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云南會澤縣23歲的宋赫，因一紙“精神分裂癥”診斷書，命運陡轉。
2024年4月，他因“身體原因”面臨駕駛證注銷，而病因竟是2016年一份他毫不知情的診斷。更荒誕的是，為他開具該診斷的醫生王某，2017年5月才取得精神衛生執業資格。
會澤縣衛健局回應稱，2016年當地衛生局下發篩查文件，要求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確診率達轄區總人口的4.5‰以上，未完成將追責。
2025年4月14日，在衛健部門協調下，宋赫到曲靖市第三人民醫院診斷，結果顯示其精神檢查無異常，思維邏輯清晰，情感反應適切，量表測評也未發現異常，診斷結果為目前未發現有精神疾病癥狀。
此事撕開了基層醫療與行政系統交織的漏洞，凸顯個體在龐大制度前的渺小?；鶎俞t療機構為應付考核，將診斷權異化為工具，制造“誤診”。
宋赫的“誤診”8年后才被揭露，若非車管所通知，他或許永遠活在他人設定的“疾病敘事”中，這反映出基層醫療數據管理的混亂。
類似案例并非個例，個體反抗往往需付出巨大成本。會澤縣衛健局強調“按程序移出管理網絡”，卻回避誤診責任；車管所要求提供“康復證明”“司法鑒定”，卻無人追問錯誤源頭，將糾錯成本轉嫁給個人。
破解“被精神病”困局，需打破醫療與行政系統的信息壟斷，引入第三方獨立評估，并建立誤診追責機制，追溯決策鏈條，讓責任人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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