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跟他的名字一樣就是個“坡”大小，但卻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發達國家，而且還是以華人為主體，占比超過了七成。

但如果你去這里旅游可能會大失所望，因為雖然當地很多人都會講漢語，可日常生活工作中說的都是英語，英語普及率比歐洲還高。

令人費解的是，新加坡在獨立之前大部分人都不會說英語，可獨立后李光耀卻堅持廢除漢語，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還放出話來：“除非華人將我打倒！”。

李光耀為何要這樣做，這對新加坡又是好是壞呢？

新加坡發展起來的歷史并不久，181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向東南亞殖民時，看出了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從當地蘇丹手中買下了新加坡的管理權。

當時的新加坡還是個只有幾十戶的小漁村，后來憑借著地理優勢，殖民者將這里打造成自由貿易港，吸引了大量移民，當然主要是華人勞工。

晚清時期福建、廣東人大量“下南洋”，也給這些地方帶來了各自的方言——閩南話、粵語還有客家話，這些方言成了新加坡街頭巷尾說的話，而當地的殖民官員和上層精英說的都是英語。

面對這種情況，英國殖民者決定以利誘之，對民間語言放任自流，但只有會說英語的人才能進入政府工作。

英語自然成了“高等語言”，即便是有錢的華商也會讓子女上英文學校，形成早期的社會精英階層。

可到了1942年，日本人占領了新加坡，英語的特殊地位自然是沒了，但他們卻做得更過分——強制推行日語教育。

這時候的東南亞華僑非常愛國，對日本人自然是陽奉陰違，私下秘密教授漢語，反而是這段意外間強化了漢語的凝聚力，不同方言的隔閡開始消融。

日本人投降后，新加坡的華文學校數量激增，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逐步形成，恰逢殖民地解放運動興起，英國殖民者對此相當警惕。

1955年，新加坡一份白皮書直接表示：“華校培養的是親共分子。”，一改放任自流的態度，開始大力扶持英文學校，打壓華校。

再加上會說英語能拿到更高的薪水，人們更加青睞英文學校，等到新加坡自治時，英文學校學生人數首次超過華校，這為后來的語言轉向埋下伏筆。

到了1965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驅逐被迫獨立，當時的新加坡國土狹小、資源匱乏，周圍鄰國對他都很敵視，迫切需要找出適合自己的路來。

當時的新加坡雖說是華人占主體，可其它族裔也不少，語言問題成為最棘手的難題之一。就連華人內部也分為福建、潮州、廣東、客家等不同方言群體，常常連彼此溝通都成問題。

教育部長王邦文提議：“我們應該以華語作為國語，畢竟我們是華人為主的國家。”
李光耀立即反駁："那馬來人和印度人怎么辦？我們的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會怎么看？"

現場鴉雀無聲，所有人都明白，在東南亞這個對華人充滿戒心的區域，過度強調華人性可能會招致災難。

李光耀對內閣成員說：“我們唯一的資源就是人。”如果繼續用華語作為主要語言，跨國公司不會來投資，馬來西亞和印尼可能以“中國代理人”為由實施封鎖。

他認為新加坡必須依靠國際貿易和外資才能生存，而英語是國際通用語言，因此必須將其作為國家的主導語言。

在李光耀堅持下，政府做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極具爭議的決定：將英語確立為國家的主要語言，而華語則被降為次要語言。

這一決定引發了華人群體的強烈不滿，他們本來就是為了爭取華人政治權利才被馬來西亞驅逐的，難道獨立后反而連漢語都不能說了？

但李光耀態度堅決，甚至表示“除非華人將我打倒，否則新加坡必須堅持英語優先”。

這時正逢歐美產業向亞洲轉移，新加坡的語言優勢給他們帶來了回報。

1972年德州儀器打算在在東南亞設立個半導體工廠，新加坡憑借全民說英語的優勢，擊敗了勞動力更廉價的鄰國，獲得了上億美元的投資，為新加坡支柱之一的電子制造業打下了基礎。

而這種優勢更是吸引了全球跨國公司的目光，在這里能很方便用英語管理東南亞國家的業務，它們紛紛來新加坡設立區域總部。

除了在經濟上帶來好處外，這種語言政策還意外彌合了種族沖突。新加坡剛獨立時，各個族裔間就經常起沖突，其中語言就成了一種歧視工具。

一名馬來裔工程師回憶：“80年代我們班上華人、印度人、馬來人一起用英語討論物理題，這種場景在吉隆坡或雅加達難以想象。”

但李光耀的語言政策給新加坡發展帶來便利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沖擊了華人的文化，許多年輕人雖然長著華人面孔，但對自己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認同相當有限。

而李光耀晚年也對自己的語言政策進行了反思，他承認自己低估了語言對文化傳承的影響。

盡管新加坡英語仍是主流，但隨著中國經濟崛起，這里華語的地位有所回升，許多學校加強了華語教學，企業也開始看重員工的華語能力。

新加坡政府也開始重新重視華語教育，2004年還推出了“講華語運動”。

李光耀的語言政策充滿爭議，不可否認它讓新加坡成功融入全球體系，成為亞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但民族文化的流失也讓許多華人感到遺憾。

也許，正如一位新加坡學者所說：“生存與發展是剛需，文化認同是奢侈品。只有先活下來的人，才有資格談論文化傳承。”

在這個意義上，李光耀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而現在，新一代新加坡人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保持國際競爭力的同時，重新找回那些失去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