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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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極目新聞報道，4月27日，一段“游客在成都龍泉山附近摘取枇杷被農戶索賠”的視頻，引起網友熱議。按照官方的介紹，4月26日，幾名游客在成都龍泉驛區柏合街道游玩時，未經農戶允許私自摘取枇杷，被當場發現。農戶要求游客按照果園旁豎立的告知牌“偷摘枇杷100元/個”標準進行賠償，游客認為賠償金額過高，雙方發生爭執，后派出所民警到達現場調解。經過協商，最終達成一致，游客賠償農戶30元作為損失補償，糾紛已得到妥善解決。

看到這則新聞，禁不住讓人想到了魯迅先生的名作《孔乙己》。作品寫道：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他不回答，對柜里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么這樣憑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著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

是啊，我是讀書人，讀書人愛書，便把人家的書拿過來，能算偷嗎？至多算“竊”，“竊”不算“偷”，這是孔乙己的邏輯。它不一定是強盜邏輯，像孔乙己這樣的人，想當強盜，還沒這個能力。但絕對是強詞奪理，就算是讀書人，也沒有權力把人家的東西拿過來。如果真的愛書，應當向人去借。借，就不是偷，也不是竊了。

再來看這幾名游客，明明人家果園旁寫著“偷摘枇杷100元/個”，是真正的明碼標價，為什么還要去偷摘呢？是不把果農的話當回事呢，還是偷摘別人的成果成習慣了。既然摘了，就當按照人家告知牌上的標準執行，而不是嫌價高。到菜場買菜，不也是雙方接受就成交。至于價格高低，不是問題。既然不能接受每只枇杷100元的標準，那就別摘啊。哪怕去向果農討兩只枇杷，也比偷摘好。

如果果農沒有明碼標價，沒有在告知牌上把偷摘的后果說清楚，游客或許還能抵賴，認為自己不清楚不好摘呢。告知牌上寫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按標準執行，就是盜竊，不僅要照價賠償，還可以追究其法律責任的。就算價值不高，其偷竊行為是存在的，有單位的游客，還可以將偷竊情況直接報送單位的。

民警對此起事件的處理，應當沒有多大問題，息事寧人嘛，能夠協調好，總是好事。但是，就此起事件處理的效果來看，由于行為比較惡劣，應當沒有達到。農民種植水果，并不容易。所以會立出這樣的告知牌，且賠償的標準比較高，也是因為偷摘行為比較嚴重，無奈之下采取的行動。就是這樣，仍然有人背著主人去偷摘，說明某些人在行為上完全放蕩不羈的，是不會顧及別人的感受的。對這種具有惡劣行為者，只有處以懲罰，才能吸取教訓，才能對其他人產生警示作用。

三國·曹植《君子行》，開頭四句是這樣寫的：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大意是說，從別人家的瓜田旁經過，即使是鞋子脫了腳跟，也不要彎下身子去提它，否則有人會疑心摘瓜，所以說“瓜田不納履”。同樣的，從李子樹下經過，即使是帽子碰歪了，也不要舉手去正它，否則也會被人誤會偷李子，故稱“李下不正冠”。古人的話說得再清晰不過了，為什么這些游客還要明知故犯呢？真的把果農都當傻子嗎？

按照清代李毓秀的《弟子規》：用人物，須明求。倘不問，即為偷。不告而取是為竊，拿而不語謂之賊。這幾名游客的行為，是典型的偷竊，是賊的行為。比起孔乙己來，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與孔乙己相比，這幾名游客受到的教育，應當要比孔乙己高出許多，為什么還要做出如此不文明行為呢？從這個角度來講，只讓這幾名游客賠償30元，還是太便宜了，很難起到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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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譚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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