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本名為《我的朋友叫微生物》的科普讀物上市，引起不少家長、教師與青少年讀者的關注，這部作品出自浙江農林大學教授虞方伯之手。作為微生物學領域的學者，他的《“微”故事——微生物的前世今生》一書曾被評為“全國優秀科普作品”。

“我想讓微生物從試管中走出來，成為孩子們的朋友。”近日，虞方伯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坦言，這本書他是用心寫的，想讓更多人領略微生物世界的奧秘。為此，他在新書中設計了主人公諸葛三元一家人——父親是微生物學家，母親是金融精英，女兒是充滿好奇的小學生，通過巧妙構思，使他們的日常對話成為串聯科學知識的敘事主線，從早餐桌上關于乳糖不耐受的討論，到森林探險時對土壤微生物的揭秘，都成為科學啟蒙的天然渠道。

一次課堂回答愛上生物課

以專業第一考上南農大

虞方伯畢業于南京農業大學微生物學系，獲理學博士學位。接受采訪時，他既理性、專注、務實，又顯得好奇心十足；生活中還熱愛足球、文學，所有這些都令人印象深刻。

虞方伯是八零后，出生于蘭州，從小就喜歡接觸大自然。上初中時，同學們都在主課上下功夫，覺得副課過得去就行。可虞方伯不這么覺得，他不僅語、數、英的主課成績在年級是中上水平，史、地、生的副科成績也具備年級前五的實力。

虞方伯很喜歡生物課，他現在還記得初中的生物老師姓宋，是個女老師，很善于啟發大家展開思考。

有一次，宋老師在生物課上提了個問題：藤蔓類的種子萌發后，為什么幼苗先是向上，然后又匍匐著長，最后遇到可以攀附的物體又向上生長了？她鼓勵大家課后想一想，說這是一個考驗邏輯思維，以及觸類旁通能力的時候，下堂課會公布答案。別的同學下課之后都沒怎么花心思去想這個問題，虞方伯卻一有功夫就會琢磨。

一周之后的生物課，老師問有同學想到答案了嗎？同學們面面相覷，虞方伯忐忑地舉起手，站起來聲音發顫地說：“我能想到的是，植物的莖雖然細小，但也有貼地的一側和離地的一側。莖里面的植物激素會不會受重力影響，濃度在貼地的一側會比較高，這樣就會導致貼地的一側長得比較快，遇到可以攀附的物體自然就攀了上去。”虞方伯至今記得當時教室里很安靜，自己不確定回答得是否正確，就朝宋老師看去。老師的表情很欣慰，還有一點訝然，隨后對同學們說，都聽清楚了嗎，還讓大家為他鼓掌。

自那之后，虞方伯更加喜歡上了生物這門學科，到高中文理分班時，幾個老師讓他選文科。“不過，那時候大家覺得理科念不好的才會選文科，我也是這么認為，所以還是選了理科。”虞方伯笑著回憶。

“高考填志愿時，我爸一眼就相中了南京農業大學，理由很簡單，他認為學農業、干農業讓人踏實，而且這所學校的口碑又好。至于學什么專業，他尊重我，讓我自己選。我最后就選擇了微生物學。”高考揭榜后，虞方伯不負眾望，以本省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南京農業大學。

1998年9月，虞方伯走進底蘊深厚的南農大，徜徉在生物學的海洋。在大學校園，他是出名的用功，也愛動腦筋，舍友對他有著幾乎一致的印象，“早上六點，揣著本英語詞典就出去背了。”除了吃飯、睡覺，教室和圖書館是他待得最久的地方。整個大學時期，虞方伯不停在思考，這其中他認為生命的起源是最令人著迷的科學問題。

問虞方伯為何對一個專業如此“長情”？他坦言，最重要的動力是因為他求學之路上遇到了幾位好老師，比如像教《普通生物學》的“徐奶奶”，和藹又包容；引他走上科學研究道路的恩師王教授，低調而睿智；還有讓他有機會接觸基層、學以致用的李教授等恩師，“能夠碰到好的老師是非常幸運的，他們深深地影響了我。”

常言道，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好的老師很重要，但個人的努力同樣重要。”虞方伯深有體會，“要想在一個專業或行業干下去并有所成就，興趣和堅持不可少。只有自己干出趣味了，興趣才能夠持續，持續了才有可能堅持，堅持了才有可能成功。”

微生物看不見摸不著

我們為什么要關心它們

虞方伯現在是浙江農林大學教授，在十幾年的一線教學生涯中，讓他感觸最深的是，對大多數新生來說，入學之初，最重要的不是向他們講述一節多么成功的公開課，而是先要花一定的時間和精力向新生們普及常識。

開學第一節課后，他經常給同學們推薦一本書，《我們只有10％是人類：認識主宰你健康與快樂的90％微生物》，作者是英國人阿蘭娜·科倫。“很多學生讀完這本書都會驚訝地發現，我們的身體不僅是由肌肉和骨頭組成的，還有細菌、真菌和其他微生物。這些微生物會影響我們的體重、免疫系統、精神健康，甚至是將來對伴侶的選擇。而且，這些微生物甚至也是了解肥胖癥、孤獨癥、精神疾病、過敏、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癌癥等現代疾病的新門徑。”

虞方伯說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處，科倫以進化生物學為基礎，研究微生物與人類具體而微的共生關系，“我們體表和體內的微生物有好壞之分，但絕大多數是對人體有益的。身體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例如抗生素雖然可以救命，但濫用抗生素卻會殺死有益微生物；現代人高脂、高糖的飲食習慣會令體內的‘肥胖微生物’和‘纖瘦微生物’比例失調，進而引發腸道疾病，增加炎癥概率……這些看不見的‘小不點兒’們發揮著很大作用。另外，人們還可以培養、改善體內的微生物。”讓虞方伯欣慰的是，每當大家在課堂上討論跟自己息息相關的問題時，氣氛就會十分熱烈，“以身邊的例子相互交流體會，學生們都會喜歡上微生物課。”

邊教學邊思考，分享科普知識能否創造公共價值？結合自己的科研動態，虞方伯開始在公眾號上向大眾介紹微生物的相關知識，沒想到連續幾篇科普文章都成為爆款。比如介紹制曲釀酒的，揭秘白念珠菌的，這也使他更加堅定了信心。他發現，把科學貼近大家的生活，能更有效地普及微生物學，激發大家的興趣。

談及《我的朋友叫微生物》的創作動力，虞方伯坦言是源自一次課堂提問。2019年，他在浙江農林大學講授《環境微生物學》時，一名學生問道：“微生物看不見摸不著，我們為什么要關心它們？”這個問題令他意識到，科學教育需要突破實驗室的藩籬，將微觀世界與人類生活的宏觀聯結具象化。另外，他讀過不少微生物的科普讀物，但多是講微生物與疾病的，比如艾滋病、禽流感和黑死病等，“我覺得視野不夠開闊，不利于讀者對微生物形成全面的印象，甚至會留下刻板印象，認為微生物是詭秘且不好的。我希望在確保科學性的同時，能寫出很好地兼顧了可讀性，并與日常生活聯系緊密，易于理解的科普讀物。”此后，他耗時五年，以女兒與同學的成長故事為藍本，構建了一個充滿煙火氣的科普小宇宙。

這是一本科普書

也是一本有溫度、有愛的書

在自然界中，個體微小、種類繁多的微生物的功能和作用十分重要。不僅人們的日常生活離不開這些“小不點兒”，物種起源和諸多生命科學奧秘的解答，也與它們緊密相關。為了更好地向讀者呈現“小不點兒”的精彩世界，這本書以寓教于樂、內容硬核的輕快形式，將諸多微生物學的重要知識融入故事，令讀者感受到微生物世界的豐富多彩，感悟人與微生物、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

說到《我的朋友叫微生物》有什么創作密碼和自己的思考，虞方伯告訴記者，他在構思上采用了三大敘事策略：首先是用場景化教學將實驗室數據轉化為生活場景，比如通過清涼鎮森林降溫現象，解釋植物蒸騰作用與微生物參與的碳循環；其次是注重擬人化隱喻，比如描述龍鳳檀種子在熱帶雨林中的生存競賽時，將其編織成一則生態寓言；第三是建立生物學、歷史學甚至古典文學的跨學科對話，比如從《周易》的“天地定位”引申至微生物生態位理論等等，展現科學與傳統文化的共鳴。

該書的責任編輯、作家出版社的田小爽告訴記者，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以小說形式展開，通過主人公三元與朋友們的故事，將知識轉化為可感知的生活經驗。作為深耕微生物降解領域的學者，虞方伯在書中植入前沿科研成果的同時，還掌握了科學精確性與文學化敘事張力的平衡術，比如書中以《盜墓筆記》為引，展現國內外微生物文物修復團隊實踐；通過描述深海熱泉與極地冰川中的嗜極菌，呼應其關于“微生物多樣性支撐地球生命網絡”的學術觀點。

如何讓科學成為一場形式輕快的文字游戲？虞方伯透露，這種“輕快”背后是嚴謹的設計。他完成初稿后，因為術語過多顯得艱澀，經七次修改，才形成“每千字植入一個知識點，每章節包含一個生活案例”的節奏，力爭易讀好讀。

作為一個父親，虞方伯深諳青少年閱讀心理，他在語言風格上大膽創新，以幽默的對話消解知識的壁壘。在敘事上，通過層層推理，模仿偵探小說結構。而在描述微生物代謝時，不乏諸如“它們將陽光釀成糖，把死亡化為新生”一類的詩化語言，令科學與詩意并存。

在虞方伯看來，這本書里還埋藏著一個終極命題，就是重構人類與微生物的倫理關系，傳遞共生哲學、循環理念，以及對微觀生命和自然的敬畏。在杭州新書分享會上，一名小讀者提問：“如果微生物會說話，它們想對人類說什么？”虞方伯說：“它們會說——請停止將我們分為‘有益’和‘有害’，因為生態系統的平衡，從來不由單一物種定義。”

寫這本書的過程，虞方伯用“充實”來形容，“之前我也出過幾本書，有農業技術應用方面的通識課教材，也有微生物的科普書。但是，從未像這本書似的，傾注過如此多的心血和期許。剛過去的這兩年，從未如此充實過。我參加工作十六年，頭一回暑假和寒假都在杭州度過，都是用心在寫作。現在回想這個過程，滿是開心和美好。我想這是一本科普書，也是一本有溫度的書，一本有愛的書。”

當一個人下決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已經克服了一半的困難

沒有經費支持，能夠堅持這么多年科普，并做得有滋有味，除了情懷的支撐，虞方伯最高興的是激發了青少年對微生物的興趣。

虞方伯最近收到不少來自學校、青少年科教中心等機構的分享邀請，更令他振奮的是，在分享中他倡議的“家庭科學實驗”，比如如何培養酸奶乳酸菌，引發了親子實踐的熱情。

有一次，剛上小學的女兒問虞方伯，知道我對微生物的哪個特點最有興趣嗎？原來，女兒是在和好朋友討論書里寫的微生物特點。

為當好女兒興趣的引路人，虞方伯不放過每個循循善誘的機會。“在知道微生物‘易變異’之前，首先要知道微生物的另一個特點是‘繁殖快’。微生物的‘易變異’對于人類而言是好是壞呢？正反兩方面都有。比如青霉素剛問世的時候，價格和黃金比只高不低。之所以會如此昂貴，因為當時青霉素的產量很低，一毫升的發酵液中只有二十個單位。而隨著科學家們的定向篩選，高產青霉素的變異菌株被不斷分離出來。如今，每毫升發酵液中所含的青霉素單位已達到六位數水平，極大地滿足了臨床上的使用需求。新的問題隨之而來了。在人類進步的同時，微生物也沒閑著。隨著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具備耐藥性的細菌越來越多，耐受能力也越來越強，人類和微生物的‘軍備競賽’就這樣無聲無息地上演著。終究誰會贏？現在還說不好。”

虞方伯希望有更多科普的種子種到讀者心里。“半輩子就干了這一件事。當一個人下決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就已經克服了一半的困難。背后的堅持源于興趣為師、努力為槳、夢想為帆。”對孩子們，虞方伯經常說，“青少年時期的你們正處于人生中的第一個黃金階段，可塑性、學習能力和想象力等都很強，不要蹉跎了。至于以后讀什么專業，找什么工作，現在不要去想，一切皆有可能。等你對自己更加了解了，再做決定。如果一個人的興趣和所從事的工作相匹配，那絕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而且，有了幸福的加持，一定會事半功倍。”

虞方伯認為自己完成了一本最好的微生物科普書，但他的野心不止于此。他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平臺發起“微生物世界探索計劃”，推動中小學建立微生物觀察實驗室。“我希望孩子們不僅記住知識點，更能培養‘微觀想象力’——那種透過表象看見微生命的能力。”

愛因斯坦有句名言：“所有偉大的科學，都始于詩性的直覺。”在虞方伯看來，用科學家的精確與文學家的浪漫，能夠在微生物的宇宙中架起一座橋梁。在這座橋梁上，孩子們蹦跳著發現生命的奇跡，成年人可以駐足反思文明的局限。

當被問及下一步計劃時，虞方伯望向窗外的竹林，目光篤定，“我想寫一本關于土壤微生物的小說。畢竟，每一粒泥土中，都藏著一個比星空更浩瀚的世界。”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李喆

供圖/虞方伯

編輯/張嘉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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