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閻焱

一、筑聲劍影樓：燕趙大地之子的抱負

1907年夏，在永平府中學讀書的李大釗即將畢業，秋后便可升入直隸省高等學堂。憑借其優異學業，這次升學即使不能成就他日后順達的仕途，至少也是一條修身齊家的路徑。因此，他所在班除5人留校重讀外，其他全部升入高等學堂。然而，李大釗卻在這個暑假出人意料地中斷了學業，作出了與眾不同的選擇。究其原因，正是他立志救國救民的初心，誠如他后來在《獄中自述》所言：“釗感于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

清末的天津是中國洋務運動的重鎮，也是戊戌維新思潮的發源地之一。擔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的嚴復曾在天津《直報》上發表影響頗大的《原強》《救亡決論》《論世變之亟》等文章，在《國聞報》上連載了轟動一時的《天演論》。1907年暑假，即將18歲的李大釗為“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赴天津求學。據他在《獄中自述》中描述：“其時有三種學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軍醫學校；一系長蘆銀行專修所；一系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軍醫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銀行專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財致個人之富，亦殊違我意。”“故皆決然棄之，而入政法。”

雖棄學醫、財而不愿致個人之富，但他當時的經濟狀況卻已捉襟見肘、極其窘迫。李大釗家境特殊，出生前七個月父親李任榮病逝，一歲四個月時母親又猝然離世。他在《獄中自述》坦言：“襁褓之中即失怙恃，既無弟兄，又鮮姊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教養成人。”為此，蒙師單子鰲特意為他取名“耆年”、字“壽昌”，希望他能避開父母早逝命運而長壽。也因此，1899年，72歲的祖父李如珍擔憂自己的垂老和孫兒的年幼，便讓10歲的李大釗同大他6歲的趙紉蘭結了婚。李大釗在津考學時，祖父剛剛辭世，家中財產幾乎耗盡。而就讀法政學堂的費用卻又不菲，每年至少需要120元以上。于是，剛剛在天津歷經長達20個小時囊括國文、史論、經義、外語、算學嚴格考試而終于考取的李大釗，卻不得不面臨放棄學業的極端困境。在此情況下，幸得妻子趙紉蘭想方設法典當挪借，才使他免于輟學，終于能夠在1907年的9月2日開始了長達6年的法政學習生活。

◆北洋法政專門學堂舊址。

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后改名北洋法政學堂、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是國內第一所比較正規的法政專門學校，李大釗在這里所度過的是他在學識上奠定基礎的6年，也是他在正規學校學習時間最長的6年。李大釗不僅刻苦努力，而且勤于思考，學習成績非常突出，與其他兩位同學被大家并稱為“北洋三杰”。

進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后，李大釗改名“耆年”為“釗”，以勉勵自己不懈努力；改字“壽昌”為“守常”；又將自己的學齋命名為“筑聲劍影樓”。“筑聲”，典出戰國時燕國義士高漸離，在易水河畔以擊筑發出的悲壯之聲為前往刺殺秦王的荊軻壯行，后高漸離自己也因以筑擊殺秦王未果而死。“劍影”，則象征壯士荊軻刺殺秦王的匕刃之光。身為燕趙大地之子，李大釗時時警示自己，即使身處書齋，也當擊出筑聲、舞出劍影，以這方厚土曾經飛揚的慷慨悲歌，作為抗爭外侮與內患、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的壯行之歌，為日后建功報國積蓄本領。就在這樣的激烈壯懷之中，李大釗利用課余時間陸續寫就了“筑聲劍影樓題叢”“筑聲劍影樓剩稿”“筑聲劍影樓詩”等一批詩文。對于他的詩文，同學們評價甚高：“其文之豪放，感慨淋漓”，“悲歌激昂，摧山岳而震鯤鵬”。

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既是清末立憲運動的中心之一，也是辛亥革命中北方的一個重要策源地。辛亥革命在北方最著名的直接行動是灤州起義，而這次起義的重要發動者就是該校的史地教師白雅雨。白雅雨學識淵博，待人熱情誠懇，每慷慨陳詞，“歌荊軻易水之歌，其聲郁抑蒼涼，聽者皆涕泣相向”。然而，由于起義失敗，白雅雨壯烈犧牲。在辛亥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對李大釗影響最直接的便是此次起義，他曾在《旅行日記》一文中這樣寫道：“天將破曉，過雷莊，猛憶此為辛亥灤州革命軍失敗之地，白雅雨先生，王金銘、施從云二隊官及其他諸烈士均于此地就義焉。”

◆1913年，李大釗（二排左起第四人）與同學合影。

1913年7月，李大釗從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6年寒窗相當不易，正如他在《獄中自述》所言：“釗在該校肄業六年，均系自費。我家貧，只有薄田數十畝，學費所需，皆內人辛苦經營，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所以，他的畢業對個人和家庭都是一件大事。當時他顯然已經具備求官謀職的條件：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本來就是培養新式官吏的場所，他在同屆畢業生中又是一位佼佼者，更何況他的學問與才華早已引起當時政界人物湯化龍、孫洪伊的重視。可以看出，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榮華富貴，李大釗都是應屆畢業生中最容易接近和實現所謂“成功”的第一人，前途看似一片光明。然而，他放棄了這一捷徑，轉而赴日本學習政治經濟學。

1913年冬，在友人資助下，李大釗登上了出國留學的輪船，他曾這樣表述當時的心情：“落日狂濤，一碧萬頃，過黃海，追尋甲午復師之陳跡，渺不可睹。但聞怒潮哀咽，海水東流，若有殉國亡靈凄凄埋恨于其間者。”就在前不久，他于11月1日寫了出國前最后一篇文章《游碣石山雜記》，在記敘一樁親睹日人殺我同胞的慘案后寫道：“愿中華健兒勿忘此彌天之恥辱”，“所與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足見愛國情懷無時不激蕩于胸間。正因如此，他在早稻田大學留學期間積極投身愛國運動，受全體留日學生之托撰寫了著名的《警告全國父老書》；深刻思考救國救民之路，寫作了被譽為“五四以前革命民主主義宣言書”的名篇《青春》；在日本著名社會主義者安部磯雄影響下，大量閱讀相關學術著作，為日后接受馬克思主義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二、刊文《言治》：熱情推介十月革命

“今日是1919年的新紀元，現在的時代又是人類生活中的新紀元”。1919年元旦，李大釗以這樣的文字為即將出刊的《每周評論》第3號撰寫著社論《新紀元》。文章旗幟鮮明地宣傳著馬克思主義：“從今以后，生產制度起一種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那些少數掠奪勞工剩余的強盜，都該匿跡銷聲了”！同時，也在熱烈歌頌著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在這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線”，“我們應該趁著這一線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就這樣，30歲的李大釗探尋到歷史發展的質的變化，堅信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即將到來，在中國高高擎起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時代大旗。

就在撰寫《新紀元》的半年前，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8年7月1日出版的《言治》上，刊發了李大釗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較觀》，這是他關于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論文。

《言治》創刊于1913年，當時，李大釗尚未畢業，擔任學校的北洋法政學會編輯部部長，負責《言治》的編輯工作。他不僅在創刊號刊發了自己最為崇敬的恩師白雅雨的事跡和傳略，更以濃烈的家國情懷發表了針砭時弊的《大哀篇》。文章猛烈抨擊當時假共和、真專制、民權旁落的黑暗政治，大哀“吾民之失所”：“農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離散，煢焉不得共其居。刀兵水火，天災乘之，大禍臨之，蕩析離居，轉死溝洫，尸骸暴露，餓殍橫野。”怒斥當道的軍閥與官僚：“試觀此輩，華衣美食，日搖曳于街衢，酒地花天，以資其結納揮霍者，果誰之脂膏耶？此輩蠅營狗茍，坐擁千金，以供其購買選票者，又果誰之血髓耶？歸而猶紿吾蠢百姓曰：‘吾為爾代表也，吾為爾解痛苦也。’然，此輩肥，而吾民瘠矣。”此后，李大釗在《言治》共發表文章33篇，抒發愛國情懷，評論國家政治，介紹各國制度，書寫名人傳記。

《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則是李大釗自日本留學歸國、進入北京大學后在《言治》上發表的最為著名、影響最為深遠的一篇文章。在這里，李大釗對十月革命的性質和意義有了較為深刻而準確的認識與把握，提出了一個為后來很多進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所接受的重要觀點：“法蘭西之革命是18世紀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國家主義上之革命”；“俄羅斯之革命是20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他進而剖析：“俄羅斯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20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為此，他預言：“20世紀初葉以后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于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呼喚國人“翹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而在中國第一個如此熱情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就是李大釗。經過多年的探索與追求，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并以馬克思主義觀察世界和中國，從而實現了由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根本轉變，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

三、秘密奔波滬津間：永遠的共產黨人

《李大釗全集》收入了李大釗寫于1924年1月2日的一封信：“溥泉、精衛先生：京、津代表經已選出。京為張國燾、譚克敏、許寶駒。津為韓麟符、于方舟，余一人不記其名。擬于4日離京，5日由津起程赴滬。特聞。弟李大釗。2日。”這其實是一份向國民黨改組委員會報送的京、津兩地參加國民黨一大代表的名單。溥泉，即張繼；精衛，即汪精衛。李大釗之所以寫信給張繼和汪精衛，與兩個月前孫中山的一份密電有關：“事務所諸同志鑒：已委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季陶、李大釗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請孫伯蘭密電北京李大釗即來滬會商。孫文。皓。”孫中山于1923年10月19日致電國民黨上海事務所，委派李大釗為國民黨5名改組委員之一，并要求密電李大釗速赴上海。

孫伯蘭即孫洪伊，之所以請孫密電李大釗，因為他是天津人且為立憲運動的領袖，而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時，也曾積極參與立憲運動的請愿，同孫交誼頗深。據孫伯蘭之孫孫槐生的文章介紹，1913年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后，就是孫伯蘭和湯化龍共同資助他前往日本留學的。1917年9月11日，孫中山任命孫伯蘭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內政總長，11月5日又任命孫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駐滬全權代表。1923年2月28日，孫中山特派孫伯蘭為辦理和平統一事宜全權代表，10月19日又請他密電李大釗赴滬商討國民黨改組事宜。李大釗秘密前往上海的時候，北京大學注冊部于10月25日發出一則布告：“李大釗先生因事請假兩星期，所授功課，假滿時補授。”

在上海，李大釗得知10月25日廣州已舉行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討論改組國民黨的重要性和改組計劃，孫中山特派廖仲愷等9人為臨時中央執委，李大釗、汪精衛等5人為候補執委。3天后，這個臨時執委會便以每周兩次會議的效率開始工作，并于11月公布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和黨綱、黨章草案。李大釗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同樣在上海，李大釗于11月24日和25日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屆一中全會。全會通過的《國民運動進行計劃決議案》提出，全體共產黨員要把擴大國民黨在各地的組織并“矯正其政治觀念”作為首要工作。12月9日，李大釗在上海出席廖仲凱主持的以國民黨改組為主題的國民黨中央干部會議第十次會議。會后，李大釗于12月中旬返回北京，主持召開共產黨員大會，選舉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代表。

然而，北京的代表選舉進程十分曲折。當李大釗在北京共產黨員大會上報告自己已由孫中山指定為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代表時，竟接連遭到一系列嚴厲的詰責與質問：“作為中共一位著名的領袖，卻要參加國民黨的大會，你究竟站在哪個黨的立場？”“國民黨要你宣誓服從三民主義，忠于國民黨的一切決議和命令，你怎么辦？”“要去就以個人身份去，不必再以中共黨員的名義了！”聽到這樣的指責，李大釗十分罕見地發火了：“不再視我為同志，我很氣憤！”遂當即退場，又被張國燾等人勸回。于是，李大釗擲地有聲地說：“至于我個人，是人所共知的共產黨人，是永遠的共產黨人！”可謂字字鏗鏘，光明磊落。

冒著生命危險，不顧百般勞累，勤勤懇懇為黨工作，李大釗卻遭遇如此誤解與委屈。然而李大釗依然在北京會議結束后趕到天津，借回母校參加校慶之機，秘密召開黨員會議。據《中國共產黨天津志》記載：1923年“12月下旬，為盡快建立中共天津地方組織，李大釗在天津法政專門學校18周年校慶之時，特意趕到天津，親自指導黨組織的籌建工作。這期間，李大釗還在法政專門學校秘密主持召開推選直隸省國民黨一大代表的會議”。按大會規定，出席大會的地方代表國內每省市為6名，其中3名為孫中山指定，此次直隸所選3名代表于方舟、韓麟符、陳鏡湖全部為共產黨員，由孫中山指派的3名代表中，于樹德、李永聲（錫九）也為共產黨員。京津地區參加國民黨一大的共產黨員，均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李大釗、于樹德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張國燾、于方舟、韓麟符當選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在天津母校召開的秘密會議為中共天津地方組織的建立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國民黨一大召開期間李大釗又對天津建黨工作做了具體部署。對此，李大釗之孫李建生曾于2016年12月20日在《天津日報》發表文章說：“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五人主席團成員之一。大會結束后，他指示于方舟、江浩、李錫九等人，返回天津籌建天津地方黨組織。同年9月，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于方舟任委員長，江浩任組織部主任，李錫九任宣傳部主任。從此，天津人民的革命斗爭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從廣州回到天津的于方舟、江浩、李錫九在李大釗的具體指導下，在一年內相繼建立了國民黨直隸省臨時黨部、國民黨天津市黨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天津地方委員會、中國共產黨天津地方委員會，共產黨員鄧穎超、安幸生、盧紹亭（廉益民）、李培良、張兆豐、江韻清、辛璞田、江震寰等均在其中擔任重要職務，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區委的領導下，迎來了大革命運動的高潮。

四、積極策應北伐的密信與密函

1926年7月，一位學生模樣的信使步入剛剛落成三年的天津國民飯店，他要將李大釗的一封密信轉交給入住這里的客人。

數日前，原在國民軍征戰、因兵敗河南而失散到北京的陜西青年馬文彥住進了“陜西朝邑會館”。一天黃昏，馬文彥在不經意間遇到了自己的老鄉和戰友——陜西旅京學生領袖、曾在國民軍組織學生隊的共產黨員劉天章。馬被帶到李大釗的秘密住所，經俄語測試合格后，不明所以的馬文彥被留了下來。李大釗寫了一封信，叮囑他帶給住在天津法租界國民飯店的原春雨先生。然而，當馬文彥來到天津國民飯店時，才發現這個神秘的“原春雨”乃是一位大人物的化名。這個大人物便是自己家鄉最著名的革命前輩于右任。

在李大釗的悉心安排下，馬文彥作為翻譯陪同于右任轉道上海，星夜兼程趕往蘇聯，敦請馮玉祥急速回國參加北伐。正在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蔡和森以書信向李大釗報告此事時這樣寫道：“于髯在此與馬二接頭結果頗佳”。“于髯”即于右任。“馬二”當指馮玉祥。從“原春雨”到“于髯”，再到“馬二先生”，一系列的化名和隱語，可見當時環境之險惡，以致平素溫文爾雅的李大釗都配備了原天津《河北日報》記者、后為中共順直省委軍委書記張兆豐送給他的防身手槍。

◆“三一八”運動中請愿群眾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與武裝軍警對峙的情景。

不過，即使在如此艱險惡劣的環境中，李大釗也依然為崇高的理想而從事地下工作，充分體現著一名共產黨人的革命意志和斗爭精神。1926年3月19日，“三一八”慘案的第二天，段祺瑞政府便發布通緝令，稱李大釗等人“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并且“潛赴各省區，迭有陰謀發見”，導致“國家秩序，岌岌可危”，責令“嚴重查究，以杜亂源”，“并著京外，一體嚴拿，盡法懲辦”。同樣在3月19日，直、魯、奉軍閥組成的“討赤聯軍”12萬人，開始自河南分三路北上圍擊國民軍。于是，同樣在3月19日，置個人安危于不顧的李大釗主持北方國民黨領導人會議，并在會上指出：“當前的任務就是幫助國民軍保存有生力量”，建議國民軍“4月以前，至遲4月中旬以前，國民軍應退出北京，撤到南口山口，在那里加緊修筑防御工事”。國民軍接受了李大釗的建議，第二天即3月20日便開始部署撤退。以致3月24日國民軍一夜之間撤出天津后，奉軍張作霖對事態的轉變之快備感驚疑，認為肯定是國民軍的計謀，在整整7天里一直觀望、分析，結果喪失了追擊的時間，使國民軍登上專門列車開往西部山區。隨后，李大釗率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地委及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由翠花胡同8號遷至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的原俄國兵營內。兵營內設有庚子賠款委員會、中東鐵路辦事處、遠東銀行等機構，國民黨人徐謙、李石曾、顧孟余等均為庚子賠款委員會的委員，具有合法身份，便于開展工作。馬文彥就是在這里接受送往天津的密信。

李大釗在請于右任親赴蘇聯敦請馮玉祥及早回國統率部隊的同時，還三次發電報催促，并為馮制訂了“進軍西北，解圍西安，出兵潼關，策應北伐”的軍事戰略。9月17日，馮玉祥由蘇聯返國，在綏遠五原誓師，宣誓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全軍加入國民黨。經一個多月的整編訓練，部隊秩序井然，官兵士氣高漲，然而驅師何往卻大計難定。這時，李大釗派曾曉淵送來密函，密函寫道：“奉魯孫三方的兵力如下：（一）保定一帶有兵五萬，后方為萬福麟。（二）五原之兵，現調北京。有騎兵四旅、步兵一旅，山西接防。包頭五原，有兩步兵師，一騎兵師。（三）張家口有兩旅。（四）北京有兵一萬五千。總計奉軍關內兵力，約有十萬。至直、魯軍在南京浦口者有一萬五千人。在泰安徐州者有九萬人，尚有兩騎兵旅。天津青島亦有若干。孫軍分二部，總共三萬五千人乃至四萬人。安徽有三萬人以上。奉軍作戰計劃，將出兵河南。建議出長安會師鄭州。”

馮玉祥接密函后，當即召集高級將領會議，一致決定采用李大釗的戰略計劃，后來果然按李大釗的“路線圖”，1926年11月28日解圍西安，1927年春出兵潼關，5月26日大敗奉軍，占領洛陽，5月底同北伐軍會師鄭州。

五、迎戰白色恐怖：設于“大帥府”中的秘密支部

那么，在肅殺險峻的白色恐怖中，身為北京大學的一名教授，李大釗如何能夠獲得來自北洋軍閥如此多且準確的情報？

在后來被敵人搜獲的文件中，可以發現“白芳渠”這樣一個化名。實際上，“白芳渠”既是“北方區”的諧音，也是北方區委的代號，在那些人員被迫大量轉移、經費沒有任何保障的日子里，李大釗就靠這個代號堅持傳遞工作計劃和各種情報。

◆李大釗

他的情報人員甚至潛入張作霖的大帥府，成為“張大帥”的親隨秘書。此人來自天津，姓董名恩崇字季皋，長李大釗6歲，1883年出生于天津一個長蘆鹽商巨富之家，是天津早期中共黨員安幸生的岳父。安幸生曾在五四運動中與同校同學于方舟組織天津新生社和天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他負責工運，為天津總工會首任主席。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李大釗被害，安幸生奉調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長。當時黨的機關就設在董恩崇家。巧的是董的三哥董恩祥恰為安幸生的中學國文老師，而安又是品學兼優的高材生，董遂促成女兒董恂如與安幸生結為夫婦。

董恩崇1926年經其女兒的同學、時任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長的陳喬年介紹入黨。董寫得一手極好的毛筆字，頗受張作霖賞識，張的一切書簡幾乎都由其抄寫。張作霖豐澤園內的簽押房是里外間，董就在外間辦公，同張的簽押房只隔了一層鏤花板壁。因為有著如此便利的條件，他不僅負責黨的情報工作和交通工作，更身負軍運任務。到1927年初，在大帥府中建立了一個中共地下黨支部，支部書記就是董恩崇。當帥府支部得悉張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釗時，董曾苦勸李大釗盡快離開北京，但大釗同志直至犧牲仍在堅持斗爭。李大釗被害半年后，董恩崇連同女婿安幸生也都犧牲于張作霖的槍口之下。那時，安幸生新婚才33天。

對于這位潛伏張府、秘密斗爭的革命英烈，編印于1929年的《犧牲》一書有述：“董君名恩崇，季皋其字也，原籍浙江。其先大父為長蘆鹽商，遂入籍天津。董君系富商子，秉性聰穎。”“歐戰既終，世界思潮日變，董君研究結果，篤信列寧主義，及于民國1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努力工作。張作霖稱大元帥時，設計入元帥府充書記，深入虎穴，欲施博浪之錐。以久未得隙，不果。嗣以董君私寓為北方總機關部，事泄被捕，于16年10月11日在北京被害，嗚呼，慘矣！卒年4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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