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7日深夜，遵義城琵琶橋畔的柏輝章公館內，一場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爭論進入白熱化。當毛澤東系統闡述"避實擊虛、靈活機動"的軍事思想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突然拍案而起："你那些東西根本不高明，不過是照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打仗！" 這個留著分頭、操著江西口音的年輕人，或許未曾料到自己這句意氣之爭的話，會成為黨史上極具象征意義的一幕。

凱豐的質疑并非個人行為，而是1930年代中共黨內"教條主義"思潮的縮影。作為"28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這位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高材生，對馬列經典有著近乎偏執的信仰。在他看來，毛澤東那些從井岡山實踐中總結出的游擊戰術，不過是"農民式的經驗主義"，與共產國際指示的"正規戰"原則背道而馳。

這種認知偏差源于特殊的歷史背景。1931年王明"左"傾路線統治中央后，大批留蘇干部占據要職，形成"言必稱希臘"的風氣。凱豐作為共青團中央書記，長期負責宣傳工作，其理論體系深深打上了"城市中心論"的烙印。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他堅決支持博古、李德的"堡壘對堡壘"戰術，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科學的具體運用"。

凱豐的發難，折射出遵義會議的核心矛盾——革命路線的生死抉擇。當時中央紅軍已從8萬銳減至3萬，湘江戰役的血色尚未褪去，而蔣介石的40萬追兵正從四面合圍。在這種情況下，博古、李德仍堅持"北上湘西"的既定路線，企圖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卻不知這正中敵人下懷。

毛澤東的"避實擊虛"戰略，本質上是對革命規律的重新認知。他提出放棄與強敵硬拼，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在運動中尋找戰機。這種"走打結合"的戰術，被凱豐斥為"流寇主義"，卻在后來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中展現出驚人的生命力。正如張聞天在會議筆記中所寫："當凱豐同志還在背誦《聯共黨史》時，毛澤東同志已經在用中國的泥土重塑革命。"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對"革命主體"的認知差異。凱豐們迷信"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理論純潔性，而毛澤東則堅信"兵民是勝利之本"。這種分歧在會議期間達到頂點：當毛澤東提出"到群眾中去建立根據地"時，凱豐反唇相譏："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 這句話后來成為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反面注腳。

凱豐的質疑雖刺耳，卻為遵義會議注入了必要的張力。這場爭論促使毛澤東系統闡述軍事思想，也讓與會者在思想碰撞中達成共識。當朱德元帥拍案而起："如果繼續這樣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標志著博古、李德的"三人團"統治已走到盡頭。

更具歷史意味的是凱豐的轉變。會議結束兩個月后，這位曾經的"反對派"主動找到毛澤東，坦言："我過去只知道馬列主義的ABC，現在才明白中國革命需要自己的ABC。" 這種轉變并非偶然：當紅軍在毛澤東指揮下四渡赤水、跳出包圍圈時，凱豐逐漸認識到"本本主義"的局限。他后來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公開檢討："遵義會議上的錯誤，是教條主義對實踐的背叛。"

這種轉變具有典型意義。它標志著中共黨內"留蘇派"與"本土派"的第一次深度融合。凱豐后來擔任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在《新華日報》上系統宣傳毛澤東思想，參與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種從"批判者"到"建設者"的蛻變，印證了毛澤東所說的"真理往往在爭論中顯現"。

遵義會議的"凱豐之問"，是中國革命道路探索的縮影。它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理：任何理論若脫離實際，都將淪為空洞的教條；任何革命若忽視本土智慧，都將陷入盲動的陷阱。凱豐的質疑與轉變，不僅成就了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更催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