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初宣誓就職，美國正式進入“第二個特朗普時代”。其上任后頒布的一系列政策與法案，非但未能穩定社會預期，反而刺激了更多美國富豪通過投資移民尋求海外居留權。據CNBC最新報道，過去一年中，申請他國護照、投資簽證和永久居住權的美國人數量大幅攀升，相關申請人數同比增長超過30%。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百萬富翁群體已成為全球投資移民計劃的最大申請群體之一，其中53%的美國百萬富翁和64%的年輕百萬富翁（18至29歲）表示，無論選舉結果如何，他們都有可能離開美國。

英國倫敦投資移民咨詢公司Henley & Partners的最新財富報告顯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國公民對投資移民的咨詢量較上一季度飆升39%，申請量環比增長30%。目前，歐洲及加勒比地區成為富裕人士最青睞的移民目的地。

綜合多方信息，美國當前富人移民潮的動因可歸結為以下五大核心因素：

1、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與政策變動

自2025年連任以來，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嚴苛的移民政策，包括嚴厲打擊非法移民、收緊傳統移民渠道（如EB-5簽證），同時推出高門檻的“金卡計劃”（需投資500萬美元直接獲得綠卡）。這種“嫌貧愛富”的政策導向引發了對公平性的廣泛質疑——富人雖能通過資金快速移民，但普通移民的路徑被進一步限制，社會分化持續加劇。

盡管“金卡計劃”為富豪提供了便利，但部分美國富人認為政策的不穩定性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或未來稅負增加。為分散風險，他們選擇通過投資移民馬耳他、葡萄牙等國獲取“政策避險期權”。

2.經濟與社會因素

美國實行全球征稅政策，迫使富人通過獲取他國公民身份（如馬耳他、塞浦路斯）優化稅務結構，規避高額遺產稅或資本利得稅。此外，多重國籍身份還能對沖單一國家的經濟波動風險。

疫情后，美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問題日益突出。富人擔憂極端不平等可能引發政治反彈（如針對富豪的加稅政策），而大選周期帶來的社會動蕩預期，也促使他們尋求更穩定的生活環境。

3.全球流動性與旅行需求

受疫情和外交關系變化影響，美國護照在某些地區的通行能力受限。通過投資移民獲取歐盟或其他國家護照（如馬耳他公民可免簽進入180多個國家），成為富人保障國際旅行自由的關鍵手段。

通過構建“公民身份組合”，富人得以分散潛在的政治或經濟危機風險。硅谷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便是典型代表，其多國國籍身份成為應對不確定性的“保險策略”。

4.國際移民政策收緊的緊迫性

當前，全球移民政策正經歷快速調整。葡萄牙已停止通過購房獲取黃金簽證，西班牙即將取消購房移民政策，意大利提高了外國人稅務居民身份的轉讓稅率，而馬耳他投資入籍計劃因名額耗盡或歐盟施壓，預計2025年全面關停。政策窗口期的縮短，迫使富人加速行動以避免錯失機會。

5.文化與生活方式的考量

部分富人選擇移民至氣候溫暖、生活成本較低的國家（如哥斯達黎加、西班牙），或追求更優質的教育和醫療資源。

亨氏集團私人客戶主管Dominic Volek指出，當前世界局勢動蕩，客戶普遍希望建立“地理分散化”的生活模式。例如，通過歐盟黃金簽證或加勒比投資入籍計劃，富人可為家庭預留“應急選項”，而非立即遷離。數據顯示，美國公民占該公司首季咨詢量和申請量的21%及35%，遠超其他國家。

看淡美“金卡”吸投資移民大計

盡管特朗普政府力推印有其頭像的移民“金卡”（售價500萬美元），并宣稱已吸引1000人申請，但市場反應遠低于預期。

Volek分析稱，按經驗估算，富裕人士通常不會將超過10%的流動凈資產用于投資移民。若需支付500萬美元，申請人流動凈資產至少需達5000萬美元，而全球符合條件者不足30萬，其中多數已是美國人。相比之下，現行EB-5計劃門檻僅80萬美元，實施30年來發放簽證不足15萬份。Volek戲稱，特朗普實為公司的“國際業務發展總監”，因其政策的不確定性反而推動了投資移民需求。

資本遷徙背后的社會信任危機

幾位接受《財經》采訪的美國各階級公民表示，特朗普上任至今，已經完全顛覆了人們認可并熟知的那個美國，他們已開始衡量放棄美國國籍的可行性，如果事態繼續惡化，他們會“用腳投票”，離開美國。

美國富人的不安情緒已蔓延至資產配置領域。據英國《金融時報》披露，美國富人向瑞士轉移資產的規模已達單筆上億美元量級，私人銀行開戶需求激增至金融危機以來最高點。日內瓦湖畔的百達集團美國客戶業務量飆升50%，倫敦資本管理公司三周內處理了五宗超1億美元的轉賬。這種“保險箱式”資產轉移不僅出于避稅考量，更反映了對政策極端化的擔憂。

這種焦慮并非空穴來風。特朗普政府近期釋放的政策信號充滿矛盾：一方面通過《海外賬戶納稅遵從法》收緊跨境資金監管，另一方面又試圖以“金卡”吸引外資。政策搖擺加劇了精英階層的不安。Maseco財富公司創始人喬什·馬修斯感慨："上一次見到如此規模的恐慌性開戶，還是2008年雷曼兄弟崩塌之時。"

深層危機正在瓦解美國社會的信任體系。申請葡萄牙“黃金簽證”的商人查理直言，他儲備的不僅是瑞士賬戶，更是一份“心理逃生包”——既擔憂校園槍擊和種族沖突威脅家庭安全，又警惕氣候災害與通脹侵蝕資產價值。緯度移民公司CEO埃里克·梅杰觀察到，80%的高凈值客戶正在構建“雙總部”生活模式，通過多重身份獲取“政策避險期權”。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搖擺與國內動蕩，催生了精英階層的集體逃亡。無論是出于稅務優化、資產保護，還是對安全與生活質量的追求，這場資本與身份的遷徙浪潮，折射出美國精英階層對政治經濟生態的深度焦慮。

面對如此變局，那些仍懷抱“美國夢”的人們或許需要思考：是否要繼續奔赴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國度，成為特朗普時時代的“接盤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