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運營商作為遞“鑰匙”的人，顯然有義務告知用戶其中存在的諸多風險，且從契約關系來看，也理應為用戶提供權屬清晰、沒有爭議的產品和服務。

手機號碼在被注銷或者停用后，經過大約3個月的“凍結”，被運營商重新投放市場供新用戶使用，這種“二次放號”本是盤活有限閑置號碼資源的常見做法，卻也將用戶的個人信息暴露于風險之中。

?IC photo

據媒體報道，有“二次號”的新用戶發現，通過手機驗證碼，居然可以輕松登錄前機主的淘寶和支付寶賬戶；還有人時常收到陌生人的快遞信息、未知平臺的消費記錄，甚至各種催債電話……注銷手機號碼，卻不意味著該手機號綁定的App賬號的自動解綁，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安全隱患引人關注。網絡上關于“如何一鍵注銷網絡賬號”的求助帖并不少見，問題一直存在，但始終沒有被“妥善解決”。

當物理空間讓位于數字世界，一塊手機屏承載起大部分的生活場景，對個體信息的辨識、標注、管理，也就成為人們能夠暢行于移動互聯網場域的前提。手機號因為具有實名認證且獨一無二的特點，被各App用作用戶注冊的依據，也讓手機號超越了通訊地址的意義，逐漸演變成一張串聯個人身份、金融賬戶、社交關系的“數字身份證”。因而，解決“二次放號”問題，實質上是要在虛擬世界中解決“身份歧義”問題，重新錨定“誰是你”。

誰來解決這個問題？不妨換個說法來看。用戶更換手機號，就像物理世界中的搬家，如果沒有及時解綁每個App，則相當于將家門鑰匙連同里面的物件都留給了“下家”。通訊運營商作為“二次放號”的執行者，則相當于將老用戶的鑰匙主動交給了新用戶，對于“沒換鎖”的用戶而言，此舉風險顯而易見。

目前，“換把鎖”主要是靠用戶自己解決。通過工信部推出的“一網通查”服務，能夠查詢到25款主要互聯網應用的綁定情況，并逐一自行解綁。但根據以往數據，我國年輕網民群體人均手機App數量大約有80個，對于那些想不起自己注冊過哪些App的用戶而言，這就像埋下了“定時炸彈”，只能等待新用戶引爆。

通訊運營商作為遞“鑰匙”的人，顯然有義務告知用戶其中存在的諸多風險，且從契約關系來看，也理應為用戶提供權屬清晰、沒有爭議的產品和服務。但從操作層面來看，運營商無法甚至無權得知用戶手機號注冊了多少個App，這意味著規避“二次放號”帶來的風險，需要更高層級的解決方案，推動不同數據庫之間的必要銜接，也為權責關系進行清晰劃分。

比如，通訊運營商將“二次放號”手機號碼分享給相關網絡平臺，各App數據庫及時進行修改，或增加郵箱、人臉等雙重身份認證方法，重新錨定用戶身份的“唯一性”，當然這需要在有關部門的監管下進行，防止出現新的信息泄露風險。同時，防止與手機號綁定的生活、瀏覽、消費、定位等信息被“一鍵清除”，這關系到人們虛擬資產的使用與安全等問題。

在移動互聯時代，將手機號碼說成是數字生活中的一種新型基礎設施，并不為過，這也意味著，解決“電子身份歧義”問題具有相當的“公共性”。數據不會像物質一樣，隨時間流逝或自動消亡。那么，所謂的放號前的“凍結期”也不能“一凍了之”，而應作為用戶數據在各平臺上的“遷移期”，其時間長短，理應以數據遷移的完成度為準，確保用戶的數據資產真正得到精確、安全、有效的保護。

來源：“光明論”微信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