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學院并不適合所有人”

韋爾斯利學院坐落于波士頓城西的寂靜小鎮，碧綠的慰冰湖畔橫貫于學校中央。

“校園風光迤邐，古老的建筑像哈利波特里的魔法世界”，這是Nina對韋爾斯利學院的第一印象。那還是2012年，18歲的Nina從中國南京一路逾山越海來到波士頓求學。在這里，她從稚嫩、懵懂的少女長成為知性獨立的現代女性。

這也是韋爾斯利學生信仰的某種文化，在學生們最喜歡的一件T恤衫上，寫著這樣一句話：這不是一個沒有男人的女孩的學院，而是一個沒有男孩的女人的學院。

圖為《Mona Lisa smiles》劇照，該電影講訴了韋爾斯利學生的故事。

事實上，韋爾斯利并不是一開始就走近Nina的心房，讓她覺得是自己非去不可的Dream school。確切地說，高中時的Nina很迷失，但那時的Nina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迷失，“那時我只想成為一個好學生，爸爸媽媽以及老師眼中的好孩子。”Nina說。

在做選校研究（school researh)時，Nina的母親對女兒的影響頗深。作為女子學院，韋爾斯利曾經走出了宋美齡、冰心、希拉里等知名女性楷模，“我媽媽很希望培養我成獨立女性。”

《Mona Lisa smiles》劇照

因為對綜合性大學無感，對文理學院也不排斥，加上Nina更傾向于小班教學模式，因此在早申時，Nina申請了韋爾斯利，并成功“上岸”。

但不曾想“登岸”只是艱難旅程的開始，或者說登岸后，18歲的Nina猶如來到一個嶄新的，此前她從沒有接觸過的世界。在這個陌生又光怪陸離的世界，她跌跌撞撞、無所適從。在最灰暗的時候，她甚至對于所謂的文理學院和精英教育產生了巨大的懷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選擇美本，為什么離開家人到一個新的地方開始留學生活。”

圖為韋爾斯利校園，Nina說那時學費每年6萬多美金，包含住宿和食堂費用。

Charlotte的文化沖擊來得更早。

2017年，16歲的Charlotte從廈門只身前往美國讀高中。在美高，她有過崩潰、也有過歡笑，還好最難熬的時光，有朋友與音樂的陪伴。

在申請季時，Charlotte被中介、父母推著往前走，一口氣申請了20多所大學，其中有兩所是文理學院。最終，Charlotte拿到范德堡大學和阿默斯特等校錄取，她在前兩者之間猶豫不定，但在做了更詳盡school researh后，Charlotte有種被觸電擊中的激動與雀躍，“有種命中注定的感覺，我覺得Amherst實在是太適合我了。”在語音里，Charlotte聲音輕快地說。

進入大學后，Charlotte發覺“不少美國本地同學是放棄前十甚至藤校來到這里的”。此外，由于Charlotte所在的這一屆，全校只招了七個中國學生，恰好都是女生，她們戲稱自己是Amherst的“七姐妹”，至今這七個女孩還保持著深厚友誼。

不同于幾十人甚至幾百人在同一個階梯教室上課的綜合性大學，美國文理學院是小班教學模式。一個教室通常只有十幾個人，甚至只有七八個人。這種授課方式，給予學生與教授充分交流的機會，這是Charlotte喜歡的上課模式，她在這里如海綿般汲取知識。

時光流轉，大學四年匆匆而過。

今年夏天，Charlotte身著黑色學士服正式從Amherst畢業。夏洛特說，文理學院很美好，她在Amherst度過了難忘的四年，她覺得所有有條件的人都應該接受文理學院的教育，但她也深知文理學院并不適合所有人。

巨大的泡泡中，那些爭議與珍貴

在一次峰會中，阿里巴巴董事長蔡崇信說，“那些上了文理學院的孩子，最后卻成為Uber 司機。”

這句充滿戲謔的話背后反映的恰好是文理學院最受爭議的地方，但同時也是很多文理學院學子覺得最彌足珍貴的一隅，即文理學院所教授的東西充滿了“無用之物”。

借用作家毛姆的話來說便是，“大家都在低頭尋找六便士時，文理學院的學生卻抬頭看向月亮。”

《Mona Lisa smiles》劇照

為了理解文理教育的內核——博雅教育，我們要必要了解文理學院的歷史源頭。

文理學院英文為Liberal Arts College，它的歷史最早可以回溯到古希臘時期。那時，古希臘有“自由七藝”，即文法、?修辭、?邏輯、?數學、?幾何、?音樂、?天文。我國周朝貴族時期亦有“君子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

無論中外，關于“藝”的教育對象最早局限于王室、貴族與上流社會之間，目的是培養他們的子女成為一個文理兼備、人格完整的個體。后來，隨著工業革命、科技革命浪潮的發展，古希臘的“自由七藝”演變成如今的博雅教育，也稱通才教育。

哈佛大學最早為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其“前生”也是一所文理學院。

那么，什么是通識教育？或者說為什么通識教育在“人人都想轉碼，想進投行”的今天，仍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我國前清華大學國學院副院長劉東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越是大師級的學者，他本科所接受的通識教育就要越扎實。這就好比建一個金字塔，做學問不是建摩天大樓，而是建金字塔，摩天大樓是地基和上層一樣寬，金字塔底下鋪了一大圈，上面只多一塊磚。”

只有打好了通識教育的地基，個體在職業生涯的后半段，才能觸類旁通、厚積薄發。

前耶魯校長理查德·萊文曾說，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后，擁有了某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

這也是Nina和Charlotte在采訪中多次提到的，文理學院的教育讓她們成為一個具備批判性思維、完整且自由的個體。

根據文獻記載，在美國歷史上，有近五分之一的美國總統畢業于文理學院，這包括奧巴馬、卡爾文·柯立芝、富蘭克林·皮爾斯等。可以說，文理學院是美國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石，為美國社會輸送了一代代人才。

不過，也有人把文理學院形容成巨大的Bubble（泡泡）。在泡泡之內，備受指摘的是遠離城市的偏僻地理位置，是較為昂貴的學費，也是其脫離實用主義的“仰望星空”。

Nina不否認這些爭議，文理學院培養的本就不是技能型人才。Nina說，如果你的目的是想畢業后在美國找到工作，并拿到美國身份，文理學院可能不是最好的選擇。
換句話說，當你在追求文理學院“有用”的那一刻，文理學院便不再適合你。

如果重新選擇呢？

2012年，耶魯畢業生Marina Keegan 在耶魯校報發表了題為《孤獨的背面》 (The Opposite of Loneliness)的文章。

在畢業典禮后的第五天，她在和男朋友在去Cape Cod的路上，不幸車禍身亡。她車禍身亡的那一年，正好是Nina去韋爾斯利學院讀大一的第一年。

Nina讀到Marina的文字時，她有想流淚的沖動。

Marina的文字這樣寫，“然而，對于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我們在文科的海洋中有些迷失。不太確定我們走在哪條路上，是否應該走這條路......但我們還很年輕；我們還很年輕，我們才二十二歲，我們還有這么多的時間......我們必須記住的是，我們仍然可以做任何事情，我們可以改變主意，我們可以重新開始，獲得學士學位或第一次嘗試寫作，做任何事情都太晚的想法很可笑。”

Marina的文字就像黑暗沼澤的一盞明燈一樣，給予那時正處于迷惘與掙扎的Nina不少寬慰與鼓舞。

與其說是不適應大學，不如說是過往的學習方式在Nina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國內時，Nina習慣等著老師“喂知識”，她靠著自己的勤奮苦讀考進南京最知名的高中，成為“別人家的優秀小孩”。但在Wellesley，這一切都要推倒、洗刷、重建。你不再能依靠老師劃知識點，不再能依靠刷題而成為優等生。

重建的過程是漫長且痛苦的，好在Nina度過來了。尤其是在大四的時候，Nina跟著教授一起寫畢業論文。寫作過程中無數的輾轉反側與熬夜獨自查找文獻成為了創作的一部分，也成為了她反思與成長的一部分，Nina獲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準確來說，到了大四這一年，Nina從迷失的泥潭里，一點點走出來。

《Mona Lisa smiles》劇照

Wellesley畢業后，Nina繼續攻讀法學院。這也是Nina的觀察，在文理學院畢業后，很多學生難免走向了所謂功利的世俗世界。她的不少同學進入了投行，谷歌、亞馬遜這類大廠，當然也有不少熱愛科研與學術的同學，一路讀到博士。

但Nina明白，有些東西不一樣了。就如同一場漫長的潮濕一樣，Wellesley給她留下無聲但卻彌久的影響。Wellesley所學的知識雖早已忘了大半，但它教給人的持續學習、獨立思考以及批判性思維讓Nina至今受益。

Charlotte還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除此之外，即使是小小的象牙塔，文理學院讓她見識到一個全面的世界。她Amherst的同學其實并非都來自于上流社會、富人階層，她有的同學此前住在“貧民窟”，有的來自于低收入家庭，這些學生靠著獎學金，一步步從美國各地的小鎮匯集到這里。Charlotte跟不同的人交流、成為朋友，“這里是一個多元豐富的世界。”

Amherst和哈耶普等校一樣實行Need-Blind政策。這個政策給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全額獎學金，包括國際生，而且不會因為申請者是國際生想要申請全獎就不錄取。

如今，Nina住在紐約，有著一份在外界看來光鮮亮麗的工作。法學院畢業后，她成為了一名律師，就職于美國某big law，但光鮮與高收入背后，是重復、機械、忙碌的生活，“最繁忙的時候，一周甚至要工作80個小時。”

在疲憊與想要逃離的時刻，Nina無數次回看文理學院的生活，那處于bubble中的生活，她穿梭于寢室、圖書館與教室之間，每天醒來讀簡愛，讀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上英語文學的課，與美妙的文字接觸，那是讓她覺得多么奢侈與幸福的時刻，也是用多少金錢都換不來的時刻，這樣的時刻亦是文理學院給予她的。

這是多年后，Nina對母校后知后覺的愛與感激。

《Mona Lisa smiles》劇照

處于畢業季的十字路口，Charlotte則選擇繼續留在校園。她目前有兩份工作，一份是在學校的音樂系教授理論課，一份是在學校的管弦樂團當助理指揮。
過往的人生，都被大人或者世俗的尺度推著往前走。來到Amherst后，她修了三門專業，英語、數學、音樂。突然有一天，Charlotte決定未來從事音樂行業，這不是一拍腦袋的決定，而是在高中時就埋下過的種子。在Amherst，成年后的Charlotte終于有勇氣直面自己內心最真實的聲音。

在確定從事音樂后，Charlotte依舊把另外兩個專業都讀了下來，“因為以后鉆研音樂的時間還有一輩子，但是再也不會有機會在做音樂的同時，一邊深入閱讀、討論意識流寫作和創傷的關系，一邊思考李群是阿爾貝群的證明了。”

如今，Charlotte譜寫曲子，在舞臺上演奏、唱美聲、也在管弦樂當指揮。很多場合，她是場上為數不多的華人面孔。與此同時，Charlotte還在申請讀音樂方向的研究生。Charlotte還很年輕，如Marina所寫，“我們可以永遠選擇重新開始。”

圖中央為Charlotte

至于Charlotte文理學院的同學們，他們都各自奔向自己的前程。有熱愛英語文學的繼續去西北大學讀直博項目；有的去斯坦福讀研究生；有的進入了紐約的知名金融公司；當然，也有還不知道自己將來想要干什么的人，還在繼續探索。

Charlotte提到，文理學院雖然地理位置偏僻，但在就業季，它強大的校友資源就凸顯出來。用Charlotte的原話來說，“在美國找工作基本上不是看靠地理位置，而是靠校友。”

Charlotte有一個朋友即將去麥肯錫工作。此前這位朋友想要進入麥肯錫實習，后者通過校友網給在麥肯錫工作的校友發郵件，沒想到對方馬上回應，“大家都很愿意給彼此幫助與鏈接。”

《Mona Lisa smiles》劇照

時光倒流，如果再給一次機會重新選擇呢？你還會選擇文理學院嗎？

針對這個話題，Nina的答案是Yes。“因為對于18歲的我來說，我當時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想學什么，Wellesley給予我充分探索的時間，比如我們隨時可以換自己的專業，哪怕是大三、大四，這一點對當時的我來說非常重要。”

關于母校的回憶與總結，今年夏天，Charlotte在社交平臺寫了這樣一段話：“在阿默的四年是我目前的人生中最圓滿的四年。第一次開始真誠地熱愛學習，真正地開始為自己而活，真正地覺得自己未來可期。這個過程中我能感受到自己逐漸自洽，成為一個完全體的人；有勇氣帶著這四年的所有收獲去面對未來和廣大世界的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