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視頻里張大爺被打上“朝氣蓬勃的老年人”標簽,成了一種精神符號。有人說要把“快樂星期一”錄下來,當手機鈴聲,有人每天就等著見到他“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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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劉越
在工作日的高峰時段,北京地鐵5號線北新橋站的站臺上,地鐵引導員張立文正在用一種獨特的方式,向大家伙打招呼:
“快樂星期一,上班的感覺真好。”——這是車廂里死氣沉沉的星期一早上。
“年輕人辛苦了,明天就是雙休日,一覺睡到自然醒。”——這是令打工人心潮澎湃的星期五下午。
張立文65歲,地道的北京大爺。11年前,他剛從建筑工人的崗位上退下來,扭頭就在家門口的地鐵站光榮上崗,當上了一名地鐵引導員。
套上檸檬黃的制服,引導乘客上下車,張大爺不再覺得脫離社會。相反他時刻覺得,被人民群眾緊緊包圍著。
上班,更確切地說,是為廣大人民服務,令他十分快樂。
▲快樂上班的地鐵引導員張立文。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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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好,人就特高興”
北京地鐵北新橋站,星期四的早晨,兩分鐘一趟的列車運來一群面無表情的乘客。
車廂外的張大爺打算給他們來點魔法,“快樂星期四,離雙休日還有一天。”
一嗓子喊完,魔法奏效了。
有人從手機屏幕里鉆出來,給大爺線下“發送”了一個微笑。有人睜開疲憊的雙眼,好奇地和大爺對視了幾秒。等他們被“傳送帶”拉走后,一些閃爍的東西留了下來。
“你笑起來真好看。”張大爺對一個微笑回應的女孩說。“一問好,人就特高興”,大爺挺興奮地說著,又朝一個奔跑而過的年輕人飛快地敬了個禮,“早上好!”大爺嗓門洪亮。年輕人轉頭,在閃進地鐵門之前,舉起手在半空中朝大爺所在的方向快速揮了一下。
當然也不是每次發送快樂,都有人熱情回應。在都市人的社交里,張大爺打招呼的方式卓爾不群、有點突兀,常有人投來困惑、遲疑的眼神。
“正常,過幾天就熟悉了。”張大爺說,打招呼得講究社交距離,得遠遠地打,“你到人跟前打一招呼,別給人嚇一跳”。
65歲的張大爺,東四八條胡同出生,有股北京人的爽朗。“一上站臺就興奮。”多數時候,他總是樂呵呵的,眼睛瞇成一條縫。站在地鐵另一頭的同事說,張師傅一笑,跟個彌勒佛似的。
送完這波乘客,大爺轉身90度,看著地鐵遠去。完了再轉90度,面對著站臺,眼睛還得往上提溜,朝向上電梯換乘或出站的乘客,等下一班車到來,大爺又得轉了。在最繁忙的時段,大爺每分鐘都要轉這么一圈,嘴里還要不停地說。
“廢茶葉”,一上午兩個半小時,兩保溫杯的茉莉花茶,就這么干完了。
張大爺已經當了11年地鐵引導員,過去的10年他在東四地鐵站,最近機場線開通,他被調到了北新橋站,網上的綽號也從“東四大爺”變成了“北新橋大爺”。
他主要的工作是在站臺上維持秩序,保障乘客的安全。上班時間是工作日的早上7點到9點半,下午4點到7點。引導員基本是上了年紀的大爺大媽,收入和北京最低工資差不多。
據《北京日報》此前報道,北京共有9000多名引導員,不止在地鐵站,還遍布公交車站、街道十字路口等。
退休后的一天,他和老伴遛彎,看見公交車站拿小旗的引導員,張大爺就心動了。這工作和從前一脈相承,張大爺年輕時在建筑工地干活,就負責塔吊的信號指揮,也吹口哨、揮小旗。“又不用使電腦,站著說話多簡單吶”,大爺喜歡這工作,“嘿,我還真適應。”
在文明辦報名后,大爺參加培訓,每人手里得到一份宣傳大綱,上面寫著“車門關閉,請注意安全”等引導語和一些基本禮儀。
但在這些宣傳語之外,張大爺也有自己的想法。上班沒幾天,他就開始“超綱”給大家伙敬禮和問候。他覺得,得先哄著人高興,才有利于宣傳,“人家一下車,你就早上好、晚上好的,對你有一種好感,你再說什么他都能接受,人還沖你樂。”
對此張大爺頗有研究。從前他跟人說,“不要搶上搶下”,發現沒人搭理,一個乘客曾反駁他,“遲到是要扣錢的。”后來,他在后面補了句,“下一趟車60秒就到”,60秒和一分鐘大不一樣,乘客一聽就不跑了。
門關上的那一刻,張大爺會來一句“謝謝您的合作”。他說,人家配合你,上車快,對你來一個微笑,那就是“愉快地合作”。
▲ 張大爺正在給一位拿著紙條問路的外地乘客指路。 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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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段子,是生活
“上班的感覺真好”,張大爺打心眼里這么想。但在地鐵上,一臉疲憊的人很多。為什么 會這樣,張大爺很明白。
年輕的時候,他也忙忙碌碌。18歲高中畢業后,建筑公司下來招工,他應聘上了指揮員,拿對講機揮小旗,站在樓頂上飛檐走壁的,貼著三十多厘米寬(相當于A4紙長邊)的墻來回走。這份工作也風里來雨里去的,特別是三伏天,干衣服上去,濕透了下來,“是白人也得曬黑嘍。”
但那會兒,他沒覺得發愁。張大爺有自個兒的法子,他有好幾本打油詩,都是自己原創的,寫了啥現在都忘了。他兒子記得,是用大白話寫的,與在地鐵編的段子挺像的。
張大爺沒什么煩惱,跟那年代的環境有關系。他說,從前八個小時上夠了,下班大家伙玩得可快活了,“哪有壓力,啥事也沒有。”
去天橋看摔跤,玩玩武術;去電影院看電影;去哥們兒家打牌;廠里還有給職工豐富業余生活的乒乓球桌。“你看那時候哪有那么多戴眼鏡的。”
可現在,他在地鐵里那些穿校服的孩子、拎著包的上班族、坐在地上的農民工身上,總看見一張張疲憊的臉。他聯想到自家孩子,沒時間接娃,過節還要在家辦公。
漸漸地,在“早上好,晚上好”的問候之外,他加上了“快樂星期×”系列,順帶也提醒乘客,距離雙休日還有幾天。
有一陣子,他發現說“快樂星期一”大伙特不愛聽,干脆就不說了。他猜星期一年輕人得開會,壓力是最大的。車廂門打開的瞬間,陰沉的氣息撲面而來。后來他想,不對,還是得說,“得給年輕人打氣。”
晚高峰的時候,他會說,“下班的感覺真好。”有一回,地鐵開門,一車廂都是農民工,張大爺對他們說,“辛苦了,晚上喝點小酒。”
“喝多少?”農民工笑著回應。
“心情好,喝順口那也都是半斤八兩的。”張大爺熱切地說。
這些都是隨口說的,張大爺說他沒細想,好多也忘了。但也許這些話,是從他過往的經驗里長出來的。從前當建筑工人時,張大爺接觸了好些外包施工隊,都是外地農民工,江西的、浙江的、四川的。下班了,他會叫上他們一塊,喝點小酒,搞點肉吃。
給宣傳語加上即興創作,對張大爺來說,不是段子,是生活,乘客們需要啥,他都知道。
有一回,一個大媽從地鐵站去醫院,聽見張大爺說,“快樂星期三”,就跟他抬杠,非說今天是星期四。張大爺將她領到電視機跟前,看清楚了日子,大媽才沒那么著急。他說,老年人退休后記錯日子很正常,看病心切,預約上了醫生不容易。為此他更相信,強調星期幾是必要的。
“搶門是年輕人的強項”,這句宣傳語也脫胎于現實困境。
“年輕人嗖地一下就進去了,老人可不行。”張大爺說,老年人膽兒小,被門夾住會怕。特別是一些外地來的、不常坐地鐵的老年人。一次,張大爺在情急之下,往中間跨一步,一把抱住了一個搶門的大媽,“大理石板容易摔跤,萬一跑到那,正趕上門一關,就坐地上了。”
“為人民服務,要上點心。”冷的時候,張大爺會查一查天氣預報,告訴乘客再過幾天“氣溫就會回升”。再過陣子26攝氏度了,他會說,“地鐵涼颼颼的,感覺真好。”
張大爺自稱是乘客的貼心人,趕巧的事總發生在他身上。
有人餓得發昏,他正好把自己的面包給人家。有人剛下車就一把扶住他的肩膀,低血糖了,他從兜里掏出幾顆紅棗,也是“趕巧”了。就在前兩天,一位穿皮鞋的女士把后腳跟磨破了,張大爺又“變”出一塊創可貼,“你說巧不巧?”
▲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張立文一家三口。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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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看,向前走”
上午9點半,工作告一段落,張大爺坐電梯,回到了地面上來。
步行五分鐘,到家了。脫下檸檬黃帽子,稀疏的一撮撮碎發貼在頭皮上。和在外頭朝氣蓬勃、活力四射的模樣有些反差,這時的張大爺變回了一個真正的65歲老人。
“上班的感覺真好”的下半句,是“下班多無聊呀”。下班生活是張大爺退休后的縮影,三個詞就講完了,買菜、做飯、遛彎。
他的家,是胡同里的兩間小平房,一間放雜物,一間是臥室。臥室里很溫馨,用粉色裝點著。墻上掛著的,是兒子兒媳的結婚照、小孫女的班級集體照,卻找不到一張他自己的。
你問他喜歡點啥,張大爺也不大說得好。晚上吃完飯,他就砌壺茶,把燈關了,聽著“咕嘟咕嘟”金魚缸換水的聲音發呆,“就愛那么坐著。”有次同事問他,下班回家干嗎,他提起這一場景,“人家都說瘆得慌。”
從前有班上,他跟著項目走,大型商場、三甲醫院、重點學校、國有銀行等等,北京城的許多建筑他都參與過,很有成就感。但一退休,與外部的關系就變得越來越弱,張大爺不大適應。
直到當上了地鐵引導員,那份失落才被轉移。上班成了他每天的念想,一種生活的寄托。他感覺到自己又重新被社會所需要了。
在他的微信里,有35個好友被備注為“好乘客”。他們之間的第一次對話都是張大爺發送的照片。這些照片是在地鐵里拍的,有別人送月餅給他的瞬間,有與他的合影,也有乘客的單人照,為的是“做個紀念”。在微信上,他會主動和這些“好乘客”聊天,發一些五顏六色的閃閃表情包,“早上好”“快樂心情”“幸福每一天”……
但除了這些問候的話語,張大爺極少和“好乘客”們聊天,他知道“年輕人都很忙”。
回家路上,張大爺也喜歡“湊熱鬧”“管閑事”,拿出點主人翁的氣勢。在路口人太多堵著的時候,他喊了兩嗓子,“向前看,向前走”,人家還真走了。“穿這制服管用”,張大爺靠這身檸檬黃無障礙當上了“北京大家長”。
休息日,不在地鐵上班了,張大爺還會去天壇公園當志愿者,那里也是服務人民群眾的廣闊天地。勸阻那些扶著樹照相的游客,領著殘疾人去上廁所,到花叢草叢里撿撿垃圾……他夸自己,“也是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 下班了,張大爺回到了自己的胡同小平房。 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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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夸別人棒,自己就變成了最棒的”
“活著1分鐘,快樂60秒。”張大爺時刻踐行著他的快樂哲學。
從前在東四站工作時,他老和一個小孩乘客這么打招呼,“你是第一,班長第二。”后來他聽說這小孩真成大隊長了,“呵,比班長還厲害。”他覺得,這語言真有力量。
接收到張大爺的快樂信號后,站臺上有兩個藍眼睛的外國男孩咧開嘴笑,他們上車后,轉身豎著手機給大爺拍照揮手。“謝謝謝謝”,張大爺雙手合十,直到車嗖地一下開走。“老外也樂”,張大爺朝旁邊人頭一歪,說,“他們也聽得懂吶。”
賈小藝自稱受到鼓舞已經好幾個月了。他今年28歲,是個上班族,早晚兩趟上下班都能碰見張大爺。
這天有記者采訪,他在站臺上看了好一會兒,終于鼓起勇氣上前一步,“這是在采訪您嗎?大爺。”這是他第一次和“精神偶像”互動。
賈小藝說,第一次見到大爺時,一些疑惑鉆進了他腦子里,為什么張大爺和其他的地鐵引導員不一樣?他有多少回報,需要這么努力地工作?為此,他去網上搜了地鐵引導員的工資,發現并不高后,好奇心與日俱增。
直到一次,他看見有小姑娘與大爺合影,原來,“不光是我覺得他溫暖,有許多人也被他的熱情感動。身邊的美好是如此近。”
大爺的溫暖、熱情、努力工作,在他看來是“生活美好的具象化瞬間”。有一次,他因為勸阻其他乘客插隊,在地鐵上與人發生了口角爭執,就在事態可能進一步升級時,他腦際突然閃過張大爺,“人家那么努力地維持秩序,我不應該破壞這樣的氛圍,大家都是打工人,應該互相理解。”想到這,他控制住了情緒。
很難定義張大爺給乘客帶來了什么。他們之間的關系,不過是在站臺打個照面,擦身而過,或是地鐵開門的那幾秒鐘里。大爺是怎樣的人?有著怎樣的人生故事?賈小藝不知道。
人群中只有零散的乘客對大爺報以熱情回應。而像賈小藝一樣,絕大多數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數”,會心一笑,把內心的涌動藏起來。北京姑娘小賢也如此,平日里她羞澀內向,不善于表達。
她住東四站附近,每天地鐵上下班。除了“早上好”“快樂星期幾”的問候,張大爺還會對小賢額外加一句,“小姑娘來啦,今天看著可真精神。”這樣夸贊的話語,讓她心情特別美麗,“今天我還什么都沒有干,就有人給我打氣,我感覺美好的一天開始了。”在坐地鐵上班的最后一天,她特意早起幾分鐘,找大爺加上了微信。
北京二十二中的高中生冉梓辰也有這種感覺。第一次收到大爺的快樂信號時,他和同學就“還回去”了。在每天平淡的學習生活里,能遇到張大爺這樣的人,他覺得“整個世界被點亮了”。
冉梓辰也好幾次把大爺寫進作文里,他引用一句話來描述那種力量,“雖然這個世界本來就不美好,但我可以為美好而戰。”
這些小小的欣喜,對日常產生了一絲撼動。和張大爺有關的視頻從去年開始,一波波地蔓延到了網絡上。在視頻里張大爺被打上“朝氣蓬勃的老年人”標簽,成了一種精神符號。有人說要把“快樂星期一”錄下來,當手機鈴聲,有人每天就等著見到他“續命”。
視頻下面也涌入許多留言,“簡單一句話點燃整車廂”“讓死亡星期一也變美麗”“早八點的小太陽”“每天都在被壓榨,有人哄哄我真的很開心”“一句辛苦了,真的想哭”……
快樂也會反射回張大爺身上。有乘客看見他鞋帶松了,教他“綁三遍,一輩子也不會松”,他又把這個方法教給其他的乘客。偶爾,張大爺的手機里傳來乘客的關心,“天冷了,您多加幾件衣服。”
這天上班前,張大爺對著鏡子整了整帽子,“每天夸別人棒,我自己就變成了最棒的。”
(賈小藝為化名)
值班編輯 古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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