的教學經驗，我越來越覺得讀書并不是一定讀得越多越好。你讀了很多二三流的書，反而可能對你有壞作用。所以我一向建議學生，我們在讀書的時候一定要多讀好書，把你有限的時間用在這種好書上，特別是像阿伯特這樣天才學者寫的書。我覺得咱們今天談的這幾本書，都是屬于極少數的值得學生來細讀、來認真研讀的好書。

《攸關時間：論理論與方法》

周憶粟：我接觸阿伯特其實是比較特別，事實上我在博士生期間沒有很系統地讀過他的書，我知道有這樣一個人，因為他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很著名的一個老師。但是我的博士訓練主要是在教育學院，關注教育，就是一些實際性的事情。

我接觸到阿伯特是在2018年，在一個現在來看很特定的時候——有一天我在看視頻網站，算法突然推送給我一條他大半年以前在德國開會時的一個演講，我當時正好處在自己職業生涯一個比較重要的節點，已經獲得了終身教職，但是對于自己的整體研究其實并不特別滿意。我相信很多青年學者，“青椒”也好、現在的博士生也好，你們以后也會常常發現，自己進入這樣一個特定的職業生涯的環節：發現自己能夠做傳統意義上的研究，但是對未來的職業生涯和未來的時間會產生懷疑。

我經常問自己，在未來20年或30年的職業生涯中，是否要一直寫這樣的文章。大家都知道，為了完成學校或外部考核的要求，每年都要寫一些文章。但我不想這樣。問題在于，對現狀不滿，想要找到一條不同的理論路徑，這其實是非常困難的。這時我突然意識到，自己過去的理論訓練存在不足。于是，我帶著一種信念去尋找不同的理論資源。我希望這些資源能與我的興趣愛好、訓練背景以及感興趣的實際問題相聯系。為此，我廣泛閱讀文獻、書籍，并在網絡上搜索了大量資料。

可能是因為我之前閱讀的內容被某個算法捕獲，那天系統推薦給我一段視頻，我看了之后非常震撼。我聽了他一個小時左右的演講，之后在網上找到了他的演講稿，并仔細閱讀了一遍。我發現這就是我想要的東西。這篇文稿后來被我翻譯成中文，發表在《清華社會學評論》上，標題是《專業知識的未來》，是與社科院的劉文楠老師合作完成的。這算是我個人的一個契機。發表以后，我發現許多同行，如鈞鵬老師等，同樣對阿伯特的理論感興趣。但當時國內還沒有系統引進阿伯特的著作。

2016年，阿伯特訪問了中國，在北大文研院做講座，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來中國。因為年紀大了，他的身體不適合長途旅行。那年，以他在文研院的講座為契機，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職業系統》被翻譯出版。但在那之后，他的幾本大部頭理論著作無人問津。我們知道，在現代學術界，從事理論翻譯工作并非易事，也并非特別討好的事情。

2019年初，一位出版界的朋友問我是否有興趣翻譯阿伯特的書。當時我很心動，但內心也很掙扎，因為翻譯書籍在大多數學校里并不算是一項能計算工作量的“好工作”。尤其是對于有“戰斗力”的中年學者來說，學校更希望我們專注于其他研究。但恰逢疫情，所有國際會議、學術交流和訪學計劃都被取消，我突然有了大量時間。于是，我決定接下這項工作，沒想到一進入這個領域就一發不可收拾。

鈞鵬老師提到，《過程社會學》是我翻譯的第一本阿伯特著作，但實際上這是他2016年出版的最新作品。通過翻譯，我與阿伯特建立了聯系，甚至兩周前還與他討論其他著作的出版計劃。他可能在未來一兩年內會有一些其他著作出版。目前，過程論只是拋出了一個端倪，阿伯特并沒有系統地闡述它到底是什么。他從很多不同的側面描繪了這樣一個理論可能是什么樣子，但很多具體問題還沒有分析。

我覺得從學理上來說，《攸關時間》和《過程社會學》更接近一些，更偏向純社會學理論，而《學科的混沌》則是一本更獨立的著作，阿伯特在這本書里延續了之前關于職業的一些看法，主要討論了學術知識的變遷過程。總體來說，阿伯特這幾本書的脈絡大致如此。我個人也因為翻譯他的書，生活進入了一個特定的時間節點，從而與他結緣。

我非常愿意分享他的研究路徑以及他看待問題的角度。盡管“天才”一詞或許夸張，但他的思想確實獨樹一幟。阿伯特顛覆了許多社會科學領域對知識關系的常規認知。什么是常規認知呢？《學科的混沌》第一章就提到，學術界長期存在學科內部的“鄙視鏈”。比如，我經常跟學生開玩笑說：量化研究者看不起質性研究者，認為質性研究只關注個案，無法說明總體情況；而情境研究者又批評實證主義者過于機械，僅通過問卷和變量描述世界，缺乏情境深度。此外，學術界還存在許多二分法，比如敘事與分析、實在論與建構論、純粹知識與應用知識、情境型知識與超越型知識等。大多數人在學術爭論中會選擇站隊，認為自己的研究范式更優，因為能發現其他范式的弱點。

阿伯特在書中指出，這種二分法低估了知識的復雜性。他提出，知識世界實際上是一個“多重分形”的機制——分形是幾何學中的概念，指一個大的整體由許多與之相似的小部分組成。換句話說，知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在第二章《壓力的二元性》中，他探討了“壓力”這個概念；第三章《建構的碎片》分析了建構主義在社會學中的歷史；第四章《歷史的統一》討論了歷史學與社會學在學科中的相遇。通過這些案例，阿伯特指出：知識演進并非某個范式長期壟斷，而是經歷代際循環與更替。在這個過程中，知識的遺忘和再發現是常態。比如李老師今年發過的一篇文章，講的就是“知識的遺忘”。

社會建構論曾被認為是解釋世界的利器，我們說社會的一切，包括性別、情感、社會關系等等，都是建構的。什么叫建構？就是我們人為用一套話語把它給塑造出來。但建構論往往在一兩代人后被遺忘，隨后又被重新發現。這種“遺忘-再發現”的機制在學界是常態。如20世紀60年代關于deviant/偏異者人群的建構論研究，曾經一度被遺忘，但后續在社會學中不斷被重新發現，反復被援引。阿伯特認為，知識世界并非靜態的“誰贏誰輸”，而是動態的混合體——舊理論被裝入新框架，新問題用舊工具解決。

這一點對我很有啟發。我在高校工作，我們每天都在知識生產的生態系統中工作，無論是設計軟件、編寫代碼、撰寫廣告文案，還是從事學術研究，都會經歷類似的循環過程。阿伯特的分析不僅清晰易懂，還系統地闡述了知識生產作為一個動態系統的本質。這也是《學科的混沌》最吸引人的地方。

《學科的混沌》

李鈞鵬：周老師的分享讓我產生強烈共鳴。阿伯特的分析特別貼合學術圈的認知模式，甚至包括我們對自己的定位。例如，我教授社會學理論課程多年，卻不愿自稱“理論研究者”。這種矛盾并非個例。阿伯特是一位關系社會學家，他認為，學術身份需要通過與他人的關系來界定。作為社會學圈里公認的“理論人”，我卻常常覺得自己的文本研讀深度不如他人。我的研究更側重實用——閱讀馬克思、韋伯時，我會反復篩選與自身興趣相關的部分，而不是通讀全書。這說明即使同屬“理論學者”，內部差異可能比理論與量化研究之間的分歧更大。阿伯特的框架讓我意識到，理論學者內部也有“硬核派”和“軟性派”之分。就像我當年在美國喜歡理性選擇理論，這可能跟我的經濟學背景有關，后來雖不再認同，但若置身于攻擊理性選擇理論的群體中，我會反過來為該理論辯護。這種立場的相對性，正是阿伯特分析的高明之處。

從知識社會學視角看，阿伯特的這本書堪稱內部主義研究的典范。近年來我與學生合作的論文聚焦“知識生產的內外視角”。阿伯特的獨特之處在于，他不像傳統知識社會學（比如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曼海姆學派）那樣強調社會結構或經濟背景對知識生產的影響，他不討論工業化、戰爭等外部因素，也不涉及學術聲譽競爭，而是聚焦知識生產自身的文化邏輯。他觀察到任何文化領域都會產生內在分歧：左右之爭、軟硬之別、量化與質性的對抗……甚至同一陣營內也存在細分（例如對量化持同情態度的質性研究者與對量化抱有敵意的質性研究者）。這種分析框架極具洞察力，尤其對長期關注知識生產的學者而言，提供了全新的理解工具。

周憶粟：阿伯特教授的特點，如果用計算機術語形容，就是擅長“并行處理”——他腦中同時推進十幾個甚至更多想法。這些研究并不是按順序完成，比如先完成A論文，再寫B論文，之后再是C論文，而是齊頭并進。這對學者而言是巨大的挑戰，畢竟時間精力有限，很難同時深入所有課題。即便對阿伯特本人也是如此。

這兩本書其實是他中期的學術成果。阿伯特1948年出生，這兩部作品出版于2001年，當時他已過50歲。書中的文章從1980年代末開始，貫穿整個90年代，屬于論文集形式。例如，他的實證研究逐漸難以被傳統學科歸類，因此分形概念被單獨提煉為一種觀點。這種學術軌跡非常有趣。如果將阿伯特作為個案研究，會發現他的理論體系并沒有在年輕時就定型。我曾經同他確認過，他在讀博士或任助理教授期間，還沒有明確未來的研究方向。他的核心興趣是解釋社會世界，但他的背景和個性使他拒絕被定義——既不被框定為歷史社會學者，也不局限于質性研究或量化分析。他不斷嘗試突破學科邊界。

對于今天的年輕學者和讀者來說，這些著作呈現的是完整的成果，但我們別忘了，作者在寫這本書之前經歷了很多學術上的不如意。絕大多數明星學者的博士論文都是他們學術生涯的“敲門磚”，但阿伯特的博士論文甚至未能出版。他耗時七八年完成，卻因為發現了重大的理論缺陷而放棄成書。

他并沒有氣餒，轉而投入小型實證項目。他1982年博士畢業，卻早在1978年在新澤西羅格斯大學任社會學講師時，便進入創造力高峰期——許多后期理論的雛形均源于此階段。不過當時他的理論積累尚未成熟，無法直接成書。他家中存有幾箱筆記本，記錄了大量草稿，部分想法沉寂多年，另一些則歷經數十年打磨才成型。

阿伯特的文字魅力源于他對寫作的極致追求。他從不追求快速發表，每本書都經過反復修改。我曾經看過他不同階段的草稿，修改程度之深令人嘆服。這種精益求精的態度使他的作品既保持內在連貫性，又能在意想不到的方向持續深化。希望我的譯本能傳遞這種思想與文字的雙重魅力，不足之處也請大家批評指正。我在翻譯阿伯特的三本書時，已經將他引用的所有著作中有中文譯本的全都標注了出來。如果讀者感興趣，可以在書后附錄中找到對應書目，其中半數以上已有中文版。

從理論淵源來看，阿伯特的思想主要源自芝加哥學派，尤其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米德是一位天才型的學者，雖然在作出最關鍵的理論著述時因意外去世，但他留下的思想遺產對社會學影響深遠。他的著作《現在的哲學》以及部分選集在國內已有譯本。米德提出“世界是一個充滿事件的世界”（“the world is a world of events”），這一觀點構成了阿伯特過程社會學的哲學基礎。此外，約翰·杜威（John Dewey）、威廉·詹姆斯（WilliamJ ames）、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等實用主義哲學家對他的影響也很大。杜威與米德在芝加哥大學是親密的合作者，他們的思想在教育學領域尤其具有啟發性。

在方法論層面，阿伯特非常重視歷史研究。他閱讀了大量歷史書籍，包括美國史、中國史等。在《攸關時間》這本書里，他專門討論了歷史研究的意義。最近他在《上海書評》的訪談中也提到，社會學可以從歷史研究中獲得獨特的視角。

剛剛李老師其實也提到，阿伯特的數學背景非常扎實。他成長于美國“新數學”（New Math）教育實驗時期，高中時學習了近世代數、群論等高等數學內容。他的早期成果深受數學社會學影響，比如剛剛李老師提到的天才社會學家哈里森·懷特（Harrison White）的社會網絡研究，尤其是“空缺鏈”理論。懷特本來是物理學博士，后來轉向社會學并開創了社會網絡分析學派。阿伯特的《職業系統》這本書就是受到了懷特“空缺鏈”概念的影響。

阿伯特跟我說，《職業系統》這本書的雛形是他在哈佛大學求職演講的內容，后來整理成書。如果讀者想進一步了解他推崇的學者，可以參考《攸關時間》與《學科的混沌》這兩書的腳注。總的來說，阿伯特的思想是多元融合的，并不是單一受某位學者影響。

李鈞鵬：剛才周老師說道，阿伯特可能不算傳統意義上的“天才”，但我覺得他至少是個“怪才”——這絕對是褒義詞。學術研究如果跟別人一模一樣，那多沒意思啊！我始終覺得學術上“劍走偏鋒”是好事，必須跟主流不一樣才有創新。阿伯特就是這種極具創新性的學者。

說到思想來源，周老師前面分析得很透徹。阿伯特的研究領域其實有清晰的區分：他的經驗研究主要圍繞芝加哥展開，畢竟這里是職業社會學和法律社會學的重鎮。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還有美國律師協會都在這座城市，連他學術圈的好友都集中在當地，這種環境對他影響很大。

阿伯特對社會過程的分析，尤其是時間性研究，不僅受米德啟發，還融合了柏格森、懷特海等學者的思想，這一點在《攸關時間》的序言里交代過。懷特海是100多年前的英國數學家、哲學家，他的“過程哲學”強調動態是社會的常態，靜態僅是某一瞬間的截面，是需要解釋的例外。這種“動為常態、靜為特例”的觀點，對傳統社會學簡直是顛覆性的沖擊。

我給本科生上課時還在說這件事：20世紀50年代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一統天下，但他晚年就已經跌下神壇了。阿伯特之后，社會學理論在我看來基本陷入停滯，核心問題就是缺乏好的過程分析框架。近幾十年，學界重新關注埃利亞斯等人的理論，試圖彌補結構分析的不足。傳統社會學喜歡談結構，但過程本身——從A點到B點的動態轉變——始終缺乏系統研究。阿伯特的著作，這三本書，有望重塑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的范式。

再補充一點，阿伯特的研究和當代社會科學的許多趨勢不謀而合。比如質性研究過去總被質疑：研究一兩個案例怎么能得出普遍結論？例如比較法國大革命與俄國革命。但近一二十年學界觀念轉變了，哪怕只研究單個案例，只要把內部過程梳理清楚，這種分析的價值不亞于結構分析。阿伯特在這方面給了我們巨大的啟發。

周憶粟：我想接著李老師提到的阿伯特社會學思想中的“魅力”展開說明。這一點貫穿了他的所有著作，無論是學術學科研究還是系統理論著述。我認為他深受懷特海、柏格森以及米德思想的影響——在他的視角中，整個社會世界始終處于動態變化之中，“變”才是世界的常態。

阿伯特的理論核心在于追問：為什么在永恒變化中會存在穩定的現象？在他看來，沒有固定不變的人或物，甚至生物學意義上的人類也在持續變化。生物學家會告訴我們，通過新陳代謝，人體細胞每5到10年就會完全更新一次。這種“變”不僅存在于生物學層面，社會學領域同樣如此。無論是社會關系、社會力量還是社會組織，都處于不斷變化中。

阿伯特的著作可以視為一系列嘗試：從早期對職業形成的研究，到學科構建與知識變遷的闡釋，他始終致力于以系統性方式解釋這些動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也在不斷地與既有的社會學流派對話，包括廣義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阿伯特認為自己是與馬克思、韋伯、涂爾干同譜系的社會科學家。

我們常常認為人類有自由意志和能動性，但同時又受制于各種社會力量，比如組織、文化、家庭、性別等。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怎樣調和？如果用過程論的眼光來看，就會發現一個動態的世界——所有事物都在不斷形成，同時也在不斷消散。

新事物不斷涌現，但已有的事物必須抵抗外界的力量，否則也會隨之變化。哪怕是像性別這樣看似堅固、有生物學基礎的概念，在當今社會語境下也在發生變化。它們之間的差異只是速度上的，而非本質上的。這就是阿伯特目前尚未出版的關于社會過程的巨著試圖回答的核心問題：如何理論化這樣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從他已出版的書籍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線索，但完整的答案還沒有呈現。這也是我邀請各位讀者一起加入閱讀阿伯特的原因——去尋找這個謎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