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冒犯觀眾》這本由眾多短評、隨筆和雜記構成的書不斷閃爍著獨到的見解和智慧，猶如陽光下波光粼粼的河流，讓人目不暇接。我欣喜地迎接一個又一個閃光，驚訝于作者李靜的博學，更佩服她對人性的曖昧與廣亮的敏銳。因為這份敏銳，她便無法卸下這個重擔——成為面包時代的冒犯者。

撰文 | 劉文瑾

《必須冒犯觀眾》，作者：李靜，版本：單讀｜鑄刻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4年12月

精神的自由與地上的面包

捷克劇作家、前總統哈維爾的老師，東歐哲學家帕托什卡（1907-1977）曾將自己的時代視為面包時代，因為人們只在乎每日的面包，不再關心自己靈魂的狀況。如今，帕托什卡離開近半個世紀，面包時代不但沒有過去，而且成為生活的“應然”。這也是李靜和我們活在其中的時代，她的書中有一篇正是《精神的自由與地上的面包》。她在其中尖銳地寫道：“現下的藝術主流，就是關于地上的面包和螞蟻窩的藝術。”

對于經歷過饑餓貧窮之嚴酷折磨的人，面包時代無疑是對生存的極大改善，但改善的同時又潛伏著新的危機。剛過去的疫情時代所揭示的集體精神癥候表明：現今人們的心靈和生活在整體上更受制于物質享受及其統治，靈魂更加孱弱與沉淪。

靈魂清醒無畏的表達依舊是冒險和犯忌的，知識和技巧的增長徒然成為許多人催眠和自我催眠的工具。專業知識人以收益率和點擊率作為成就的標桿，傳統知識分子角色式微。這個時代，想要不泛道德化地承擔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須有超功利和超世俗的自覺。這種覺悟在今天不僅日益凋零，甚至被當作假正經，于是李靜坦率真誠的寫作就越發顯得孤獨和珍貴。

存在之痛是藝術創生的原動力

李靜的劇作以及她曾發表的大量劇評表明了她對戲劇情有獨鐘，這同她的公共關懷和現實批判精神密切相關。她認為，戲劇融儀式感、公共性和對話性于一體，讓臺上臺下的靈魂凝聚碰撞，“交換暗涌的能量”，因而比其他藝術形式更擅長展示靈魂的宏觀感性和形而上直覺，更能充分表達時代精神狀況。

藝術在她看來，本就蘊含著公共關懷和道德意識。說教固然無法收獲審美，但若缺乏對存在之痛的敏感，藝術無論采用何種形式或反形式，都只會流于平庸。存在之痛是出于對當下世界的關愛，對丑惡之事的厭憎，對自我存在的焦慮，和對具有超越性的“你”的向往。存在之痛雖不直接與藝術相關，卻是藝術創生的原動力。而李靜在自己的創作背后，總是極為坦誠地披露那些促使她的劇作誕生的痛點，如《大先生》背后對魯迅的愛與困惑，《秦國喜劇》背后當代中國知識界的眾聲喧嘩，《戎夷之衣》背后的江歌事件等。

《戎夷之衣》劇照。攝影/李晏，圖片由李靜提供。

在我們這個極其缺乏公共表達和共同體生活的時代，李靜對戲劇的推崇無法不讓人想起阿倫特對公共領域的召喚。李靜格外強調，在現今網絡時代，戲劇那種讓人與人面對面交流的真實性，具有其他藝術媒介不可替代的意味。阿倫特同樣不會認可由電子屏幕和網絡社群組裝的虛擬公共空間。戲劇之于李靜，有如公共空間之于阿倫特。但李靜對戲劇的理解比阿倫特對公共空間的想象要多一個神圣維度。李靜強調，戲劇是與祭壇有關的神圣空間，保持著與不可見之物的關聯；戲劇的復調性不僅意味著人與人的言說，演員和觀眾面對面的靈魂碰撞，也意味著人傾聽和回應世界之外具有超越性的他者。

由此可見，李靜的公共關懷與現實批判精神并不同于啟蒙理性后的世俗主義。她拒絕簡化人性的復雜與靈魂的豐富，不愿將自己的精神世界壓縮到世俗主義框架中。她辨析出“米沃什詞典”這個中譯與原英文標題“Milosz’s ABC”在內涵上的微妙差別：后者謙卑敬畏，暗示米沃什的世界超出他自己，有無限豐富的可能；前者則以米沃什為中心，缺少了后者的寬廣。在這種寬廣的境界里，米沃什的追求首先是成為一個擁有浩瀚靈魂的詩人，而非世人推崇的抵抗專制的異見作家。因為，只有熱愛生命的自由、美好、寬廣與神性，他才能在一個彌漫著仇恨與偏見的世界里，做一個不偏激狹隘的異見者。

她也精準地品鑒出李安電影《色，戒》與張愛玲原著的區別：張愛玲的原著一如既往地表現她“對家國與人性的雙重絕望與絕情”；李安的電影改編則比原著對人性多了一些信心，將重心轉移至人性對國家主義的勝利，從而質疑那以國族大義毀滅個體生命的殘酷與非人。李靜通透地評論道，這不僅關乎對經典之作的電影改編，更關乎人生態度的差異：“在人們的想象中，老到的張愛玲一定會嫌李安的結尾過于天真，跡近媚俗——似乎絕望永遠比救贖深刻，無情永遠比有情成熟。但是我們應當知道……在最高意義上，‘信’比‘疑’往往更難。”

如果我們對李靜的評論有所共鳴，這不僅是因為，如今犬儒主義已成為生活常態，更是因為，無論是從某些宗教（如佛教）、哲學還是日常經驗看，懷疑與否定時常比信任更易達成。古代教父德爾圖良則索性說：因為荒謬，所以相信。如果信需要更大的勇氣，那么為何還要信？因為信是愛和盼望的表達。李靜堅持：要用信仰的形而上學來反對絕望的形而上學。這個愿望或者說勇氣貫穿了她的思考和創作。

不失光亮地生活在世界上

當然，李靜所說的信已然是一個受過啟蒙理性洗禮的現代人的信，亦即接納了啟示與理性、信仰與自由之張力的信，具有反諷精神。一個信仰之人也應是一個富于幽默感的人，如此，信才能成為一種智慧和愛的愿景，而非偏執的鄉愿。李靜深諳幽默的智慧，痛恨那一切不會笑的權力意識，深知對一個曾被殘暴和憎恨，欺凌和奴性折磨得麻木不仁的民族，幽默并非妥協和屈服，而是一種理智、超然、醫治和解救。她為此而很早就識得王小波的才華，高度評價其黑色幽默背后不為中國文化熟悉的智慧，視之為破解權力咒詛的密匙。她也欣賞莫言作品中的荒誕詼諧，稱道其背后“強烈的自由意志和對‘非官方真理’的自覺意識”，并指出：“雖然這詼諧尚未抵達自由精神的形上核心，但開啟了通往它的可能之門。”

在人性的迷霧中，信（其日常表現為愛欲）與自由的糾結是個反復出現的困局，也是現代人共同面對的游動懸崖。信（愛欲）和自由都是現代個體生活的要義，也是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關切與渴望。人們希冀同時擁有兩者，但兩者卻常常捍格難入。無論在個體還是社會生活中，協調兩者始終是一個巨大而不可回避的挑戰。李靜的劇作《大先生》，正是通過愛與自由之悖反，來解讀魯迅在一個錯謬時代的種種掙扎和煎熬，讓觀眾直面歷史怪獸。

《大先生》，作者：李靜，版本：博集天卷·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5年8月

“‘眼淚’是這部劇作的核心詞”（1：459）。透過她的眼光我們看到了一個矛盾重重的魯迅：他既痛恨舊時代的奴役與馴服，向往尼采式的摩羅詩力，又憐憫天下柔弱的蒼生；為此他不惜舍棄個人自由，投身泥沙俱下的變革洪流，卻左支右絀，進退維艱，絕望而孤獨；他“勇毅和脆弱，熾烈和敏感，沉默和爆發，克制和纏綿……”（1：457），在波詭云譎的時代迷宮里輾轉騰挪，卻死后也不得安生，無法阻止自己的名字被權勢濫用，成為思想專制的符號。這一切令人扼腕，不禁追問：人能否在錯誤的時代做正確的事？愛與自由如何能夠協調？何以避免“英雄死于愛”的悲劇？

李靜將不堪承受的生活之重搬上舞臺，使我們看見被禁錮的眼淚與被禁忌的思想。盡管時空流轉，事易時移，但現實的挑戰、道德的吊詭、國民性的陋習、愛與自由的悖論，這一切曾經的困擾并未過去，先生犀利的文字、熱切的期待和透骨的孤獨仍在質疑我們的今天。我們仍在渴望愛與自由，希望改變自己、民族和時代的命運。這是一種注定會淪為悲劇的英雄夢？還是有可能成為喜劇的救贖夢？在李靜那里，魯迅大概也屬于“種子”的譜系。盡管他因絕望而虛無，但他那自相矛盾的深情又毫無疑義地傳遞出人間至為寶貴的信望愛。

種子的原型之一是摩西。他帶領迦南人在沙漠流浪四十年，遭遇無數患難，最后自己沒能進入應許之地，但把開花結果的希望留給了后人。在20世紀中國的鹽堿地上，也出現過一些寶貴的種子，是魯迅所說“中國的脊梁”。他們之中“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們“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在一個悖謬的時代，他們難免有自身的局限，無法做出完美的抉擇。如李靜所言：“先生的經驗和理性尚未認識到：凡以‘地上天國’之名建造的，莫不是人間地獄；在這過程中，崇高的犧牲者托舉起來的不是眾生的自由，而是‘人神’的僭越。但他自由的天性卻已預感到這種危險，因此他最終的選擇是左右開弓的獨自‘橫站’”（1：459）。自相矛盾的魯迅，以本性的溫熱對抗世事的陰冷，以向往自由的天性抵制權勢墮落的慣性。他深知自己并非矩火和太陽，遂將未竟之事，留給后來之人。那么我們又是一些怎樣的籽粒？將以怎樣的方式回報他的努力？

李靜關心的這些大問題零碎折疊地散布于此書各個角落，如酵素般隱身于她對戲劇、文學、思想和人生的種種觀照。問題本就屬于生活。只見她時而談起一本讀過的名著，許多故事都忘了，卻牢牢記得其中描寫了一雙扔掉棍子的手，和那人在陽光下的羞慚；時而回憶路上遇到的一個老乞丐，懇請她照顧一只臟兮兮的兔子，聲稱那是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時而懷念上世紀90年代曾活躍于宋莊的老金和老安，他們如今已被時代淡忘；時而對相識或不相識的某位作者的無名之作表達由衷的贊嘆……這些貌似互不相關的細節融匯在一種相似的感動中，讓人意識到，即便在艱苦無情的歲月里也存在一種可能——有時“堅硬的心靈也能屈服于美好而輕柔的事物”。正是這種“屈服的力量”，讓我們“至今仍能作為人，不失光亮地生活在世界上”。（231-232）

關心大問題的李靜從不忽略貧乏生活中的點滴光彩，無論歷史是否愿為此留痕。讀她的書讓我感到，生活的蒼白無力很多時候是由于我們靈魂的惰性和勢利。如果我們也能不時感動和屈服于生活中微小而美好的贈予，便不會一貧如洗。我們積累的精神財富，會在思想的風暴襲來之時幫助我們自己。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劉文瑾；編輯：張進；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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