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杜梨小說集《漪》出版，收錄7個現實與夢幻交織的故事，展現出她所觀察和思考的世界。 “還是要把自己當成一只自然界的動物去觀察這個世界”， 在接受澎湃新聞的采訪時，杜梨不止一次這樣說道，在她的筆下，鼠、鳥、猴、貓，動物是人與各種關系的隱喻，也是它們本身。

杜梨在懸空寺

杜梨的微信頭像是畫家朋友為她畫的一只北京雨燕，那是她在2021年救助過的一只雛鳥，起名“黑麥”，經過20多天的精心喂養以后成功放歸，如果順利的話，會一直飛到南非開普敦。在2019年底，杜梨開始跟團觀鳥，去野鴨湖看灰鶴和白枕鶴。到2021年中，正式入了野外鳥群的伙兒。有時候，一些罕見鳥由于各種原因迷路入京，一得到消息，她也會盡量去看。觀鳥讓很多人著迷，一方面是由于好奇和好勝心，有人不斷刷新鳥種，有人愿意在自然中緩解焦慮。另一方面，在深層基因的表達里，很多人都有一種隱秘的狩獵采集心理，比如1900年奧杜邦學會的鳥類學家弗蘭克·查普曼建議美國人可以用數鳥的數量來代替圣誕節獵殺鳥類的數量，并逐步發展成了觀鳥大年。

西雙版納明星鳥類紫金鵑

“觀鳥還有一個吸引我的地方，去自然間完全放空，全身心投入找鳥和觀鳥的過程，非常寂靜，和鳥的偶遇是最激動人心的，比如我最近和朋友一起救助一只貓咪，凌晨快4點我帶她開車回家，就在上定慧橋高架時，看見昏黃的燈光里舞過一只巨大的貓頭鷹。” 在自然和城市中，杜梨和各種動物產生了連接，她因此感到平靜，也會為一些動物的處境感到痛苦。她喜歡齊天大圣，還喜歡超級英雄，如果可以，她希望用紙筆，來為人們和動物發聲。

無量山西黑冠長臂猿

從微末的角度介入這個世界

澎湃新聞：這部小說集的創作過程是怎樣的？“漪”作為書名，讓人聯想到開篇的《鵑漪》，“漪”是如何串聯起整部小說集的？

杜梨：《鵑漪》和《三昧真火》是在2023年到2024年之間寫的，兩篇都用了一兩年的時間，其他的都寫于2022年之前。當時趙松老師在中信·大方做文學顧問，有一天他問我取什么書名，我說：“鵑”，因為我特別喜歡杜鵑的意象，它是一種非常神秘的鳥，習性也很奇特，是寄生性鳥類，然后他說：“漪”，這兩個字都是從第一篇的題目中抽出來的，恰好李揚老師做的封面上也有一只四聲杜鵑的圖案，作為Yi的一聲音標出現，正好是“鵑漪”，妙不可言。 “漪”有一種波紋蕩漾開來的想象感，當你射出一顆子彈或是投入一顆石子，其實要等它飛一會兒或蕩一會兒，才能看出之后事情的走向，有點像蝴蝶效應。生活中遭遇到什么的時候，表面上可能看不出來，甚至引不起巨大的水花，但平靜下來以后還會有不斷的漣漪。

書封

澎湃新聞：小說集里有各種社會議題，這是不是你寫作關注的一個方向？

杜梨：是的。我從小就開始看各種新聞，比如流浪動物的處境、女性和兒童遭受的暴力等等。不斷會有新聞出來刺痛大家，讓我們感到非常痛苦。我覺得必須為此找一個出口，去反饋這些東西。作為普通人，我們沒辦法像“超級英雄”那樣去拯救人和事物，紙筆可能就是我的“武器”，把我對這些事物的反饋寫出來。

澎湃新聞：《鵑漪》里面你虛構了一個空間，在那里懷孕的花末與被家暴的杜鵑是空間里的主人，似乎是躲避現實的同時創造了一個女性的空間，在另一篇《西班牙獵神》里也有女性之間的聯盟，故事的設定則是超越現實的，當你說到“用幻想和技術去想象各種空間”，度過痛苦時刻，女性身份、女性群體在這當中有著怎樣的位置嗎？

杜梨：我認為女性身上最打動我的一點在于力量感，和她們堅韌的能力。比如在我工作的地方，女性被置于應對各種問題的前方，需要耐心、愛心和非常細致的情感，去應對各種狀況。無論是我的母親、女作家、女編輯、女檢票員、女售票員、女性客服還是女性保潔工人，我從周遭的女性身上看到最多的就是力量感。女性不是需要特定的空間，而是女性的力量會鍛造出這種空間。愛，母性，友誼，相互扶持與托舉的力量，是我寫作的源泉。《在瓦倫》就涉及到女性在極端情況下，她會想辦法用自己的方式去逃脫控制或是逃走。這篇小說是一個同盟式的故事，敘事者看到了女孩的處境，哪怕她知道自己不得已受到了愚弄，被別人欺騙了，仍然會為了幫助他人而有所行動。

澎湃新聞：你形容自己是“嚙齒目作家”，這樣的“動物習性”在這部小說集當中是如何體現的？

杜梨：嚙齒目作家既是能指，也是所指。首先我喜歡耗子，小到家鼠，大到豪豬，我都喜歡。在人類醫學中，鼠貢獻了無數的生命，為人類做出了許多貢獻。還有一種所指是，鼠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最底層的形象。由于偷吃糧食破壞家具和傳播疾病，它們是 “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同時，它們位于食物鏈底層，為捕食者所喜愛。在這種條件下，它們必須用小而堅韌的身軀、智慧繳械的頭腦去丈量一切。比如我在松鼠的身上就觀察到，它特別依賴本能和直覺，會想盡辦法生存下去，能記住200多個種子的埋藏地點，據說世界上有很多松樹就是松鼠種的。作為嚙齒目作家，就是要用底層被捕食者的角度，用小圓眼睛去看這個世界，從最微末的角度去觀察、去介入這個世界，嘗試發現它運轉的規律，然后你會從中發現更多不一樣的事情。

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不同的人也是對應著不同的動物角色和生態位。我有一個研究鳥類學的朋友猬胄說，如果一個人過于相信叢林法則，那么這樣的人在野外一定會死得很快。我覺得也是，我拒絕相信黑暗森林和叢林法則，人作為孤立的個體，也應該承認個人的局限性，并向周圍尋求幫助。人類要更相信愛的力量，在我的小說里，人類存在的本質根系于愛。很多偉大的文學作品，它的底色也一定是愛，而不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生活在北京的多重視角

澎湃新聞：你在園林工作，這份工作對你寫作的影響是怎樣的？

杜梨：這份工作對我的影響很大。到今年11月，我就做滿5年了，這是非常一線的基礎工作，我個人接待的游客咨詢量有幾萬甚至是十幾萬。這對我來說，是非常直觀地打開了一個看世界的角度，對于人性和各種事物都會有全新的見解。在書齋里、在象牙塔里，你是不會知道人們有這么多繽紛的想法，為我的生活和寫作添加了很多素材。另一方面，這是一份公共服務業的工作，它是極度反安逸的，這會讓我的性情變得越來越堅韌。我們就是這份工作的最底層，一個小零件。你是在面對怎樣的世界？做這份工作的意義到底在哪里？為什么還要堅持下去？這份工作不僅給我提供了素材，還有看待世界的方式。

澎湃新聞：小說中幾乎每一篇都有北京作為故事的背景，你不僅寫作為城市的北京，也寫作為自然世界甚至是穿越時空維度的北京，這樣一種寫北京的復雜視角是如何形成的？

杜梨：我家不是老北京人。我的家里都是核工業工作者，從各地遷徙而來，我算是第二代北京人。我兩歲到十二歲都住在燕郊，小時候燕郊的孩子都對北京有很大的渴望。我們小時候住西直門時，我爸媽總帶我去動物園。12歲我來北京以后，常去的是北海公園和西單圖書大廈等地。我同時擁有小鎮經驗和超級城市經驗，我對于北京的感情是非常復雜的。首先是充滿向往和熱愛，出國以后又有思鄉之情，但這種熱愛是紙面上或者意象里的，或是從這個城市古跡里能感知的美好部分。后來我在園林上班以后，深入基層一線，再經歷了疫情三年，這讓我對北京的單純喜歡之外，又多了更多的思考。我同時擁有基層勞動者的視角，生活在這里的市民視角，野生動物和植物的視角。現在我也在思考，廣義上的地域情結和文化因素對我造成了怎樣的影響，我也在走出地域，把自己當成一個自然界的動物去看。

去野外看自然，以一種新的視角去觀察和發現北京。從古建和動物的視角去看北京，會明顯地感受到氣候的變化。前兩年，北京的夏天非常炎熱，我出去拍中華攀雀的時候是接近中午，6月氣溫高達40度，后來還看到灰喜鵲雛鳥耐不住高溫，掉落在地活活被烤死。北京是全球候鳥通道上一個很重要的城市，現在有600多種動植物的記錄，其中515種都是鳥類，很多都是從東亞遷徙到澳大利亞這一路上的候鳥。北京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保護作用，它對于野鳥的保護力度比較大。保護野生動植物的工作也會喚起我去熱愛和守護的感情。

毛腳鵟

語言需要一直訓練

澎湃新聞：你會怎么看待所謂的地域寫作？地域在你的寫作中重要嗎？

杜梨：我一直在想，地域代表了什么？其實地域的根本是語言，語言也是我一直在寫作里琢磨的命題，思考什么樣的方言寫作是有效的。像老舍的《駱駝祥子》和《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這里面的方言是有效的，它能體現地域的特色，襯托人物的品質和個性，如果僅僅是用一些兒化音，那是沒有意義的。對語言的琢磨要下很深的功夫，語言一定是無限的，要學會利用語言，知道內在邏輯。比如說這個故事為什么會發生在北京，而不是其他地方。如果想寫北京，寫北京人，你一定要在其中浸淫很久。

寫《三昧真火》，我專門找了一個閩南的朋友幫忙看，在視頻網站上學了很多閩南語的用法，閩南的方言很多，各個地方、各個厝之間還不太一樣。寫的時候我也會想，把人物安排在閩南，用當地的語言是否有效？我寫北京，可能是因為在這里生活比較久，對它有足夠的了解。來了園林以后，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好的滋養。我的同事大部分是北京本地的，很多用詞都非常 “活” ，北京話也許看起來跟普通話很像，有的方言詞匯也不是特別精準，需要不停地進入語境里去琢磨，怎么篩選和應用。

澎湃新聞：《在瓦倫》《三昧真火》《西班牙獵神》等幾篇都有不同方言、語言的轉換和交流，跨文化經常被認為是全球化下新一代作家習慣于處理的議題，對你來說，跨文化和寫作的關系是怎樣的？

杜梨：通過語言進行的碰撞交流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已經學會跳出來，作為一個人去跟其他的物種交流，去打破那些界限。人有一些共同的生物屬性，我在《西班牙獵神》里寫到了這種語言文化差異之外的共同屬性，就是食物。中國留學生和外國人交流，往往就是通過食物，這是人的身上動物性特別突出的部分，也是本質的東西。我覺得不要去夸大各種文化和價值觀的隔閡——如果以動物的視角來看，動物眼中的人都是一樣的。

澎湃新聞：《在瓦倫》里有一句說“語言在說出口的那一刻，已經背叛了你的思想，語言是最不準確的。” 作為作者，怎樣去駕馭這樣不可靠的語言？

杜梨：我覺得這是需要一直訓練的，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去運用這種文字，讓自己的感受保持精準。我也會看我過往的文本，以及很多青年人的文本，還會和朋友討論那些已經出名的作家的經典作品，去看這個人寫得是不是精準，比喻是否合適，是需要不斷鍛煉的，這是基本功。舉個例子，我采訪過一位吹長號的老師，他說，《野蜂飛舞》要追求的其實不是快，那只是炫技，真正要把這個音吹得好，一定是要吹得慢，要慢慢地練。寫作也需要練習基本功。例如寫《無盡的玩笑》的華萊士，他在這么厚的一本書里造了好多詞，文景的編輯歡歡告訴我，這個作家從小就看牛津字典。寫《指環王》的托爾金也是這樣，他書里對文字的運用讓人想到中世紀的英語，都源于他對語言有非常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