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偉和段奕宏主演的《獵狐行動》于清明檔上映，影片以金屬質感的鏡頭語言和深沉的家國敘事，展現了跨國追捕的震撼與正義的力量，讓觀眾感受到法律的威嚴和人性的溫度。與此同時，影片在情節設計和類型融合上的硬傷，也暴露出商業片模式陳舊、創新不足的問題。

光影下的正義

文｜褚格菲

當鏡頭從中國警方對逃犯的緊張追捕切換到巴黎富人區的奢華盛宴，《獵狐行動》以充滿金屬質感的視覺語言，將一場跨越亞歐大陸的追逃戰役打造成一部震撼人心的影像史詩。這部電影以中國警方“獵狐行動”的真實案例為藍本，通過凌厲的鏡頭風格和深沉的家國敘事，讓觀眾在震撼中深刻感受到：當正義的利劍出鞘，天涯海角不再是罪惡的避風港，而是正義必將抵達的終點。

電影開篇便以極具沖擊力的場景對比，拉開了故事的帷幕。梁朝偉飾演的金融巨鱷戴逸宸在巴黎金融城揮霍無度，而段奕宏扮演的獵狐隊長葉鈞則在跨國追贓的征途中奔波勞碌。兩者的身影在畫面中形成了尖銳的視覺對沖。戴逸宸在巴黎頂尖會所談笑風生，背景是如油畫般迷人的塞納河暮色；而當他逃至下水道時，昏暗的燈光在河水中折射出扭曲的罪惡光譜。與此同時，中國警察跨越千里的追捕之旅也在畫面中鋪展開來：從凱旋門外的激烈槍戰，到巴黎街頭的驚險追車，正邪雙方的碰撞丈量著追逃行動的時空維度。

在歹徒與夏侯云姍飾演的警察郭小佳的天臺追逐戲中，導演巧妙地采用垂直俯拍視角，將縱橫交錯的梯子化作迷宮般的圖案，勾勒出警察在守護資料途中堅毅的身影，與瘋狂追擊的歹徒形成強烈的視覺對比。

影片對光影的極致運用，構建起具有東方美學特征的鏡頭敘事。在圣皮埃爾教堂的推鏡頭中，光影自上而下垂直灑向游走于灰色地帶的基金會主席巴斯蒂安，冷白頂光與教堂肅穆的黑暗交織在一起。而在葉鈞蹲守戴逸宸家門口的段落中，霓虹燈與街巷陰影形成棋盤格般的光區，人物穿行其間時，面部色調隨著環境光源（冷白監控光、暖黃街燈）頻繁切換，生動地體現出警察蹲守犯人時的驚心動魄。在晚餐對峙的戲碼中，影片改變了之前的鋼藍色調與低照度布光，轉而使用暖黃色燈光，讓觀眾在視覺上產生強烈的跳躍感。雙方對峙場景中，雙向側逆光營造出劍拔弩張的氛圍，人物始終處于光區交界處，隱喻著正邪界限的對立性。同時，梁朝偉的鏡頭常采用倫勃朗三角光，強化面部溝壑，眼窩陰影加深了疲憊感，半邊臉隱于陰影之中，與其儒雅表象下的陰鷙形成鮮明張力，暗示其游走在法律邊緣的雙面性。影片中極致的光影劃分，將經濟犯罪的危險性視覺化，展現了人物和物體的質感、立體感和空間感，使得環境特征和場景特點更加層次分明。

影片突破了傳統警匪片的二元對立模式，以人文關懷的筆觸勾勒出立體的人物圖譜。犯罪頭目譚祖輝并非臉譜化的惡人，他在接到親人越洋電話時瞬間流露出的柔軟，暴露出人性在欲望深淵中的掙扎。這種復雜性的刻畫，恰恰反襯出法治精神的必要性——唯有法律才能守住文明的底線。

警察群體的塑造同樣摒棄了刻板印象。獵狐隊長葉鈞與法國警長諾埃用白酒破冰，在法國分離時，葉鈞為諾埃的孩子唱響法語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這些充滿人情味的瞬間，讓警徽下的血肉之軀更顯真實。正是這些有溫度的人性弧光，構建起法律剛性之外的道德磁場，讓正義的實現過程充滿了人性的力量。

片尾滾動播放的真實“獵狐”影像資料，讓觀眾感悟到：從亞洲到歐洲，從中國到世界各地，中國警察的足跡丈量著人類對正義的共同渴望。當烈士郭小佳的遺體回到祖國，其父親聲淚俱下地與她訣別時，鏡頭緩緩升格為航拍下的國旗。此刻，《獵狐行動》已超越警匪類型片的范疇，成為一曲關于國家對違法犯罪嚴正打擊的壯麗賦格。

（作者為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學生）

類型片的困境

文｜宋法剛 李百川

近年來，中國電影市場在主旋律與商業類型片的融合上不斷探索，但《獵狐行動》暴露出這一路徑的深層矛盾，折射出商業片模式陳舊、難以創新的共性問題和痛點。

《獵狐行動》在故事情節上存在諸多硬傷，幾乎貫穿始終。影片試圖以經偵警察跨國追捕金融詐騙犯為核心，卻喪失了“戲劇性”與“真實性”的平衡。反派戴逸宸的落網并非源于警方的縝密布局，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合作伙伴的背叛，關鍵證人的反水更是被簡化為“三言兩語”的勸誘。觀眾對環環相扣的經偵辦案過程抱有極大期待，卻被大量的動作特效與強硬煽情“噎飽”。

更令人困惑的是類型元素的粗暴嫁接。當劇本無力構建經偵題材應有的智力博弈時，便強行植入摩托車追逐、酒店爆破等動作元素，使經偵警察淪為“超級英雄”，徹底背離職業特性，成為扁平的正義符號。這種“為動作而動作”的商業化改造，暴露了創作者對類型片制式的盲目依賴。當犯罪題材無法通過智力博弈吸引觀眾時，便訴諸視覺奇觀，結果既失去了專業劇的深度，又未能達到動作片的爽感。

影片采用多線交叉剪輯技法，試圖營造緊張氛圍，卻因節奏失控導致敘事碎片化。例如在高潮段落，將街頭奔逃、炸彈威脅雙線并置，本可制造戲劇張力，卻因主要人物任務支線動機的缺失顯得虎頭蛇尾。邏輯硬傷比比皆是，太多的機緣巧合都是導演為了嵌套影片情感主題而做的強行設計。比如本來劫持警察的炸彈只是反派的玩笑，女警察一番奔逃后卻淪為渲染影片悲壯氛圍的犧牲品。

導演試圖通過國內外兩場敘事時空塑造來回應“跨國”這一情境元素，卻對其復雜性缺乏認知：法國警方的態度從傲慢到合作的轉變僅用一場拼酒戲完成，司法協作的障礙被簡化為地域文化差異的刻板印象。此前《湄公河行動》中跨國取證的文書細節、《紅海行動》里多國部隊的協同作戰，都證明了專業考據與戲劇張力可以共存。而《獵狐行動》卻將專業領域虛化為背景板。大量視覺奇觀毫無章法地堆砌，加之毫無營養的片尾主題曲，編織出欺騙觀眾的“糖衣謊言”。

《獵狐行動》的失敗，在于敘事方式和價值建構的失效。影片過度強調情節的“爽感”，卻因脫離現實邏輯而適得其反，削弱了觀眾對真實性的信任。

這種差異揭示了藝術化呈現與主題性敘述的深層困境。當故事模式過分依賴“強人敘事”與“技術奇觀”時，便與大眾的日常經驗產生割裂。真正的審美話語應建立在真實性與共情力之上，而非虛假的個人英雄神話。正如學者戴錦華所言：“主旋律電影的成功在于它能否將國家話語轉化為個體命運的故事。”

當《我和我的祖國》用市井煙火重構集體記憶、《覺醒年代》以人性溫度激活歷史敘事時，《獵狐行動》卻將警察塑造成沒有家庭、沒有困惑的正義符號，如此很容易與大眾審美越走越遠。

《獵狐行動》為商業片敲響了警鐘。當市場沉迷于明星效應與類型拼貼時，電影容易淪為資本游戲的道具。未來，類型片若想突破僵局，需在三個層面重構：一是尊重題材專業性，避免將經偵、醫療等職業劇降格為特效片；二是平衡商業性與作者性，在類型框架中注入人性深度；三是重建審美合法性，讓主旋律敘事真正扎根于現實土壤。否則，“獵狐”式的失敗將不僅是某部電影的結局，更是整個類型片生態的宿命。

（作者宋法剛為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教授、副院長，李百川為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2024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