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三個人物被送去了監獄，伴隨著這三人仕途生涯的終結，《紅旗》雜志社的工作也一度陷入了停頓的狀態。要知道，這三個秀才就是雜志社的發動機，沒有了他們仨，整個雜志社的工作也難以開展。

直接的影響就是，導致《紅旗》這本雜志曾有短暫時間處于停刊的狀態。

三秀才的消失，再加上陳老夫子的落幕（1970年），1970年這一年可以看作是《紅旗》雜志生命轉折的重要拐點。以前的《紅旗》是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相媲美的存在，但這時候，這本雜志開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影響力一路下滑得很是厲害。

時間很快就來到了1978年，這一年對《紅旗》雜志而言，可以說是很關鍵的一年。倘若能在這一年抓住機會，肯定是會翻身的，可惜這最后的一次機會也沒有成功抓住。這一年，于《紅旗》雜志而言，在歷史的舞臺上留下了自己最后的一抹身影。

1978年的4月，《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當時，編輯部都沒想到，這篇文章發表出來后，居然會引起很大的反響。毫不夸張的說，在我個人看來，這篇文章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拉開了一個新時代的大幕。

在我看來，1978年是中國發展道路的一個重要拐點，未來的道路應該怎么走？往哪個方向走？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思想決定行動，在行動之前，只能先解決思想問題，統一思想以后，才不會制約和束縛行動的步伐。

因此，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一展開，就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很多的報刊媒體都參與到了其中，反而是《紅旗》雜志居然出奇的沉默，連著好幾期都沒有參與進來。

要知道，之前的《紅旗》雜志可以說是輿論的喉舌，很多重要的聲音里面，都有這本雜志的發聲。當時，很多人都等著，想聽聽《紅旗》的聲音。但是，一直保持沉默的樣子，讓很多人很意外，以至于產生了不滿的情緒。

有不少讀者直接給雜志社寫了意見信，譚震林同志也看不下去了，他親自操刀寫了一篇文章，寄給了雜志社。這篇文章里面，旗幟鮮明的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是，對于是否要刊發這篇文章，雜志社也拿不準，組織上也沒有給予強制的干預，只是給了指導意見，《紅旗》雜志不卷入這場爭論，已經把自己搞得很被動了。

為什么不參與進來呢？要有態度，要敢于發表不同的觀點。

但是，譚的文章遲遲沒有發布。

于是乎，在1978年12月，直接繞過了雜志社編輯部，在《紅旗》雜志的第12期上刊發了這篇文章。

主動刊發和被動刊發，這兩者的意義是完全不一樣的。

最重要的一點是，這時候都已經是12月了。

“真理標準”的討論是從五月初開始的，過去了七個多月，《紅旗》雜志社才被動的參與進來，已經太晚了。

這本雜志也失去了一次機會。

1988年，這一年的7月1號，隨著《求是》雜志的創刊，《紅旗》也就順勢離開了歷史這個大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