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張頭，你挖的這坑里埋著個紅軍大官哩！”1985年春寒料峭的清晨，金沙縣后山鄉的村民陳老三舉著斷成兩截的鋤頭，氣喘吁吁地攔住正要去縣里開會的鄉長。這個在亂葬崗刨了半輩子藥材的老漢，此刻正盯著泥坑里半截發黑的皮帶扣，上面隱約可見 “中央軍委”四個凸起的銅字。

這個發現像塊投入深潭的石頭，驚醒了塵封五十年的迷霧。三個月后，北京來的專家組在皮帶扣旁五米處挖出七枚人骨，經鑒定屬于1935年春季遇害的成年男性。當金沙縣檔案館的牛皮紙袋被打開，泛黃的清鄉團審訊記錄上赫然寫著： “四月二日，于堰塘巖處置赤匪探子夏樹云，灌砒霜半盞。”

夏樹云，正是錢壯飛最后的化名。

時間倒轉回1935年3月29日，赤水河畔的竹林里，留著八字胡的報務員突然按住耳機： “老錢，湯恩伯部正向土城移動！”正在破譯密電的錢壯飛猛地抬頭，鉛筆尖 “啪”地折斷在作戰地圖上。這位戴著圓框眼鏡的情報專家，三天前剛把蔣介石的 “鐵桶圍剿”計劃塞進綁腿，此刻又截獲了新的致命情報。

要知道，這個文弱書生出身的浙江人，曾在南京國民黨調查科當機要秘書時，把徐恩曾的密碼本謄抄了整本。1931年顧順章叛變那夜，他連夜發往上海的三封密電，硬是從死神手里拽回了周恩來等二十多位中央領導。用陳賡的話說： “錢胡子往電臺前一坐，抵得上三個主力團。”

長征路上的錢壯飛愈發精瘦，卻總把軍用水壺灌滿濃茶。有次毛澤東路過二局駐地，見他正嚼著生米譯電文，打趣道： “錢燈籠再這么熬，油盡燈枯可照不亮咱們的路嘍！”誰也沒想到，這句玩笑竟在十天后成了讖語。

4月1日拂曉，敵機轟炸造成的混亂中，錢壯飛與三名報務員被沖散。據最后見到他的警衛員回憶，老錢當時左腿掛著樹枝刮傷，卻把唯一的手電筒塞給傷員： “你們往北追大部隊，我處理完密碼本就趕上來。”這一別，竟成永訣。

關于他的下落，八十年代黨史辦梳理出兩條線索。息烽縣宋家寨的賬本記載，1935年清明前后，保長帶人 “處置可疑外鄉人，得德造手槍一支”。而金沙縣清鄉團的卷宗里，則詳細記錄著用毒酒誘殺 “赤匪探子”的全過程，兇犯黎叢山直到1951年才被正法。

有意思的是，兩個版本都提到被害者隨身攜帶的牛皮筆記本。當調查組在金沙縣殘骸中發現燒焦的紙片時，上面還能辨認出 “貴陽守備空虛”的字樣——這與四渡赤水后紅軍佯攻貴陽的戰術完全吻合。可以想見，錢壯飛生命的最后時刻，仍在試圖傳遞重要情報。

更令人唏噓的是，當他的死訊傳到延安時，周恩來對著西南方向連敬三杯酒： “壯飛同志要是能看見咱們進北平，該有多好。”而這位情報戰線的傳奇人物，犧牲時貼身口袋里除了半塊銀元，只剩張泛黃的全家福，背面用鉛筆寫著 “勝利后再聚”。

九十年代修縣志時，工作人員在后山鄉找到位102歲的目擊者。老太太比劃著說： “那個戴眼鏡的先生被灌酒時，突然扯開衣襟喊'太陽出來了'。”這句暗語般的遺言，或許正是錢壯飛留給同志的最后訊號。當年他冒險傳遞顧順章叛變消息時，用的接頭暗號正是 “今日天氣晴好”。

如今在金沙縣烈士陵園，錢壯飛墓前總擺著新鮮的野山菊。有位退休的鐵路工人每年清明都來擦拭墓碑，他說父親曾是紅九軍團炊事員： “當年要是錢局長還在，咱們過草地能少餓死兩萬人。”這話或許夸張，但情報戰線的同志都清楚，在四渡赤水的生死棋局里，錢壯飛遞出的每張牌都價值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