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2025年4月28日，公眾號“法學學術前沿”推送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周詳教授的一篇書評（讀后感），贊評的對象是刑法學大佬陳興良教授的一本書名為《刑法方法論》的著作。在這篇書評的開頭部分，周教授發(fā)了一通夫子自道的感慨，原話是：“學界曾有人呼吁：讓學界大佬們少發(fā)點文章，把有限的法學刊物版面留給年輕學者。其實這也不能怪大佬占版面，更多責任在年輕學者自身”。不出所料，周教授的這番高論引發(fā)了熱議。當然，為大佬說話總是安全系數(shù)比較高的，語重心長地批評提點一下年資淺薄的學界年輕人更是讓人挑不出什么毛病。當然，還是感覺有點怪怪的，所以，這里簡略寫上幾句，不平則鳴而已，不周之處，還請周教授和各位法學大佬體諒則個。

當周教授舉出張明楷教授清晨讀書、午后寫作的"勵志故事"，并語重心長地告誡學界年輕人要更努力時，他的這番語重心長（避重就輕）的話，恐怕才是法學學術場域最危險的麻醉劑。將結構性壓迫偷換為個人奮斗的勵志故事，把金字塔尖的既得利益者塑造成道德楷模，讓無數(shù)在生存線上掙扎的青年學者陷入自我懷疑的深淵，真真是情何以堪！

這些年，或者說近些年，學術權力結構的自我復制機制在法學界似乎尤為明顯，漸漸形成了嚴密的"學術門閥"。青年學者想要突破這種知識話語的壟斷結構，往往需要付出十倍于前輩的精力：既要符合主流學派的話語體系，又得在文獻綜述中恰到好處地引用權威，這種戴著鐐銬的舞蹈嚴重消耗了學術創(chuàng)新的動能。

將學術成功簡單歸因于個人奮斗，本質上是對現(xiàn)行學術生產機制的鈍感與無視。一位在上海某985高校任教的青年教師曾跟筆者吐槽，他們年均承擔400課時教學任務，參與3-5個橫向課題，處理20余次行政考核，真正用于科研的完整時間不足前輩學者的三分之一。當學界大佬在獨立辦公室內悠然自得地品茗著述時，青年學者可能正在地鐵上批改作業(yè)，在合租屋里填寫報銷單據(jù)！

事實是，當年法學學術評價體系的扭曲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在法學界的現(xiàn)有游戲規(guī)則下，青年學者往往被迫成為"學術包工頭"的附庸。更荒誕的是，某些期刊的"約稿特權"使得權威學者可以跳過半年以上的審稿流程，而普通投稿者甚至連查看審稿進度的資格都沒有。這種制度化的資源壟斷，正在制造學術界的"種姓制度"。

不客氣地說，法學界的"老人政治"已嚴重阻滯學術創(chuàng)新。當青年學者試圖研究區(qū)塊鏈法治、人工智能倫理等前沿領域時，常常遭遇來自大佬群體"理論基礎不扎實"的荒謬指責，其實質是既得利益群體對學術話語權的病態(tài)掌控。

在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我們需要的不是供奉幾個學術神像，而是重建公平的知識生產秩序。當80歲的教授仍在批量生產"創(chuàng)新成果"，而35歲的博士后在為考核指標疲于奔命時，所謂的學術傳承早已異化為知識權力的世襲。

解開這個死結的關鍵，不在于苛責青年學者不夠"努力"，而在于戳破那個用奮斗敘事包裝的學術霸權迷思。唯有如此，才能讓每個清晨走進圖書館的身影，都真正擁有照亮法學未來的可能。

周教授，您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