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法典草案27日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首次審議。

參與編纂生態環境法典的全國人大環資委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呂忠梅表示，《生態環境法典》作為承擔生態文明建設憲法任務、履行國家責任的重要方式，是中國生態環境法律體系現代化的標志性立法。當前，編纂生態環境法典已經具備良好基礎，條件成熟、正當其時。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對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進行全面部署，并明確提出編纂《生態環境法典》的重點任務。

呂忠梅介紹稱，生態環境法典本質上是在對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現行的30多部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規、1000多件地方性法規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法治實踐成果進行梳理的基礎上，通過系統整合、編訂纂修、集成升華等方式，形成價值統一、結構合理、邏輯順暢、務實管用的統一法律文本。

生態環境法典統籌考慮大氣、水、土壤等生態環境要素，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解決生態環境領域制約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的突出問題。草案主要內容包括：完善生態環境領域的通用性制度規范，集成優化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規范，統領協調生態保護法律制度規范，對綠色低碳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碳達峰碳中和等作出原則性、引領性規定，完善生態環境領域法律責任制度等。

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目前采取了適度法典化的模式，對現行有效的30多部生態環境法律分情況處理。將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綜合性法律和有關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等全部納入法典中，根據新形勢新要求進行編訂纂修。將現行有關流域、區域、自然資源、生物多樣性等生態要素、生態系統方面和循環經濟、節約能源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規范，擇其要旨要則納入或者體現到法典之中，使法典保持一定的開放性、兼容性。

攝影/章軻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監事長王燦發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民法典》頒布以后，第二部法典應當定位在哪一個法律部門，也曾經有過不同的主張。有的認為應當是行政法典，《民法典》作為私法的代表，那么與之相對應的就是代表公法的《行政法典》。也有的主張制定勞動法典、教育法典等。最后決策還是要制定《生態環境法典》。

“法典化有利于立法的體系化整合。”王燦發說，現有的生態環境立法較為分散，分布在不同的法律法規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規定不一致、銜接不暢、甚至矛盾與沖突的問題。綜合性生態環境法典能夠將這些分散的法律法規進行系統整合，形成一個邏輯嚴密、層次分明的有機整體，消除法律規范之間的沖突和矛盾，提高生態環境法律體系的系統性、協調性和統一性。此外，法典化可以填補某些立法空白，提升生態環境立法的位階和權威性，方便生態環境法律的執行與遵守。法典化還有利于國際交流與合作并增強國家法治影響力。

《生態環境法典》通過后，會帶來哪些變化？王燦發表示，《生態環境法典》通過后，將會對我國的環境立法、環境執法和生態環境保護帶來許多積極影響和變化：

在生態環境立法方面，生態環境法律的數量將明顯減少。一些行政法規和規章將會根據法典的規定進行修訂、修正或者廢除，同時一些新的行政法規和規章也會根據法典授權制定和發布；地方性法規和規章會有所增加，原因在于法典的綜合性和統一性不可能照顧到所有不同地方的特點，需要各地根據法典的規定制定實施法規和規章。

在生態環境執法方面，由于有了統一的執法依據，提升了生態環境執法權威性，可以減少因法律規定不明確或沖突導致的執法爭議，提高執法的準確性和效率。執法人員可依據法典中的具體條款，更清晰地界定環境違法行為和處罰標準。同時，各部門的執法職責也更加明確，能夠促進部門間的協調與配合，形成執法合力，避免職責不清導致的推諉扯皮現象。

在生態環境保護實踐方面，《生態環境法典》的頒布和實施，將會從整體上對生態環境進行系統保護，改變過去對不同環境要素分散保護的模式，強調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關聯性，實現對大氣、水、土壤、生物多樣性等的綜合保護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協同治理。同時可以推動企業及其產業綠色轉型，引導和激勵企業、社會公眾踐行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動經濟社會向綠色低碳轉型，從源頭上減少生態環境破壞和污染排放，最終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快美麗中國建設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