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日的高峰時段，北京地鐵5號線北新橋站的站臺上，地鐵引導員張立文正在用一種獨特的方式，向大家伙打招呼：

“快樂星期一，上班的感覺真好。”——這是車廂里死氣沉沉的星期一早上。

“年輕人辛苦了，明天就是雙休日，一覺睡到自然醒。”——這是令打工人心潮澎湃的星期五下午。

張立文65歲，地道的北京大爺。11年前，他剛從建筑工人的崗位上退下來，扭頭就在家門口的地鐵站光榮上崗，當上了一名地鐵引導員。

套上檸檬黃的制服，引導乘客上下車，張大爺不再覺得脫離社會。相反他時刻覺得，被人民群眾緊緊包圍著。

上班，更確切地說，是為廣大人民服務，令他十分快樂。

快樂上班的地鐵引導員張立文。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一問好，人就特高興”

北京地鐵北新橋站，星期四的早晨，兩分鐘一趟的列車運來一群面無表情的乘客。

車廂外的張大爺打算給他們來點魔法，“快樂星期四，離雙休日還有一天。”

一嗓子喊完，魔法奏效了。

有人從手機屏幕里鉆出來，給大爺線下“發送”了一個微笑。有人睜開疲憊的雙眼，好奇地和大爺對視了幾秒。等他們被“傳送帶”拉走后，一些閃爍的東西留了下來。

“你笑起來真好看。”張大爺對一個微笑回應的女孩說。“一問好，人就特高興”，大爺挺興奮地說著，又朝一個奔跑而過的年輕人飛快地敬了個禮，“早上好！”大爺嗓門洪亮。年輕人轉頭，在閃進地鐵門之前，舉起手在半空中朝大爺所在的方向快速揮了一下。

當然也不是每次發送快樂，都有人熱情回應。在都市人的社交里，張大爺打招呼的方式卓爾不群、有點突兀，常有人投來困惑、遲疑的眼神。

“正常，過幾天就熟悉了。”張大爺說，打招呼得講究社交距離，得遠遠地打，“你到人跟前打一招呼，別給人嚇一跳”。

65歲的張大爺，東四八條胡同出生，有股北京人的爽朗。“一上站臺就興奮。”多數時候，他總是樂呵呵的，眼睛瞇成一條縫。站在地鐵另一頭的同事說，張師傅一笑，跟個彌勒佛似的。

送完這波乘客，大爺轉身90度，看著地鐵遠去。完了再轉90度，面對著站臺，眼睛還得往上提溜，朝向上電梯換乘或出站的乘客，等下一班車到來，大爺又得轉了。在最繁忙的時段，大爺每分鐘都要轉這么一圈，嘴里還要不停地說。

“廢茶葉”，一上午兩個半小時，兩保溫杯的茉莉花茶，就這么干完了。

張大爺已經當了11年地鐵引導員，過去的10年他在東四地鐵站，最近機場線開通，他被調到了北新橋站，網上的綽號也從“東四大爺”變成了“北新橋大爺”。

他主要的工作是在站臺上維持秩序，保障乘客的安全。上班時間是工作日的早上7點到9點半，下午4點到7點。引導員基本是上了年紀的大爺大媽，收入和北京最低工資差不多。

據《北京日報》此前報道，北京共有9000多名引導員，不止在地鐵站，還遍布公交車站、街道十字路口等。

退休后的一天，他和老伴遛彎，看見公交車站拿小旗的引導員，張大爺就心動了。這工作和從前一脈相承，張大爺年輕時在建筑工地干活，就負責塔吊的信號指揮，也吹口哨、揮小旗。“又不用使電腦，站著說話多簡單吶”，大爺喜歡這工作，“嘿，我還真適應。”

在文明辦報名后，大爺參加培訓，每人手里得到一份宣傳大綱，上面寫著“車門關閉，請注意安全”等引導語和一些基本禮儀。

但在這些宣傳語之外，張大爺也有自己的想法。上班沒幾天，他就開始“超綱”給大家伙敬禮和問候。他覺得，得先哄著人高興，才有利于宣傳，“人家一下車，你就早上好、晚上好的，對你有一種好感，你再說什么他都能接受，人還沖你樂。”

對此張大爺頗有研究。從前他跟人說，“不要搶上搶下”，發現沒人搭理，一個乘客曾反駁他，“遲到是要扣錢的。”后來，他在后面補了句，“下一趟車60秒就到”，60秒和一分鐘大不一樣，乘客一聽就不跑了。

門關上的那一刻，張大爺會來一句“謝謝您的合作”。他說，人家配合你，上車快，對你來一個微笑，那就是“愉快地合作”。

張大爺正在給一位拿著紙條問路的外地乘客指路。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不是段子，是生活

“上班的感覺真好”，張大爺打心眼里這么想。但在地鐵上，一臉疲憊的人很多。為什么會這樣，張大爺很明白。

年輕的時候，他也忙忙碌碌。18歲高中畢業后，建筑公司下來招工，他應聘上了指揮員，拿對講機揮小旗，站在樓頂上飛檐走壁的，貼著三十多厘米寬（相當于A4紙長邊）的墻來回走。這份工作也風里來雨里去的，特別是三伏天，干衣服上去，濕透了下來，“是白人也得曬黑嘍。”

但那會兒，他沒覺得發愁。張大爺有自個兒的法子，他有好幾本打油詩，都是自己原創的，寫了啥現在都忘了。他兒子記得，是用大白話寫的，與在地鐵編的段子挺像的。

張大爺沒什么煩惱，跟那年代的環境有關系。他說，從前八個小時上夠了，下班大家伙玩得可快活了，“哪有壓力，啥事也沒有。”

去天橋看摔跤，玩玩武術；去電影院看電影；去哥們兒家打牌；廠里還有給職工豐富業余生活的乒乓球桌。“你看那時候哪有那么多戴眼鏡的。”

可現在，他在地鐵里那些穿校服的孩子、拎著包的上班族、坐在地上的農民工身上，總看見一張張疲憊的臉。他聯想到自家孩子，沒時間接娃，過節還要在家辦公。

漸漸地，在“早上好，晚上好”的問候之外，他加上了“快樂星期×”系列，順帶也提醒乘客，距離雙休日還有幾天。

有一陣子，他發現說“快樂星期一”大伙特不愛聽，干脆就不說了。他猜星期一年輕人得開會，壓力是最大的。車廂門打開的瞬間，陰沉的氣息撲面而來。后來他想，不對，還是得說，“得給年輕人打氣。”

晚高峰的時候，他會說，“下班的感覺真好。”有一回，地鐵開門，一車廂都是農民工，張大爺對他們說，“辛苦了，晚上喝點小酒。”

“喝多少？”農民工笑著回應。

“心情好，喝順口那也都是半斤八兩的。”張大爺熱切地說。

這些都是隨口說的，張大爺說他沒細想，好多也忘了。但也許這些話，是從他過往的經驗里長出來的。從前當建筑工人時，張大爺接觸了好些外包施工隊，都是外地農民工，江西的、浙江的、四川的。下班了，他會叫上他們一塊，喝點小酒，搞點肉吃。

給宣傳語加上即興創作，對張大爺來說，不是段子，是生活，乘客們需要啥，他都知道。

有一回，一個大媽從地鐵站去醫院，聽見張大爺說，“快樂星期三”，就跟他抬杠，非說今天是星期四。張大爺將她領到電視機跟前，看清楚了日子，大媽才沒那么著急。他說，老年人退休后記錯日子很正常，看病心切，預約上了醫生不容易。為此他更相信，強調星期幾是必要的。

“搶門是年輕人的強項”，這句宣傳語也脫胎于現實困境。

“年輕人嗖地一下就進去了，老人可不行。”張大爺說，老年人膽兒小，被門夾住會怕。特別是一些外地來的、不常坐地鐵的老年人。一次，張大爺在情急之下，往中間跨一步，一把抱住了一個搶門的大媽，“大理石板容易摔跤，萬一跑到那，正趕上門一關，就坐地上了。”

“為人民服務，要上點心。”冷的時候，張大爺會查一查天氣預報，告訴乘客再過幾天“氣溫就會回升”。再過陣子26攝氏度了，他會說，“地鐵涼颼颼的，感覺真好。”

張大爺自稱是乘客的貼心人，趕巧的事總發生在他身上。

有人餓得發昏，他正好把自己的面包給人家。有人剛下車就一把扶住他的肩膀，低血糖了，他從兜里掏出幾顆紅棗，也是“趕巧”了。就在前兩天，一位穿皮鞋的女士把后腳跟磨破了，張大爺又“變”出一塊創可貼，“你說巧不巧？”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張立文一家三口。受訪者供圖

“向前看，向前走”

上午9點半，工作告一段落，張大爺坐電梯，回到了地面上來。

步行五分鐘，到家了。脫下檸檬黃帽子，稀疏的一撮撮碎發貼在頭皮上。和在外頭朝氣蓬勃、活力四射的模樣有些反差，這時的張大爺變回了一個真正的65歲老人。

“上班的感覺真好”的下半句，是“下班多無聊呀”。下班生活是張大爺退休后的縮影，三個詞就講完了，買菜、做飯、遛彎。

他的家，是胡同里的兩間小平房，一間放雜物，一間是臥室。臥室里很溫馨，用粉色裝點著。墻上掛著的，是兒子兒媳的結婚照、小孫女的班級集體照，卻找不到一張他自己的。

你問他喜歡點啥，張大爺也不大說得好。晚上吃完飯，他就砌壺茶，把燈關了，聽著“咕嘟咕嘟”金魚缸換水的聲音發呆，“就愛那么坐著。”有次同事問他，下班回家干嗎，他提起這一場景，“人家都說瘆得慌。”

從前有班上，他跟著項目走，大型商場、三甲醫院、重點學校、國有銀行等等，北京城的許多建筑他都參與過，很有成就感。但一退休，與外部的關系就變得越來越弱，張大爺不大適應。

直到當上了地鐵引導員，那份失落才被轉移。上班成了他每天的念想，一種生活的寄托。他感覺到自己又重新被社會所需要了。

在他的微信里，有35個好友被備注為“好乘客”。他們之間的第一次對話都是張大爺發送的照片。這些照片是在地鐵里拍的，有別人送月餅給他的瞬間，有與他的合影，也有乘客的單人照，為的是“做個紀念”。在微信上，他會主動和這些“好乘客”聊天，發一些五顏六色的閃閃表情包，“早上好”“快樂心情”“幸福每一天”……

但除了這些問候的話語，張大爺極少和“好乘客”們聊天，他知道“年輕人都很忙”。

回家路上，張大爺也喜歡“湊熱鬧”“管閑事”，拿出點主人翁的氣勢。在路口人太多堵著的時候，他喊了兩嗓子，“向前看，向前走”，人家還真走了。“穿這制服管用”，張大爺靠這身檸檬黃無障礙當上了“北京大家長”。

休息日，不在地鐵上班了，張大爺還會去天壇公園當志愿者，那里也是服務人民群眾的廣闊天地。勸阻那些扶著樹照相的游客，領著殘疾人去上廁所，到花叢草叢里撿撿垃圾……他夸自己，“也是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下班了，張大爺回到了自己的胡同小平房。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每天夸別人棒，自己就變成了最棒的”

“活著1分鐘，快樂60秒。”張大爺時刻踐行著他的快樂哲學。

從前在東四站工作時，他老和一個小孩乘客這么打招呼，“你是第一，班長第二。”后來他聽說這小孩真成大隊長了，“呵，比班長還厲害。”他覺得，這語言真有力量。

接收到張大爺的快樂信號后，站臺上有兩個藍眼睛的外國男孩咧開嘴笑，他們上車后，轉身豎著手機給大爺拍照揮手。“謝謝謝謝”，張大爺雙手合十，直到車嗖地一下開走。“老外也樂”，張大爺朝旁邊人頭一歪，說，“他們也聽得懂吶。”

賈小藝自稱受到鼓舞已經好幾個月了。他今年28歲，是個上班族，早晚兩趟上下班都能碰見張大爺。

這天有記者采訪，他在站臺上看了好一會兒，終于鼓起勇氣上前一步，“這是在采訪您嗎？大爺。”這是他第一次和“精神偶像”互動。

賈小藝說，第一次見到大爺時，一些疑惑鉆進了他腦子里，為什么張大爺和其他的地鐵引導員不一樣？他有多少回報，需要這么努力地工作？為此，他去網上搜了地鐵引導員的工資，發現并不高后，好奇心與日俱增。

直到一次，他看見有小姑娘與大爺合影，原來，“不光是我覺得他溫暖，有許多人也被他的熱情感動。身邊的美好是如此近。”

大爺的溫暖、熱情、努力工作，在他看來是“生活美好的具象化瞬間”。有一次，他因為勸阻其他乘客插隊，在地鐵上與人發生了口角爭執，就在事態可能進一步升級時，他腦際突然閃過張大爺，“人家那么努力地維持秩序，我不應該破壞這樣的氛圍，大家都是打工人，應該互相理解。”想到這，他控制住了情緒。

很難定義張大爺給乘客帶來了什么。他們之間的關系，不過是在站臺打個照面，擦身而過，或是地鐵開門的那幾秒鐘里。大爺是怎樣的人？有著怎樣的人生故事？賈小藝不知道。

人群中只有零散的乘客對大爺報以熱情回應。而像賈小藝一樣，絕大多數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數”，會心一笑，把內心的涌動藏起來。北京姑娘小賢也如此，平日里她羞澀內向，不善于表達。

她住東四站附近，每天地鐵上下班。除了“早上好”“快樂星期幾”的問候，張大爺還會對小賢額外加一句，“小姑娘來啦，今天看著可真精神。”這樣夸贊的話語，讓她心情特別美麗，“今天我還什么都沒有干，就有人給我打氣，我感覺美好的一天開始了。”在坐地鐵上班的最后一天，她特意早起幾分鐘，找大爺加上了微信。

北京二十二中的高中生冉梓辰也有這種感覺。第一次收到大爺的快樂信號時，他和同學就“還回去”了。在每天平淡的學習生活里，能遇到張大爺這樣的人，他覺得“整個世界被點亮了”。

冉梓辰也好幾次把大爺寫進作文里，他引用一句話來描述那種力量，“雖然這個世界本來就不美好，但我可以為美好而戰。”

這些小小的欣喜，對日常產生了一絲撼動。和張大爺有關的視頻從去年開始，一波波地蔓延到了網絡上。在視頻里張大爺被打上“朝氣蓬勃的老年人”標簽，成了一種精神符號。有人說要把“快樂星期一”錄下來，當手機鈴聲，有人每天就等著見到他“續命”。

視頻下面也涌入許多留言，“簡單一句話點燃整車廂”“讓死亡星期一也變美麗”“早八點的小太陽”“每天都在被壓榨，有人哄哄我真的很開心”“一句辛苦了，真的想哭”……

快樂也會反射回張大爺身上。有乘客看見他鞋帶松了，教他“綁三遍，一輩子也不會松”，他又把這個方法教給其他的乘客。偶爾，張大爺的手機里傳來乘客的關心，“天冷了，您多加幾件衣服。”

這天上班前，張大爺對著鏡子整了整帽子，“每天夸別人棒，我自己就變成了最棒的。”

（賈小藝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