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被《范進中舉》所影響，以為中了舉人就有官做。其實在王朝前期，舉人授官還是及時的，但到后期，舉人授官要候補很長時間，如果沒有使錢，到死都不一定有官做。

舉人劉大鵬的科舉之路：三次會試不中

劉大鵬1857年出生在山西省中部一個村莊，全家居住在一個狹小的、破敗不堪的院子里,僅有兩三間房子。后來,其父劉明定居太谷縣,從事木材生意。劉大鵬幼時以耕讀為業。

劉大鵬八歲進學,師從生員劉午陽,從四書五經學起,然后在15年的時間里背誦《詩經》《尚書》等，這些內容有62萬字，大多要背誦下來。參加兩次童生試，于1878年通過考取秀才，1894年第五次鄉試通過成為舉人。

在當時科舉制度下，他37歲的年紀并不大。按照傳統的科舉路徑，自然要參加會試，成為進士。

1895、1898、1903年三度進京參加會試,均以失敗告終。1903年會試，他的兒子和他一起赴京，均沒考中進士。

舉人授官沒有想的那么容易

清代舉人身份便擁有參與選官資格,可以通過揀選、截取、大挑等方式入宦。工作人員在會試場與鄉試場對考試士子的稱呼不同,鄉試場中一切官員與一切號軍差役呼應試者皆稱先生;會試場中一切官員與一切號軍差役呼應試者皆稱老爺。可見，晚清時期舉人的地位并沒有大家想的那么高。

1891年,在第四次鄉試未中后,劉大鵬離開書院去一個富戶家中做館,靠教書維持生活。盡管待遇優渥,他還是慨嘆“讀書一場未能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澤民,而乃流落教學一途,受東家之氣,被弟子之惡,真有負于讀書矣。”作為舉人，不僅沒官做，也只能去私塾做個經師。

成為一個舉人需要經濟、信息的支撐，能授官則不是靠自己考試

從家庭背景上看,劉大鵬家雖不處于社會優勢地位卻不屬于真正的寒門,其父做生意為他私塾、考試提供經費支持,他考取一定功名后直至第五次鄉試中舉一直擔任塾師。進書院學習和維持每日生活需要錢財,就連參加考試的路費也是一筆不小的費用。清代貧苦農民的子弟,不僅沒有條件讀書應考,甚至連生存都十分艱難。三次赴京趕考,每次進京已需半月有余,費用自然不低。

晚清捐納為官的比重不斷上升,依靠個人才能苦讀登科的學子縮減,就像現在寒門難出貴子。在當時只靠個人的才能就能有官做，基本不大可能。

在縣城生活的劉大鵬也缺乏很多信息。第一次入京會試,劉大鵬才感受到書法的重要性:京都習尚寫字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視。他才知道科舉考試寫字很重要，其次是詩賦，而經史則沒有想的那么重要。但對很多底層的讀書人來講，“翻經閱史”死記硬背是他們應對科舉的唯一方法。

1905年，科舉停廢，做官目標之不存。1913年,民國建立后,曾經同為舉人又兩次赴會試的兒子劉玠當上了本縣高中教員。

終其一身，一家兩舉人也沒有獲得一官半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