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地道上的屋頂堡壘

一、革命的道路，坎坷艱險

劉秉彥1915年3月出生于河北省蠡縣桑園鄉潘營村的一書香門第，祖上出過幾位舉人。其父劉敬弟畢業于北洋大學（天津大學前身）法律系，在縣政府擔任過承審和推事，后不滿政府腐敗，辭職回家成為了家鄉一名鄉紳。劉秉彥由于是家中長子，自幼深受祖父和父親的寵愛，被家庭著重培養，加之天資聰穎，從小學起學習成績就十分優異。到了上中學時，憑借著自己的實力考取了當時保定的名校育德中學。劉秉彥的初中和高中都就讀于保定育德中學，在育德中學讀書時，他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接受了革命思想。

從育德中學畢業后，劉秉彥考入燕京大學（如今的北京大學）數學系。北大自“五四運動”以來，師生都關心時事，有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劉秉彥在北京大學和同學、朋友們創辦了地下刊物《浪花》，宣傳“左聯”的觀點與主張。1935年下半年，北京學生運動的領導，由“學聯”取代。蔣南翔成了學聯的領導人，活動中心由北大轉到清華。劉秉彥也由“左聯”轉到“學聯”他到北京四中、育英中學及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聯系，組織活動搞集會，游行，呼吁南京政府積極抗日。后來因“七七事變”只好暫回故鄉。

血氣方剛的劉秉彥在北大親歷了“一二九”學生運動，親眼所見山河破碎，國難當頭，心中蠢蠢欲動著報國之志。那時他的家鄉也不太平，他家族中的地主、富農們為了保護家中財物，聯合購買了五十多桿槍，雇傭村中三十七位年輕人組成了一個自衛團，此家族武裝由劉秉彥的四祖父劉人敬領導。正在這時，朱占魁組建的“人民自衛隊獨立第一團”（已被共產黨收編）的部隊駐扎到潘營村，準備擴充武裝。劉家家族里的長輩們從來沒和共產黨的部隊有過交集，都十分惶恐，就推舉參加過學生運動和共產黨有過接觸的劉秉彥接待朱占魁。朱占魁見劉秉彥儀表堂堂，談吐不凡，不但對抗戰有獨到見解，家族中還家底豐厚（有擁有一支五十桿多槍的自衛團），就動員他也參加到他的隊伍中來。劉秉彥也正有此意，跑去找四祖父劉人敬談自己的想法，打算把家族的自衛團帶出去抗擊日寇，可他絞盡腦汁談了近半個月，絲毫沒有說服劉人敬。但是自衛團的三十七位年輕人被他說動了，大家紛紛表示不愿意做亡國奴，愿意跟隨他去打日本人。面對四祖父的頑固不化，無計可施的劉秉彥帶著兩位自衛團的年輕人，身上掖了把手槍闖進四祖父家中強行要槍，四祖父一看他來勢洶洶的樣子，嚇得臉色都變了。等劉秉彥掏出手槍，厲聲質問他支持不支持毀家紓難，他連聲說支持，并哆哆嗦嗦地告訴劉秉彥槍藏在堂屋的大柜里。自此，劉秉彥帶著家鄉三十七位年輕人和五十多桿槍的自衛團義無反顧地跟著朱占魁在冀中平原和日本人打起了游擊戰。

朱占魁是冀中十分區首任司令員。冀中十分區管轄的地域西依大清河，東靠牤牛河，南至白洋淀，北至涿縣（今涿州市），覆蓋新城縣（今高碑店市）等多地，處于平津保三角地帶。這個地區自古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更是日寇全面侵華的起始點。可以這樣說，如果冀中戰區是插入敵人心臟的一把利刃，冀中十分區就是這把利刃的刀尖部位。由于十分區所處在這樣一個特殊地位，使其成為抗戰中敵我爭奪最激烈殘酷之地之一。

1942年5至6月間日軍為了消除共產黨冀中軍區對其侵略活動形成的巨大威脅，針對冀中軍區發動了一次空前殘酷和血腥的“大掃蕩”（史稱“五一大掃蕩”），這次掃蕩由日軍華北駐屯軍司令崗村寧次親自指揮，日軍憑借軍事上的機動優勢，采取多路密集的拉網式、梳篦式等戰術對冀中根據地予以摧毀式打擊。

雁翎隊在王家寨伏擊戰中繳獲日寇的戰利品

在1941年11月27日，朱占魁在河北省清苑縣大李各莊被日軍俘虜。1942年夏，朱突然安然無恙地返回解放區。自稱是“日軍于1942年5 月27日將其由北平押往石家莊途中，在保定南郊跳火車逃脫”。當時正值“五一大掃蕩”嚴酷階段，冀中八分區的司令員常德善，在肅寧雪村突圍戰中犧牲了。還被叛徒出賣了他埋葬的地，日軍把常德善烈士的墳刨開，對著遺體一頓亂槍，殘忍地把頭給剁了下來，放進鳥籠子里，掛在河間城門上示眾。直到他的頭顱只剩下一副白骨，才被根據地群眾冒死偷出，將烈士的頭顱和遺體合葬。八分區政委王遠音在這次突圍中腿部受傷，眼看無望沖出日軍的包圍圈，為了不連累戰友，拔槍自殺，以身殉國……在這種高壓的情勢下，冀中軍區傷亡慘重，隊伍中一些人恐懼了、害怕了，有的投入日本人的懷抱，當了叛徒。有的雖說沒出賣同志，但也放下手中的槍不干了，回家了。因此，朱占魁在日本人手中輕易逃脫受到黨內部分干部的質疑，對他采取慎重使用。改換周彪任十分區司令員，帥榮為政委，劉秉彥擔任十分區參謀長。

到了1942年7月，鑒于第十軍分區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司令員周彪，政委帥榮帶領分區機關和所屬人馬，被迫隨主力部隊轉移到完縣（今順平縣）一帶山區休整。同年7月5日劉秉彥被任命為冀中十分區司令員。一個月后，劉秉彥又收到了中共冀中區黨委書記、冀中軍區政委程子華寫給他的一封信，信中說：“你留下，要團結一批同志回到大清河北。只要你們回去了，別的地方會增強堅持斗爭的信心。”這封信是1942年7月29日發出，8月12日收到的。劉秉彥當時看罷此信心中捉摸：“子華同志為什么給我寫一封信？是提前給我打招呼？還是怕我不愿意留下呢？我想是對我的鼓勵，局勢如此緊張，任務是如此繁重，需要人，不能走，要留下，堅持斗爭。對我自己來說也得到了獨立自主，是難得的鍛煉機會。子華同志正是出于對我的愛護和信任才寫這封信的。”

1955年，劉秉彥被授予少將軍銜時的照片

劉秉彥決定不辜負程子華的這份愛護和信任，毅然留在彌漫著烽火硝煙的十分區，召集人馬輾轉在大清河兩岸繼續與敵斡旋、斗爭。

二、人民的恩情，刻骨銘心

劉秉彥有位警衛員名叫王惠，霸縣馬房鎮人，出身貧苦，只讀完小學。他十五歲就參加八路軍，那時的他還沒發育，人比槍高不了多少，背起槍槍托子在地上拉著走。王惠是家中唯一的兒子，他父母把他視若珍寶，知道他參軍后，父母日夜以淚洗面哭得眼睛都要瞎了。家中唯一的姐姐也因為王惠八路的身份，村民懼怕日本人的殘忍手段到了二十五、六歲（那時女孩子十六、七歲就嫁人了）無人敢娶。王惠二十歲時成為劉秉彥的貼身警衛。劉秉彥十分喜愛王惠，看他聰慧機警卻識字不多，就利用閑暇就教他文化課，還給他講《孫子兵法》里的道、天、地、將、法。令劉秉彥驚喜的是，王惠對他講的知識總能舉一反三，靈活運用，經常在戰斗中表現出驚人的領悟力，交給他的任務都能出色完成。

1942年冬季，寒風凜冽，萬物蕭瑟。日軍又開始了一次拉網式掃蕩，劉秉彥在這種大規模逐村、逐戶、逐屋搜索和圍剿下簡直是毫無退路可言。正當一籌莫展之時，王惠卻鎮定地對劉秉彥說：“劉司令，我把你活埋進我們村外的墳里吧。”這是在冀中軍民在掃蕩中的一項創造，先是老百姓發現敵人來掃蕩時，敵人注意到村邊的秫秸垛的搜索，但不注意墳地。百姓們就在掃蕩前把家中值錢的東西埋進墳里。后來，為了掩護被敵人圍追堵截的八路軍指戰員，就試著把活人放棺材里，虛虛蓋上些土，棺材里放些吃食和一根通到墳外的向日葵稈當通氣口。在這次掃蕩中，劉秉彥在墳里待了整整兩天，等敵人離開后才被刨出來，重新加入隊伍指揮戰斗。據劉秉彥講，他被這樣活埋過兩次。另一次，也是在一次大掃蕩中，劉秉彥又遇險境，情況萬分危急。此時，王惠的姐姐因病剛剛離世，當時敵人還沒有進村，王惠牽上一條牛，偽裝出去拉糞，查看村外沒有敵人拉網，然后就去挖新墳。他把墳挖好，讓劉秉彥躺進他姐姐的棺材里，藏匿到墳里頭。這次王惠還細心地在墳地里按上一個風箱用于換氣，依然用向日葵桿做通氣口。王惠把姐姐在別處匆匆掩埋了，如上次一樣，借助王惠的保護，劉秉彥又逃過一劫。

在日復一日的相處和殘酷戰爭的磨礪下，劉秉彥和王惠的關系已超越的上下級關系，在感情上，早已成為了能同甘共苦，生死與共的親人。

1943年4月，劉秉彥指揮部隊在固安和霸縣勝芳鎮連打兩次勝仗。日偽軍獲悉劉秉彥正親自帶領小股部隊打穿插，尋找機會把劉秉彥帶著一個連用絕對優勢的兵力團團包圍。情急之下，王惠建議往北走突圍。劉秉彥卻采納了當時參謀長的意見決定往南突圍。王惠只好跟著一邊朝南走一邊打，邊打還邊不停建議向北突圍，可劉秉彥依然堅持向南突圍，王惠只得無奈聽從。為了保證劉秉彥安全突圍，他從一名戰士手里要過一挺機關槍，在敵人密集的射擊中把劉秉彥一把按倒，然后帶一個排沖到前頭和敵人展開了殊死搏斗。但終因以寡敵眾，負了重傷，他邊打邊退到劉秉彥跟前，在距離敵人不到十米處趴下用機槍掩護，大聲喊著讓劉秉彥快速轉移。劉秉彥帶著部下沒跑出去多遠，就看到王惠在敵人亂槍中犧牲了，鮮血染紅了他身下的土地。等突圍成功后，劉秉彥發現果然如王惠所言，北面才是敵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

這場戰役讓年僅28歲的劉秉彥痛心疾首，心意難平，幾近精神失常。為自己決斷失誤和王惠的犧牲，他在軍區上下做了三次深刻檢討，每次檢討一提到王惠的犧牲都失聲痛哭，在他心目中早把王惠當成了自己親弟弟。彼時，王惠犧牲在戰場前，他的父母、姐姐都因病去世了。劉秉彥本打算給他們家留下王惠這點血脈，悉心培養，有機會提拔，讓他光耀王家門楣的……

在當時惡劣的生存和戰斗環境下，堅持在冀中抗戰的指戰員都有一個“堡壘戶”。所謂“堡壘戶”是指能為八路軍提供幫助和支持的農戶。這些“堡壘戶”是指戰員們從可信賴的群眾中發展起來的，可以說“堡壘戶”就是八路軍的生死之交。在戰亂年代，冀中老百姓自己過的食不果腹的日子，也攢下幾個雞蛋，幾斤白面，留給八路軍受傷或生病指戰員。毛澤東曾稱贊冀中：其中根本的一條是群眾發動的好。堡壘戶們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干的是農活，卻是頂天立地的戰士，是敢于自愿承擔民族責任的人，是黨賴以生存的根基。

劉秉彥的“堡壘戶”是雄縣米北莊文保元家。文保元的母親，年約五十六、七歲，很是熱情善良。1942年冬，雄縣大旱，文家孩子多，沒飯吃。劉秉彥想法設法弄來幾十斤小米，自己寧可吃黑豆、高粱，也把小米送到文家，解文家燃眉之急。

有次，劉秉彥剛到文保元家，敵人就如影隨形而來，危急時刻，文媽媽急中生智把家中的炕坯掀開，讓劉秉彥藏到炕洞的地道里面去。他剛剛躲進炕洞，敵人就進屋了。他們軟硬兼施妄圖讓文媽媽交出劉秉彥來，但文媽媽對敵人的恐嚇無動于衷，一口咬定說沒看見有人。氣急敗壞的敵人就殘忍的把刺刀刺進文媽媽的乳房，文媽媽強忍劇痛，硬是不說一個字。敵人見文媽媽疼暈了過去，也沒有透露一點消息，屋內里外都搜索一個遍更沒發現任何破綻，只好收兵。劉秉彥涕淚橫流地從炕洞里爬出來后跪在文媽媽面前認她為干娘，并叫來衛生員為昏迷的文媽媽立即施救。后來，劉秉彥在北京從政，把這位有再造之恩的干娘接到北京打算為她養老，怎奈文媽媽已習慣了在農村辛勤勞作，不適應北京的生活，待了幾十天就要求回老家生活了。

是十分區軍民的忠誠和鮮血，讓劉秉彥褪去身上的青澀，逐漸成長強大了起來。他不能讓生存在這片熱土上樸實的人民被侵略者白白踐踏、殘害，他必須成長為一名優秀的指揮員才能讓冀中的百姓不被荼毒、殺戮。他集思廣益，借助人民的智慧靈活運用單打一、挑簾戰、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及“推一顆子彈上膛再拼刺刀”等近戰格斗法抗擊橫行在大平原上的侵略者。走過荊棘,必有坦途。被血與火淬煉成鋼的劉秉彥對敵作戰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仗越打越順。

1945年5月至8月間，劉秉彥按照冀中軍區指示，指揮所屬部隊與友鄰部隊共同發起了文新戰役、子牙河東戰役、大清河北戰役，僅大清河北戰役就進行戰斗70余次，炸毀碉堡410座，斃傷日偽軍1300余人，俘2200余人，繳獲迫擊炮10門，輕重機槍63挺，長短槍近3000支，電臺3部。此后，十分區抗日根據地擴大1000平方公里，從根本上扭轉了冀中十分區的局面，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劉秉彥對不忘曾經與他一起浴血戰斗過的老戰友，老部下以及冀中的父老鄉親們，但凡這些人有事相求，他都分外照顧，這種照顧甚至勝過自己的子女。

劉秉彥在七機部任職時的照片

晚年的劉秉彥每逢從電視、報紙上看到有關貪官貪腐的新聞總是怒不可遏地拍著桌子痛心疾首地說：“當年我進北平參加入城式，是被百姓敲鑼打鼓迎進城的。那天，我看到了北平百姓對解放發自內心的喜悅，他們為士兵遞上手巾，遞上茶，高呼口號，打著標語，那情景讓我們感到空前的驕傲和自豪啊！我們從德勝門，前門，西直門……幾個門同時進城。老百姓爬到坦克上，跳啊、蹦啊、歡呼啊。那么冷的天，毛主席指示參加入城式的部隊一定露營，不要打擾百姓。我們營當時在東單轉角處。東單那兒有個飛機場，我們就在飛機場的邊上露營，多少學生，多少百姓拉我們進屋，我們都不動。我們露營了三天！那時，我們都深知我們和老百姓是魚和水的關系，我們愛護老百姓，老百姓也擁戴我們。這才過去了多少年，國家就出了這么多貪官，動輒幾個億、幾十個億的貪，這些敗類要把國家引向何方？我感到痛心啊！我們可是被被百姓敲鑼打鼓迎進北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