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4月的中原大地，一望無際的原野麥浪滾滾、豐收在望。在這片沃野之下承載著數千年的歷史，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從這里起源又不斷拉長，綿延至今。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以自強不息的決心和意志，篳路藍縷，跋山涉水，走過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體的發展歷程。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其中唯一延綿至今、未曾中斷的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占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中華文明起源，不僅是我國學者潛心研究的重大課題，也是國際學術界持續關注的重要課題。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外景

1中華文明探源實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2002年春，國家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該項目由科技部立項作為國家“十五”到“十四五”重大科研項目，涉及考古學、歷史學和自然科學在內的20多個學科，60多個單位的400多名專家學者直接參加工程，到今年5月，工程進行了整整23年。

經過幾代學者接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考古確認，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朝建立。在以嵩山東南麓為中心的區域，出現了10余座大型城址。其中，在登封王城崗發現了氣勢恢宏、大小相套的內外城，該地自戰國以來一直被稱為“陽城”。在同時期的禹州瓦店遺址，大型夯土臺基上有人祭、殉牲等多種祭祀遺存。這些發現都昭示著中華文明進入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新階段。《尚書·禹貢》中的“九州”基本涵蓋了華北、華中和華東地區，表明在夏王朝建立之初，黃河中游勢力集團的眼界已經擴展至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形成了范圍廣泛的天下觀。經過了約200年的發展，到了夏代后期，夏王朝的實力不斷增強，中原的引領地位逐步形成，影響范圍空前廣闊。這些可以從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得到反映。

二里頭遺址面積300多萬平方米，年代為距今3800年—3500年，是中國同時期規模最大的都邑性遺址。二里頭遺址所在的伊洛河流域是文獻記載的夏王朝的中心區域，二里頭文化的鼎盛期處在夏代后期至商王朝建立前夕。二里頭文化創造的以玉牙璋為代表的禮器和禮儀制度輻射到周邊廣大地區，影響范圍之廣前所未有。二里頭文化的一整套青銅與玉禮器，被后來的商王朝全面繼承。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王巍說，在商王朝建立前夕，在二里頭文化分布的嵩山地區，夏王朝是唯一的強大政治實體，不存在其他具有如此影響力的勢力集團。因此完全有理由認為，二里頭極有可能是夏王朝后期的都城。夏王朝的存在不僅在先秦以降的文獻中有豐富的記錄，也得到了考古學的證明。

瓦店遺址

瓦店祭祀區航拍

瓦店遺址出土器物組合

2夏文化探索重要成果不斷被發現

夏文化的探索長久以來頗受中國歷史和考古研究領域的關注，近年來，學者們在河南、山西、陜西、安徽等省份開展了大量工作，逐漸廓清了夏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域。重要遺址新考古發現不斷，填補了多項空白。

為更好地組織學術力量進一步摸清夏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重建中國古史，2020年“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項目啟動后，將偃師二里頭遺址、禹州瓦店遺址、葉縣余莊遺址、方城八里橋遺址等18個代表性遺址列為重點考古發掘和研究對象，開展了大量的工作。

“夏文化研究”項目是“考古中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的研究成果為推動解決夏王朝的誕生背景、發展歷程、社會歷史、文明成就、國家體系、政治結構等眾多難點提供了學術支撐。夏文化研究以學術課題為主導、多學科聯合攻關，在年代學、古生物學、古環境學等多個學科取得了重要突破。

禹州瓦店遺址大型祭祀遺存、葉縣余莊遺址高等級龍山墓葬及隨葬成套器物、古城寨城址四合院式大型夯土建筑等的新發現，從禮制、祭祀和社會階層分化等方面為夏文化早期國家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認識；二里頭都邑布局實現了由九宮格向“多網格”的突破，分區更加清晰。由中央輻射地方，方城八里橋遺址“多網格”的考古新發現則生動展現了二里頭時代地方城邑的內部建設模式……幾年來，重要遺址新考古發現不斷，填補了多項空白。早期夏文化遺址的考古發現，豐富了對早期夏文化與早期國家形成機制的認識。不只在河南，山西、陜西、安徽、山東等省的夏文化研究不斷取得新進展，晉南地區的考古新發現為了解夏時期晉南的文化格局、與豫西的關系、早期國家對晉南的管理與控制提供了新材料。安徽肥西三官廟遺址出土器物具有二里頭文化因素，從歷史和文獻記載角度分析，三官廟遺址是探討夏文化去向的重要線索。

近年來，河南成立了夏文化研究中心，推動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塑性改革，推動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建成，組織了全省的夏文化區域調查，一些重要遺址的發掘不斷有新發現，通過一系列努力，夏文化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考古新材料、新成果。

大考古帶來大傳播，大傳播帶來大流量。夏文化的傳播引起廣泛關注，產生各界共鳴，社會效果顯著。2019年，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開館，2022年二里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掛牌，榮獲2023年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2024年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被評為一級博物館，開館5年來累計接待觀眾500余萬人次。夏商文明研究中心在二里頭遺址奠基，為夏商文明研究提供有力支撐。

夏文化研究取得的成績還表現在人才培養上，2020年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引進了一批從事夏文化研究的青年人才。幾年來，新一代青年考古工作者認真做好夏文化遺址的相關考古發掘工作，并以此為基礎，主持或參與多項與夏文化有關的研究課題，出版了較多高質量的論著與研究論文，為講好夏文化的故事作出了貢獻。

葉縣余莊遺址

葉縣余莊遺址俯視照

葉縣余莊遺址平面照（上為北）

葉縣余莊遺址出土器物組合

3夏文化研究需要持之以恒、久久為功

近日，由國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聯合指導，“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課題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共同主辦的“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結項研討會在位于洛陽市偃師區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家博物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60余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系統梳理5年來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為我們了解夏文化的內涵提供了最新的答案。

2024年11月，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舉行的2024年夏文化論壇上，有關專家進行了《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的新進展》《從夷夏東西到夷夏融合》《二里頭文化在中國青銅時代中的階段性》《納貢體系視野下的夏王朝之經濟與社會觀察》《晉南地區夏文化研究新進展》《安徽地區夏文化的探索與研究》等主旨發言，與會專家圍繞“夏文化考古新發現”“夏文化研究新進展”等主題進行了分組交流、討論。專家們還考察參觀了古城村遺址發掘現場、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

隨著當前新材料的不斷發現，夏文化文字材料不斷增多，出版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相關遺址面貌不斷豐富，學術界對于夏文化的認識也逐漸完善，但還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中國考古學會夏商考古專業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唐際根指出，對于早期夏文化、夏文化來源、夏商關系等問題還需要繼續研究。我們要加強科技手段，吸引公眾參與，共同推進夏文化的研究、利用和展示工作。

王巍強調，夏文化時期是中華文明由多元起源向一體化發展的重要轉折點，當前是夏文化研究的黃金時代，考古學在闡釋夏文化內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河南是夏文化研究最獨特的地方，史前文化、農業的發展，以及地處中原的地理優勢奠定了夏文化形成的基礎。在當前的研究中，要通過考古實證證明、展示夏王朝及其在國家起源中的作用，還要建立自主知識體系，熟悉國外的理論，走自己的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吸收外國理論中的優秀成果，推動夏文化的研究。

夏文化研究需要持之以恒、久久為功。夏文化論壇已經舉辦了4屆，每一屆的主題都不一樣，從“夏文化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歷史地位與作用”到“多學科視野下的夏文化探索”等，夏文化研究逐漸走向國際視野，把夏文化放在世界文明發展交流的大格局中進行比較研究。隨著考古以及夏文化研究的深入，中華文明的壯麗畫卷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王城崗遺址

王城崗遺址朱砂葬祭祀遺存

王城崗遺址龍山文化晚期高等級遺物

王城崗遺址坎祭遺存中所見模型小方鼎

王城崗遺址二里頭文化時期石器作坊

2024年夏文化論壇上，與會專家圍繞“夏文化研究新進展”進行討論，發表了研究成果，現摘登部分研究成果：

《徐旭生“夏墟”調查的學術背景》（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張立東）：1959年考古學家徐旭生率隊展開的夏墟調查，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徐旭生早年學習哲學，后于1932年加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開始從事考古工作，在1939年至1941年寫成《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他在1940年提出洛陽、登封是探索夏文化的重點地區。后來，隨著登封玉村、洛陽東干溝等地文化遺存的發現，有關“二里頭文化”的討論展開，主要有“夏代”“商代”兩種觀點。徐旭生在夏墟調查報告中認為二里頭遺址的遺物與洛達廟、東干溝的遺物相似，為商早期。所以推測，如果當時徐旭生采納“夏代”說而把二里頭遺址指認為夏都，那么夏文化探索的春天可能會提前20年到來。

《新鄭高新莊遺址龍山至二里頭時期遺存》（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魏繼印）：高辛莊遺址位于河南省新鄭市東南梨河鎮高辛莊東雙洎河的西岸，遺跡面積約8萬平方米，早期遺存主要分布于遺址西北部，面積約1萬平方米。為了探索新砦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年代關系，2022年至2023年對該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現有仰韶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早期、龍山文化晚期、新砦文化和二里頭文化5個時期的遺存。仰韶文化晚期和龍山文化早期遺存的面貌與鄭州大河村遺址第四期和第五期比較接近。龍山文化晚期遺存有較多的造律臺文化因素，年代大致相當于柘城山臺寺龍山晚期文化的晚期早段。新砦文化遺存與新砦遺址第二期文化面貌最為接近，約相當于新砦遺址第二期晚段。二里頭文化遺存的年代約相當于二里頭文化的第一期至第三期，其第一期的年代不晚于二里頭一期早段。該遺址的考古工作對研究早期夏文化的來源、新砦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方城八里橋遺址考古工作成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館員王豪）：八里橋遺址地處南陽盆地東北部，扼守中原地區經南陽盆地進入江漢平原的重要通道。2022年，八里橋遺址納入“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項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南陽文物保護研究院開展八里橋遺址考古工作。目前的勘探表明，遺址內部以溝類遺跡為界，將遺址分成若干網格，存在明顯的功能區劃。遺址發現有環壕、大型建筑基址、墻垣、窖穴、祭祀坑等遺跡；出土有陶器、石器、玉器和綠松石嵌片等遺物；還出土有與冶鑄銅器相關的遺物，表明遺址可能存在冶鑄銅行為。八里橋遺址是豫南地區最大的二里頭文化核心聚落，為研究夏文化對“南土”的控制、夏時期南北方的文化交流與資源流通等課題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多網格布局的發現填補了夏代中小型城邑內部規劃布局的空白。

《二里頭早期晉南地區和河洛地區的文化交流與互動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館員李慢迪）：晉南地區和洛陽地區地域相鄰，同處中原文明的核心區，一直存在文化上的交流與互動，二里頭時期早期從“萬邦林立”到廣域王權的社會轉型階段，兩地區的文化通過不同的方式互相滲透、融合，逐漸形成了統一的文化面貌。依據考古發現尤其是近年來新發現的材料，運用考古地層學、類型學以及文化因素分析法、聚落考古等方法，對兩區域該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文化互動態勢以及交流與互動的方式、路徑、背后的成因等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對早期社會復雜化進程以及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和確立模式，特別是對夏文化的研究有所裨益。

《二里頭文化研究新進展》（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袁廣闊）：研究主要從陶器、文字符號、宗教信仰等方面對二里頭文化新進展進行分析。二里頭文化大中型墓葬中出土的陶塑、雕刻、綠松石和金屬粘嵌等發現了大量的龍紋，與文獻中的禹為蛇形龍之說、夏后乘龍等記載相對應，表明夏人認為龍是自己的圖騰。二里頭文化同時期的河北和海岱地區分布著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在二里頭文化四期之前，三種考古學文化處于相對穩定狀態，從二里頭文化四期開始，下七垣文化南下，岳石文化西進，至四期晚段，這兩種文化陶器組合大量出現在二里頭遺址的核心區，大量大型宮殿遺址被廢棄，這一變化應與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代表的對立政權入侵二里頭都城有關。二里頭文化遺存中豐富的陶器組合，為我們管見夏人的社會生活提供諸多線索，其折射出夏代文明之光，同時也呈現著中華文明序列。

《早期夏文化探索的回顧與思考》（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賀俊）：早期夏文化是夏文化探索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辨識早期夏文化所對應的物質遺存始終是學界研究的重點，但一直存在較大分歧。深入探討早期夏文化，要對是否存在早期夏文化、如何界定早期夏文化等問題作進一步討論。從中原腹地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時期社會發展演變的視角進行宏觀考察，推測新砦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至于何種遺存為早期夏文化，則因對早期夏文化定義的不同理解而有多種答案。

《資源、社會與儀式：夏商都邑占卜活動新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飛）：通過對偃師二里頭、偃師商城、鄭州商城三處夏商都邑占卜活動用材、方式與空間的重新研究，揭示了占卜作為一項儀式活動與早期國家資源系統、社會變遷之間的緊密聯系。夏商都邑占卜用材的選擇深受王國資源獲取能力的影響，并且也是彼時生態系統限制的結果；占卜方式在同一政治屬性的王國都邑中具有演變歷程上的同步性與操作程序上的同質性，但在夏商兩政體間形成了顯著差異；占卜地點空間分布則顯示夏商都邑內的占卜功能或目的具有較強的一致性，均顯示出強烈的經濟導向性，與手工業生產的運行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因此，夏商都邑內的占卜活動是資源獲取能力與社會變革形勢共同制約、相互影響的結果，是窺探早期國家社會的一把鑰匙。

《二里頭遺址5號基址建筑形態及性質探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館員周要港）：研究認為，二里頭遺址5號基址的建筑形態并非多進院落，而是建在夯土基址上內部經設計規劃的一組平行連間排房。在對建筑內部結構、空間布局等進行梳理的基礎上，結合文獻中有關府庫的記載及相關考古發現，認為5號基址的性質應是中國目前所發現年代最早的由王室直接管控的大型府庫類建筑遺存，是中國府庫建筑營建的源頭。

《技術與人群：二里頭遺址陶器的制作技術、成分分析及其反映的人群互動》（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館員谷雨萱）：研究聚焦于二里頭遺址出土陶器，通過“技術身份”理論與成分科技分析，探索制陶技術所反映的人群互動情況。基于文化因素分析法，結合制陶模擬實驗、陶器民族考古學和便攜式XRF儀器等，研究從“技術身份”角度，區分不同文化群體的技術流派與傳承，并對陶器化學元素成分進行無損檢測，以識別其產地和流通模式。研究結果包括：二里頭遺址內部存在不同技術流派，具有岳石文化風格和下七垣文化風格陶器的制作技術與二里頭遺址典型技術存在差異；揭示了二里頭禮儀性陶器、夾砂陶、泥質陶配方的歷時性變化；通過分析具有特殊制法和外來因素的陶器，認為這些陶器可能是外來陶工使用本地陶器配方制作而成。研究揭示了二里頭遺址陶器生產與交流的復雜性，為深入理解該遺址的人群互動提供了新視角。

時莊遺址

時莊遺址及發掘探方（上為北）

時莊遺址出土器物圖

2024年夏文化論壇上，與會專家圍繞“夏文化考古新發現”進行討論，發表了研究成果，現摘登部分研究成果：

《文明俊彩 秦川華章——陜西西安太平遺址考古收獲與認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小慶）：太平遺址發現了兩個東西并列的環壕，并清理出不同形式的房屋建筑、墓葬20余座。出土陶器類型豐富，出土的玉器可構成完備的玉器生產加工體系。該遺址是迄今為止關中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龍山時代環壕聚落，具有中心性聚邑地位，是四方文化交流的輻輳之地，填補了關中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的空白。

《石峁遺址皇城臺墓地考古新收獲》（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館員裴學松）：皇城臺墓地位于石峁遺址核心區皇城臺頂部西側，目前已發掘石峁文化墓葬120余座，出土各類文物300余件。根據墓葬的具體信息，可將該批墓葬分為五類，表現出清晰的社會等級差異，反映了明顯的階級分化與社會復雜化現象，為研究早期國家起源、發展模式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墓葬材料。

《關中東部龍山晚期至夏時期的社會變遷——以陜西臨潼康家遺址資料分析為主》（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秦小麗）：本項研究以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陜西臨潼康家遺址資料整理的新成果作為主要分析對象，并結合其他遺址新發現的資料，對龍山晚期到夏時期關中東部地區的聚落社會演變進行研究。

《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夏商考古新收獲》（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員孫慧琴）：西吳壁遺址2018年至2021年的發現補全了晉南地區冶金相關的生產鏈條，對于探索夏商時期的冶金遺存有重要意義。2022年新發現的有二里頭文化時期的灰溝和二里崗下層階段的墓地，墓葬排列有序，可分大、中、小三類。此墓地對于了解西吳壁遺址的性質、研究商代墓葬制度等學術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芮城坡頭遺址近年的發掘與收獲》（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張光輝）：坡頭遺址是晉南史前時期發展最為連續、規模最大的一處遺址，涵蓋仰韶、廟二、龍山等階段遺存，面積有400萬平方米。近年來發現了該遺址的環壕系統，在遺址內發現了一批制玉、用玉的材料，而且可能與尚玉之風盛行的大汶口晚期人群在時間上存在一定交集，為東方玉文化的西傳提供了新證據，也為探索該區域文明化進程提供了關鍵案例。

《山西忻州尹村遺址發掘收獲（2021—2024）》（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王俊）：尹村遺址是忻定盆地重要的龍山至夏商時期遺址之一。尹村遺址夏時期遺物普遍集中在夏代晚期，與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某些器物有著高度一致性，是受夏文化影響強烈的遺址，但它也明顯繼承了部分地方文化特性。該遺址是以中原為中心歷史趨勢形成前夕的一個重要文化樞紐。

《禹州瓦店遺址近年來考古工作收獲》（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館員張華貞）：“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項目實施以來，禹州瓦店遺址先后發現和確認了多組環壕、城墻、祭祀區、排房式居址區、手工業區等遺存。上述發現證明了瓦店遺址在潁河中游地區龍山社會時期占有重要的政治、經濟地位，是當時的中心性聚落，已經具備了“大都會”的規模與氣象。瓦店遺址作為潁河流域王灣三期文化晚期的中心聚落，很可能與“禹都陽翟”或“啟有鈞臺之享”有關。

《登封王城崗遺址夏文化遺存的新發現與初步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館員馬龍）：王城崗遺址的新發現有龍山文化晚期的房屋、窖藏坑等遺跡，出土了一批重要遺物。新發現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道路、墻垣、房屋基址等重要遺跡，出土了玉器、陶器重要遺物。發掘者認為，二里頭文化時期的王城崗遺址在潁河流域乃至二里頭王國中仍是一處中心級遺址。

《淮陽朱丘寺遺址2022—2024年發掘收獲及認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館員方利霞）：朱丘寺遺址呈龜背形，是一處以龍山晚期造律臺文化堆積為主的聚落遺址，清理出一批豐富的龍山文化晚期遺存，對于深化認識洛陽盆地夏文化核心區和淮河流域夏文化的關系、全面把握夏王朝的控制能力與國家治理體系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平糧臺遺址

平糧臺城址全景（上為北）

中軸線、排房、城內排水布局

陶鈴表面獸面紋

（本文圖片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2025年4月29日《中國文化報》

第5-8版刊發特別報道

《行走河南，從這里讀懂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