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光：思想政治路線正確與否決定一切

黨建治學

非常高興參加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舉辦的紀念遵義會議90周年學術研討會。我發言的題目是“思想政治路線正確與否決定一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個極端重要的科學論斷，這無疑是千真萬確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是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偉大成功的偉大實踐的歷史經驗的高度總結，又是對遵義會議在我們黨歷史上所起到的轉危為安、從逆境中走向成功的決定性、關鍵性作用的根本原因的科學概括。紀念遵義會議，最重要的是深刻反思在我們黨百年奮斗歷史進程中，遵義會議成功轉折的偉大意義和真正秘訣所在，從中認真總結并汲取我們黨不斷取得勝利的根本經驗，為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新的歷史起點上創造新的偉大成就，奪取新的更大勝利提供堅實的思想理論路線基礎。今天，我著重從對毛澤東同志關于“思想政治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重要思想的理解視域，談談對遵義會議偉大意義的認識體會。

一、決定馬克思主義政黨成功與否的關鍵在于思想政治路線是否正確

毛澤東同志在科學總結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和根本經驗的基礎上，極其強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他指出：“為什么我們過去雖然犯了很多錯誤，把南方的根據地統統失掉，被迫舉行一萬二千五百公里的長征，但是沒有被消滅掉，保存了一部分力量，繼續搞革命，最后取得勝利呢?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封建剝削、帝國主義剝削很厲害，這是客觀原因，是經常存在的;另一個是主觀原因，就是要是不克服一九三四年以前那種在黨內占統治地位、把革命引向失敗的教條主義的話，我們的革命早就垮臺了。經過遵義會議，我們改變了錯誤的路線。終于我們這些人從少數變成了多數，黨沒有發生分裂。張國燾搞分裂，另外成立了一個中央委員會，當時就有了兩個中央委員會，但我們終于還是克服了張國燾路線。紅軍原來有三十萬人，經過萬里長征，剩下不到三萬人，不足十分之一。黨員最初也有三十萬左右，經過長征，只剩下幾萬。但是，這時我們不是更弱而是更強了，因為我們取得了經驗教訓，我們的路線比較正確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當然在這里，毛澤東同志所強調的正確路線決定一切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是在具備了一定的主客觀條件的前提下，強調正確路線的決定性作用。

我們黨命名為中國共產黨，是因為我們黨是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言下之意，我們黨的階級基礎不是什么別的階級，是工人階級，是工人階級先鋒隊。既然是工人階級政黨，那么就應該把工人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我們黨是信奉馬克思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為靈魂、為指南、為旗幟的黨。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包涵了兩層含義：一是明確了我們黨的階級性，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一是確定我們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既然從階級性質上認定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政黨，這就決定了我們黨必須始終不渝地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為指導思想。我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崗位以后，一直在編研《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新編》教科書，人民出版社準備出版。之所以編這本書，就是要繼承弘揚我們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方法論武裝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的光榮傳統。上世紀60年代，黨中央決定由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艾思奇同志擔任主編，編撰了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作為青少年學生和黨的各級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教材。這本書編撰出版后整整教育我們好幾代人。我是1977年恢復高考時考入北京大學的，我們在大學時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使用的教材就是這本書，各級干部在黨校學習也是這本書。艾思奇同志擔任過中央黨校副校長，上世紀60年代因病去世。他的夫人王丹一同志前幾年走了，享年97歲。我在中央黨校工作時候她對我說過，艾思奇同志有兩個遺愿，一是編一本《新大眾哲學》，一是編一本《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新編》，要隨著實踐發展的需要回答新的問題。你一定要完成艾思奇同志的遺愿。艾思奇同志在上世紀30年代編撰了《大眾哲學》，影響和教育了革命年代的一大批人。我在2014年，用五年時間，編撰了《新大眾哲學》，力圖做到回答新問題。《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面世至今已60多年了，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迫切需要編一本回答新時代新問題的新編《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我們編撰《新大眾哲學》《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新編》這兩本書，堅持的原則就是四個字“守正創新”。守正，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一以貫之的基本原理，重申某些已經被淡忘的、放棄的馬克思主義真理。現在，有的馬克思主義道理，有人已經不講了。比如，通常講到馬克思主義的特征，講科學性、創新性等等，這是對的，但有的教材卻不講階級性、革命性。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具有鮮明的階級性、革命性。不講階級性、革命性就會陷入歷史虛無主義“告別革命”的錯誤泥淖。有的觀察國際問題，缺乏用階級和階級斗爭觀點分析國際斗爭，而是盲目套用西方政治理論、概念和術語。創新，就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力爭回答新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上有所發展，有所創新。

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要求。然而任何一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本國的具體實踐，必須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轉變成指導本國實際斗爭的正確的理論與路線，如果馬克思主義不和各國具體實際結合在一起，成為切合本國實際的正確的理論與路線，那么再好的理論也是空洞的，起不到實際的指導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兩個結合”的重要論斷，一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一要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只有實現這“兩個結合”，才能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指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實踐的正確的理論和路線。

從理論上來說，從國外傳播進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理論，首先要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轉化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還要運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具體分析中國的國情實際，制定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正確路線，也就是把理論轉變成指導具體行動的正確的戰略、策略。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革命，創造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 毛澤東思想，并具體運用毛澤東思想分析中國的國情，具體制定出指導中國革命的正確路線。毛澤東同志提出：“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也就是說，一定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轉化為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轉化為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路線，才能真正解決中國實際問題。

談到路線，可以分為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軍事路線和工作路線等。思想路線是最基礎、最根本的，就是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哲學世界觀、方法論層面的問題。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轉化為我們黨指導具體工作的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化和具體化。在正確的思想路線的基礎上，才能夠制定出正確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和工作路線等。當然政治路線與軍事路線、組織路線、工作路線等相比，更為重要。這樣就可以看出三個層面：外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路線(思想路線、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和工作路線等)。

二、遵義會議最重要的意義在于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思想和政治路線

為什么說遵義會議在我們黨歷史上起著關鍵性的轉折作用?因為自遵義會議以來，我們黨就一直在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指導之下開展偉大斗爭。在我們黨建黨100周年時，中央電視臺播放了電視劇《覺醒年代》，表現了建黨始初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怎么接受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歷史事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不等于能夠正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以指導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一直到遵義會議之前，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一度并不處于我們黨的指導地位，起決定性作用。當然，當時黨內也有健康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路線，比如毛澤東同志正確的主張。在我們黨內主要先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后是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作為錯誤的思想政治路線一度占據我們黨的指導地位。由于他們錯誤路線的領導，先是導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后又導致中央蘇區損失100%，紅軍損失90%，放棄主要革命根據地。中國革命連續遭受兩次重大挫折。遵義會議之前，黨、紅軍、中國革命面臨失敗的極大危險。

毛澤東同志指出：“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 — 階級斗爭學說，但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東西沒有學通，我們就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看法，扯了很多皮，還扯不清楚。有了辯證唯物論，就省得許多事，少犯許多錯誤。”馬克思主義三個層次：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具體結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思想路線層面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揭示自然、社會、人的思維的客觀規律而得出的基本道理，是正確的、科學的理論概括，也是不能違背的。馬克思主義具體結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針對具體實際問題而得出的具體結論，它是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而改變的，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思想路線是起基礎性、根本性作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的哲學依據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方法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靈魂，其具體化、中國化，就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們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決了正確的思想路線問題，才能解決正確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軍事路線和工作路線等問題。思想路線錯了，政治路線、組織路線、軍事路線和工作路線等也會錯。例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政治路線上主張“二次革命”，把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先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搞社會主義革命……在軍事路線上不要槍桿子，不搞武裝斗爭，在組織路線上依靠國民黨，在工作路線上離開人民群眾……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使我們黨清醒起來。毛澤東同志第一個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論斷，主張搞武裝斗爭。然而，在經歷“兩次”短暫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之后，又產生了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離開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主張“一次革命”，主張不經過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一下子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軍事路線上表現為冒險主義，主張攻打大城市，“畢其功于一役”，試圖一舉奪取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組織路線上搞關門主義，工作路線上離開人民群眾。致使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并被迫長征，放棄中央蘇區、放棄主要革命根據地。在軍事路線上，從軍事上的冒險主義轉變到逃跑主義。中央紅軍長征，從湘江戰役，一路打到貴州遵義，損失很大，處于危機的困境。政治路線錯了，軍事路線錯了，最根本的是思想路線錯了。思想路線錯了，就會導致政治路線、組織路線、軍事路線錯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王明等“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從根本上說是錯在思想路線上。離開了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作教條，即本本，犯了教條主義，即“本本主義”錯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王明等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錯誤是一右一“左”，但在思想路線上犯的錯誤是一樣的，都是主觀脫離客觀，理論脫離實際，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照抄照搬，一切照馬克思主義本本、照共產國際指示辦事，這就是思想路線錯誤。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的代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內占上風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帶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建立了第一支人民軍隊，建立了革命根據地，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井岡山道路，創立了指導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形成了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和工作路線等。他深刻認識到思想政治路線正確與否決定一切，撰寫了著名的《反對本本主義》。首先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實際情況相結合”。這是第一次明確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只有與中國實際結合了，才能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才能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毛澤東同志首先掌握了正確的思想路線，即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方法論，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

遵義會議最重要的意義，在于我們黨經過與錯誤路線的斗爭，轉變到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上來。遵義會議最重要的是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領導，實際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實質上也就確立了毛澤東同志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的指導地位。然而，在長征路上，當時最急迫的問題，即解決紅軍打勝仗，從困境中走出來的問題。所以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實際的領導地位，首先解決了最為緊迫的軍事路線問題，即怎么打勝仗的問題。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遵義會議之后，在正確的軍事路線指導下，四渡赤水，中央紅軍取得了戰爭主動權。毛澤東同志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長征取得了勝利，在陜北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到了陜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解決了當時最為重要的政治路線問題。當時，民族矛盾，即中華民族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黨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策略，主張一致對外，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強調在統一戰線中保持我們黨的獨立性和領導權。

到了延安，我們黨建立了穩定的根據地，領導抗日戰爭，黨和人民軍隊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在解決了正確的軍事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工作路線等問題的同時，把解決思想路線的問題提到了重要日程。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同志開始考慮怎樣徹底解決全黨的思想路線問題。我們黨為什么在革命斗爭中存在右的和“左”的錯誤?根本問題是思想路線出了問題，犯了教條主義、主觀主義錯誤，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脫離了中國革命實際。在抗日戰爭最緊迫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發動了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就是延安整風運動，以解決思想路線問題。艾思奇同志26歲時，即1932年，在上海寫了《大眾哲學》一書。因為國民黨嚴禁馬克思主義紅色書籍，艾思奇把書名稱作《生活哲學》。這本書在上海的刊物上連載，年輕人看了解決了思想認識問題，紛紛投奔延安，投奔共產黨，投入抗日第一線。毛澤東同志讀到《大眾哲學》，把艾思奇同志從上海請到延安。據中央黨校的老同志們回憶，在延安中央黨校，有兩個教員講哲學：一是毛教員，講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論》、《矛盾論》是當時的講稿;一是艾教員，講人類社會發展史、《大眾哲學》。我看過一張毛澤東同志講課的老照片，小凳子上放一盒煙、一杯水，毛澤東同志穿著打補丁的褲子，在那兒講理論。當時，抗戰正處于最困難時期，黨中央還是把第一線的主要領導同志召集到延安參加學習、整風，可見馬克思主義教育意義重大。毛澤東同志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這就是說，只要我們黨有一二百名領導干部把馬克思主義學深學透，學會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就能為解決思想政治路線問題奠定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思想路線決定政治路線，從而決定組織路線、軍事路線和工作路線。正是因為毛澤東同志高度重視思想路線的正確與否問題，下大決心抓思想路線等的教育，全黨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端正并確立了正確的思想路線，即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黨的思想路線，才有了黨的七大的勝利召開，才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功。百年黨史雄辯證明，思想政治路線正確與否決定一切。關鍵在于我們黨必須始終如一地牢牢堅持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遵義會議以后，黨內錯誤思想、錯誤路線，“左”的、右的也有出現，如王明反對關于中國共產黨保持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和領導權的正確主張，但是我們黨始終保持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占據指導思想的統治地位。

三、領導干部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是解決思想政治路線正確與否的關鍵環節

怎樣才能解決好思想政治路線正確與否的問題呢?我們黨的重要經驗是，結合中國實際，學習馬克思主義，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實際問題。學習馬克思主義，首先是學好馬克思主義哲學，掌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即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學習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途徑是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弄懂弄通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領導干部學好馬克思主義，用好馬克思主義最為關鍵。

我們黨自成立以來，無論是革命、建設、改革時期還是新時代，都始終高度重視領導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弄懂弄通馬克思主義。這既是我們黨的鮮明特色，也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早在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致力于學習、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們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他們閱讀最多的是《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與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資本論》、《法蘭西內戰》、《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國家與革命》等等。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我們黨建黨之初高度重視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學習列寧主義，并通過學習接受列寧主義而更進一步接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同志反復強調：“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我們黨始終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放在第一位。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把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為看家本領，老老實實、原原本本學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重申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強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我們黨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始終包括列寧主義。但是，現在有的卻不承認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質疑列寧主義、否定列寧主義、舍棄列寧主義，就離開了我們黨一貫堅持的指導思想的原則提法。我去年撰寫了一篇文章《中國共產黨人是列寧主義最忠實的捍衛者、傳承者和創新者 — 紀念列寧逝世100周年》，全面闡述了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強調決不能放棄列寧主義。

我們黨為什么接受列寧主義呢?毛澤東同志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因為列寧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離中國實際最近。列寧把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實際相結合，轉化為俄國黨的正確路線，轉變成千百萬俄國人民的革命實踐。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無產階級革命和帝國主義階段的理論創新，在普遍性原則上適用于解決中國革命實際，也是指導中國實際的指南。

我們黨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時接受了唯物史觀。毛澤東同志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學習唯物史觀，毛主席總結道，“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我們黨從革命戰爭年代直到建國之初，搞了20多年的階級斗爭，把日本帝國主義趕跑了，把蔣介石反動政權推翻了，抗美援朝又把美帝國主義打敗了，我們勝利了，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所以我們黨一直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問題。理論武裝關鍵是學好學懂學通馬克思主義著作，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

毛澤東同志一貫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極端重要性，并且率先垂范，帶頭學、帶頭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研讀過《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多部馬克思主義著作。毛澤東同志帶領全黨的領導干部在艱苦斗爭中始終堅持學習、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著作，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與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作堅決的斗爭，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以指導中國實踐。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要求全黨聯系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向全黨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號召“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不斷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實踐。毛澤東同志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提出，要讀好《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五本馬列主義的書”。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將全黨干部必讀的馬列原著由5本增加至12本，即《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論列寧主義基礎》、《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

新中國成立初期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親自倡導開展以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12本馬克思主義著作為主要內容的“干部必讀”學習活動，重點學習領會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特別是涉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要內容。1964年2月15日，毛澤東同志指導中央書記處提出關于組織高級干部學習馬、恩、列、斯著作，讀30部書的要求，以提高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這30部著作包括馬克思著作8本: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與資本》、《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導言(附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工資、價格和利潤》、《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書簡》。恩格斯著作3本:《自然辯證法》導言、札記和片斷、《反杜林論》(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路德唯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附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列寧著作11本:《怎么辦?》、《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黑格爾 <邏輯學> 一書摘要》、《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戰爭》、《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與社會黨人的和平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斯大林著作5本：《論反對派》、《列寧主義問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普列漢諾夫著作3本：《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論藝術》(《沒有地址的信》)。毛澤東同志建議將這30本書印刷“大字，線裝，分冊”版，希望此事于1964年年內辦成，表達了“急于想看這種大字書”的心情。

1970年9月27日，毛澤東同志在周恩來同志關于黨的高級干部讀書問題的報告上批示：“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書宜選讀(如《反杜林論》)。”周恩來同志關于高級干部讀書問題的報告上列出了9本馬克思主義著作：《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還有《實踐論》、《矛盾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0年12月29日，毛澤東同志在一份關于學習問題的報告上批示。“我的意見二百七十四個中央委員，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級在職干部都應程度不同地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1971年3月15日，毛澤東同志在紀念巴黎公社100周年文章送審稿上批示：“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

無論是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還是在繁忙的和平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都帶頭研讀“老祖宗”的書。早在1939年，他就說過：“《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次。”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面對改革開放時期帶來的新問題、新情況、新挑戰，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同志也都高度重視領導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鄧小平同志親自發起了全黨大范圍內的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活動。他指出，我們黨要擔負起新的歷史使命，“全黨必須再重新進行一次學習”。他要求學好馬克思主義，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服務，把學習的主要任務集中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他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在繁忙的工作中擠出時間來學習，而且“學馬列要精，要管用”，才能“不斷通過學習來加強在工作中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繼承并發揚我們黨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著作學習的優良傳統，反復強調領導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全面、系統、準確的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他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時反復強調領導干部一定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并且親自開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書單，要求領導干部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他還指出：“我們黨歷來重視學習，是一個勤于學習、善于學習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習近平總書記要求：“首先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領，也是領導干部必須普遍掌握的工作制勝的看家本領。”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學習馬克思主義應當從根脈上開始學，馬克思主義的根脈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領導干部在研讀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同時，要追根溯源，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

【 王偉光：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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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肖桐郡；初審：李雨凡、許雪靖；復審：韓培濤、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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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街讀書會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勵支持下發起成立，旨在繼承總理遺志，踐行全民閱讀。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學習、養才、報國。現有千余位成員主要來自長安街附近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員、全國黨代表、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等喜文好書之士以及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國家高端智庫負責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講專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機構的資深出版人學者等。新時代堅持用讀書講政治，積極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自2015年長安街讀書會微信公眾號發布至今，始終堅持“傳承紅色基因，用讀書講政治”的宗旨，關注粉絲涵蓋了全國3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特區。累計閱讀量達到了近億次，其中通過朋友圈轉發量千余萬次，參與互動人數近千萬人，平臺產品質量高，針對性強，受關注度較好。并在中央相關宣傳網信部門的關心支持下，相繼入駐人民日報、人民政協報、北京日報、全國黨媒信息公共平臺、新華網、央視頻、視界、北京時間、澎湃政務等新聞客戶端，以及經報送遴選評薦《求是》《中國紀檢監察》《黨建研究》《中共黨史研究》《中國黨政干部論壇》《黨委中心組學習》《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國財政》《中國出版》《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中國高校社會科學》《外交評論》等百余本中央級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選長安街讀書會干部學習核心來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長安街讀書會主編的《學思平治——名家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理論讀物，形成了系列的長安街讀書會理論學習平臺。長安街讀書會理論學習平臺累計固定讀者百余萬，影響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大中院校等受眾數億人次。

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現正面向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企業、各省市縣（區）等所在的黨校（行政學院）、干部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所、站）等單位部門聯合開展相關黨建閱讀學習活動。近日，經相關部門批準，已正式同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國家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證監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共青團中央等定點幫扶地的有關單位加入“長安街讀書會”黨建閱讀合作機制，并聯合承辦“長安街讀書會”系列讀書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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