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劇《我的事說來話長》

“失去的 30 年”——自泡沫經濟破滅，“失去”一詞便總是伴隨著日本，如影隨形，從“失去的 10 年”到“失去的 20 年”，現在是“失去的 30 年”。這個語匯也像一面銅鏡，投射了正目送經濟走出高速發展軌道的中國人內心的惶恐。

但只用“失去”能充分“折疊”日本過往 30 年的歷史嗎？

在今天分享的這篇文章中，作者劉檸就試圖摒棄“失去”的思維定勢，以期從更長的歷史脈絡來認識、把握當下的日本。他將明治維新以降近 160 年的日本歷史劃分為帝國時代、資本時代和文化國家時代，雖相當粗線條，卻自有其放寬歷史視界后形成的獨特思考邏輯。而常被不無輕佻地訴諸媒體表達的所謂“失去”的 30 年，其實也正是日本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大幅縮水后，文化產業蓬勃發展的時期。

那么，日本真的“失去”了嗎？向文化國家的轉型是否讓日本擺脫了危機？對這一問題，劉檸也在本文做出了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他的行文中，日本不只是一個投射國人情緒、單純提供“前車之鑒”的他者，而是具有更復雜的語境、其發展軌跡也足夠清晰的鄰國。

摒棄“失去”式思維定勢，宏觀把握日本歷史的發展脈絡

撰文：劉檸

感謝許洋老師的邀請，給我這樣一個機會與大家交流。剛聽了陳言老師和安邦智庫趙至江老師關于日本“失去的 30 年”和“團塊二代”問題的主題分享，受益匪淺。盡管兩位所談的話題對我未必是全新的，卻不失為一次思路的梳理，客觀上也使我的問題意識進一步清晰化。

今天的主要議題是“失去的 30 年”，包括“團塊二代”所面臨的問題，也與“失去的 30 年”有關，所以我想從這個問題切入討論。

所謂“失去的 30 年”，歸根結底，是“泡沫經濟”惹的禍。1989 年 1 月 7 日，裕仁天皇駕崩，漫長的昭和時代終結，日本迎來了平成時代。在翌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當內閣總理大臣小淵惠三手持以楷書揮毫的“平成”二字的臺紙官宣年號時，國民斷然不會想到，這個以漢籍《史記》和《書經》中的出典命名的年代，竟是一個長期蕭條且發生了奧姆真理教慘案和兩場災難性巨震的年景，人們還多半停留在對原典的“內平外成”“地平天成”等意味祥和氛圍的想象中。

平成的開局，似乎也佐證了日人對太平盛世的想象。彼時，日本的人均 GDP 已實現了與美國的“倒掛”；1989 年底，日經股指飆到 38 915 點，得意忘形的券商甚至揚言：“就日本來說，股票市場是不存在萬有引力的。”是年 9 月，京瓷公司會長稻盛和夫從東京飛紐約，在日航班機的頭等艙里邂逅老熟人、索尼公司會長盛田昭夫。二人握手、寒暄，相互坦白了自己的旅行目的（此前都是商業機密）。原來，兩位老板皆是為簽約而來：京瓷公司收購了美國首屈一指的電子零部件制造商埃爾科 （AVX） ，索尼則收購了娛樂業巨頭哥倫比亞電影公司。

那絕對是泡沫期的高光時刻。轉過年，在正月的第一個交易日（1 月 4 日），艾薩克·牛頓爵士的陰魂便登場并主導了日本橋兜町的東京證交所。于是，重力法則復歸：當天，全股暴跌。可任誰都不會想到，這個普通交易日的跌停只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更大的沖擊在后頭。股市的崩盤引發房地產共振，并波及實體經濟。從泡沫破滅后的 1992 年起，連續三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 0.4%、0.5%、0.6%，接近零增長，企業倒閉潮持續了五年，天文級的不良債券則積聚了更長時間，直到 21 世紀初小泉政權時，才在被媒體稱為“經濟改革沙皇”的經財大臣竹中平藏的主導下，逐步剝離，卻也從此落下了“新自由主義”的病根，遺患至今。

這場漫長的經濟蕭條持續了何止一代人！貫穿始終的熱詞有二：一是“通縮”——這個原本并不很通俗的經濟學專業術語，居然成了連超市收銀員都耳熟能詳的語匯；二是“失去”——這與我們今天的主題密切相關，從“失去的 ×× 年”到“失去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在日本的語境中，特指“就業冰河期”世代，大致相當于 1970—1982 年間出生的一代人），不僅折射了日本社會嚴峻的現實，在不知不覺間悄然越境，也成了國人關切的話題，且那種關切代入感之強，很難說是隔岸觀火。特別是自 2021 年 7 月，中國一線城市房地產高臺跳水以來，所謂“日本的昨天=我們的明天（或今天）？”的假設，日益成為一個具有高度現實意味的敏感問題。

在泡沫經濟崩潰的初期，盡管資產大幅縮水，經濟社會遭重創，但日人的失落感還不是很明顯，這一方面是應激反應所致，即肌體的能量在短時間內被調動起來，以緊急應對物理性創傷，但心理上對創傷的反應和“消化” （PTSD） ，卻是滯后的；另一方面，日人覺得挫折只是暫時的、一過性的，增長的機理和原動力猶在，強悍的實體經濟的基礎未被撼動，雄風重振不是夢。所以才有 1991 年初，海灣戰爭爆發后，日本在泡沫破滅、股市和地產均遭腰斬的情況下，還緊急撥款 130 億美元充當戰費，以表達同盟國對盟主美國的支持。至少在那個時點上，日人內心還有種“日本比美國更強大”的篤定感。

1995 年 1 月 17 日凌晨，發生阪神淡路大地震。里氏 7.3 級直下型，致 6 434 人遇難，重創神戶，并波及近畿圈城市。記得當天上午，我在公司的會議室看 NHK 電視新聞，看到直升機航拍的神戶灣的慘狀，內心很沉重，站在我旁邊的日本女同事，邊看邊用手帕拭眼淚。而關西震后的廢墟還未清理干凈，僅兩個月后，關東地區又發生了奧姆真理教事件：3 月 20 日早通勤高峰時段，在教祖麻原彰晃的策劃下，奧姆真理教成員在東京都心部三條地鐵線的五班列車上，施放被用作化學武器的沙林毒氣，致 13 人死亡，6 300 余人受傷，舉世震驚。隨著兩場天災人禍接踵襲來，眼瞅著，經濟社會和世道人心都在動搖，原先彌漫于主流社會的那種篤定感在一點點流失，而失落感不斷加劇。于是，“失去的 10 年”說應運而生。

所謂“失去的 10 年”，是指泡沫經濟崩潰后的 10 年，基本與平成改元后的時段重合，大致相當于 1990 年代。作為對經濟蕭條現狀的一種描述，類似的說法還有“平成蕭條” （平成不況） 和“泡沫蕭條” （バブル不況） ，但均不如“失去”說流行。只消稍做一番語詞考古的功課，便不難發現，“失去”說只是日本媒體對社會現實的一種追溯，其解釋力有限，且多少有“偷懶”之嫌，在我看來，甚至代表了某種智性的怠惰。因語義所限，當“失去”說試圖描述的客觀現實進一步延伸，溢出了當初語詞所定義的時間線時，人們往往傾向于采取順延時間線的“修正主義”策略，以延長流行語的“賞味期”。于是我們看到，到 2010 年，日本的 GDP 被中國超越，世界“老二”的大國地位易手后，有了“失去的 20 年”的說法；及至疫情前后，又出現了“失去的 30 年”說。在此，我們不妨做一個預判：再過四五年，如果日本經濟仍無大起色的話，那么，“失去的 40 年”說是必至的。

歷史是一條無盡流動的長河，分分秒秒都在“失去”——Lost，but so what？可同時，歷史的發展又不是純線性的，上次的“失去”既不等于這次，亦不同于下次，古希臘人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就經濟泡沫崩潰后的一部平成史而言，同樣是經歷了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有不同的特點和文化。其間連政權都發生過不止一次更迭，殊難用“失去”的時長統而言之，歷史不應該被如此機械、被動地定義。

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在《論歷史》一書中，曾專門探討“歷史學和時段”的問題。他主張用短時段取代事件史，其對應的是編年史作者和新聞記者的時間，比較適合傳統的“宣敘調”（“失去的 ×× 年”是典型的新聞記者筆法，也不失為一種宣敘調）。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新的歷史敘事——中時段：它描述局勢、周期，甚至“中周期” （intercycle） ，考察歷史的大段落，“可涵蓋 10 年、25 年乃至康德拉捷夫 （Kondratiev） 的經典周期——50 年”。而在短時段和中時段之上，布羅代爾認為，還有一種“更持久的歷史，用世紀來度量的歷史——長時段甚至是超長時段的歷史”，可用來描述經濟學家所說的長期趨勢或結構。為中國人所津津樂道者，如中世紀、文藝復興，或日本史的中世、近世等，即是長時段或超長時段的概念。

布羅代爾的思想，給我以方法論的啟迪。近年來，我個人傾向于將明治維新以降近 160 年的日本歷史，粗線條地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帝國時代、資本時代和文化國家時代。

日本“團塊二代”現象及其對中國的啟示論壇。

本文作者在論壇上的分享。

從 1868 年 3 月 14 日，年輕的明治天皇睦仁率群臣對神明盟誓，公布《五條誓文》——“一君萬民”的體制就此確立，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裕仁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大日本帝國宣告解體，帝國時代跨越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長達 77 年。在某種意義上，明治維新就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漫長的國家資本主義運動，像極了 19 世紀的“改開”。盡管也受過自由民權運動的洗禮，歷經“國權與民權的變奏”，但毋庸置疑，國權勝出，民權被代表。明治維新第二年，明治政府即打出國是，曰“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重心在“富國強兵”。1889 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日本成為名實俱至的立憲國，不但徹底掙脫了此前被列強加諸于身的不平等條約，而且以西人之道還治西人之身，借此躋身列強俱樂部。接下來在亞洲連續打贏了兩場戰爭，“一戰”后，以戰勝國的名義，成為世界“五強”。帝國時代的日本雖然是新參者，卻是當仁不讓的“優等生”：開疆拓土，攫取海外殖民地；作為宗主國在對外施行暴虐統治的同時，兼營經濟開發和皇民化教育；“二戰”巔峰期海外版圖達 700 萬平方公里，約為其本土的 20 倍……所有這些 KPI 都“不寒磣”。

日本史上最帝國范兒的時代是大正期。我們今天在東京、大阪、京都等一線城市看到的所謂“帝冠樣式”和洋折衷主義風格的建筑，基本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由美國現代主義建筑大師賴特設計的老帝國飯店坐落在東京市中心的日比谷，一箭之遙的丸之內有帝國劇場，頂級的三越百貨在日本橋。“今天帝劇，明日三越”——在帝國劇場觀劇的第二天，來三越購物吧！大正 2 年（1913）三越吳服店的廣告語，折射了東洋最初的消費社會的光影。不過，對頭部資產階級和達官顯貴來說，“今天帝劇，明日三越”的節奏還是略嫌慢了點，充其量算小資。下午在三越百貨購物，傍晚在帝國飯店吃西餐、喝咖啡，晚上去帝劇聽一場音樂會，那才是帝國時代感官生活的天花板。

位于東京丸之內的帝國劇場舊影（于 2025 年 2 月重建）。

然而，所有這一切，都在 1945 年的那個酷暑之日（所謂“日本最漫長的一天”）坍塌。日本用一部近代史，完整演繹了“起高樓，宴賓客，樓塌了”的神話。

接下來，進入資本時代。從 1945 年“終戰”，到 1951 年《舊金山合約》簽署——日本實現國際復歸，用了 6 年時間。其間，在美國主導的對日“民主化、非軍事化”改造之下，最初幾個重要步驟之一——解體財閥得以貫徹、實施，以削弱對經濟的集中化控制來謀求中產社會的形成和做大。于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財閥經過改組，搖身一變為合法上市的股份公司，重新在戰后國民經濟建設的熱潮中扮演了機關車的角色。我們今天在東京市中心，仍可見那些財閥構筑于大正期的精美絕倫的洋館，但多為美術館、博物館、復古摩登的咖啡廳，是普通市民和觀光客可輕松消費、享受片刻閑暇的治愈的公共空間。戰后日本之所以被稱為“企業社會”，與這種由戰前財閥企業主導的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筆者喜愛的攝影家長野重一曾以黑白攝影作品《5 點鐘的上班族》，表現丸之內三菱本館前公司職員下班回家的都市“風景”。日復一日，那成群結隊西裝革履、手拎公事包、面帶凝重表情的“企業戰士”大軍，從地鐵口鉆出來，又像水銀瀉地般地四散流入市中心的寫字樓群，與長野膠片上 65 年前的節奏簡直一模一樣，只是規模更大，氛圍更震撼也更壓抑。

戰后日本，在自民一黨獨大的“ 1955 體制”和由通產省宏觀指導、所謂“護送船隊”模式的加持下，經濟增長神速。1967 年，日本超越當時的西德，成為事實上的世界老二，這一記錄一直保持到 2010 年——被中國超越。由加盟“經團聯”（經濟團體聯合會）的大企業構成的日本財界主流，既創造了“日本第一”的奇跡及規模不遜于本土的龐大海外資產，同時也埋下泡沫經濟的隱患，遂有后來為世人所見證的那慘痛一幕。

接下來的問題在于，資本時代的終結點該劃在哪一年。我傾向于劃在平成改元的 1989 年。理由有三：以昭和 20 年 （1945）為分水嶺，前三分之一弱是帝國時代的余緒，后三分之二強則是資本時代，長達 44 年，符合布羅代爾所定義的中時段，足以考察趨勢和周期——此其一；其二，盡管經濟表面上仍在增長，但導致翌年初開始的多米諾效應的動因悉皆就緒，只待第一張骨牌的倒下——如箭在弦，一觸即發，狀況已不可逆；其三，1989 是世界史意義上的特殊年份。戰后近半個世紀以來，作為“冷戰”橋頭堡的日本，對“歷史終結”（弗朗西斯·福山語）尤為敏感，而隨著平成改元，歷史已翻篇。盡管增長的余勢一直維持到 1994 年，但已無關宏旨，日本踉蹌著步入下行的軌道——1989 年 1 月 8 日，隨著日本史上最冗長也最悲情的昭和期的終結，資本時代也走到了盡頭。

長野重一的攝影作品《5 點鐘的上班族》（1959 年）。

1989 年（平成元年）1 月 9 日至今，是日本的第三階段——跨越平成、令和兩個元號（明仁天皇系因高齡而自主退位，故平成、令和這兩個時期并無明顯的區分），從長度上說，同樣是中時段。我在上面說過，歷史的流動不是純線性的。過去的 36 年，日本也經歷了幾個重大節點和不同的發展時期，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但總的來說，相對于上一個時代（資本時代），這個時代的總體特征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即文化國家。

隨著經濟泡沫的破滅，日本的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大幅縮水，但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卻不斷提升。動輒數十卷煌煌巨制的漫畫長篇及以之為藍本改編的動漫，上百集的大河劇、NHK 晨間劇，不僅在國內奪人眼球，在國際上也產生了輻射效應。且不論別的，吉卜力工作室和新海誠這兩個 IP，就創出多少票房？從無印良品、優衣庫，到便利店、百元店，這些平成期孕育的商業文化，今天已如地苔般覆蓋全土，且早已越境，僅大創（Daiso）這一個品牌，便擁有逾 5 000 家門店。

位于埼玉縣東所澤的角川武藏野美術館，是一個集產、學、研、展、銷于一體的動漫文化基地。

平成是藝術的收獲期，可以說各種藝術門類在這一時期都變得更成熟，形式上更洗練、更精粹，臻至化境，如視覺藝術、J-Pop、設計等，不一而足。特別是設計，日本已進入“設計負責一切”的社會，從日常生活到公共服務，可以說無一處細節沒經過設計。

我個人比較關注日本建筑。因老齡少子化社會的延伸，在泡沫經濟崩潰時，首都圈的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 1/4；經過“失去的 30 年”，最大的變化就是 1/4 變成了 1/3——全國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住在大東京。而且，這個趨勢仍在持續擴大，未來全國一半人口都移居東京，也不無可能。但如此急劇膨脹的東京，卻并不給人以逼仄、壓迫的感覺。相反，在都心和副都心等商業繁華區域及郊外衛星城，有大量的公共空間和綠地，分布于地面、地下和空中。人同樣是置身于鋼混和玻璃幕墻的密林中，卻滿眼綠植，隨處可坐，反而比二三十年前多了幾分從容、閑適和自由感。與此同時，東京像一個巨大的魔獸，始終在膨脹——不但呈水平擴張，也往地下鉆、朝天空生長。昭和期的東京地標，是 332.6 米高的東京塔，而平成期的新地標是天空樹，高 634 米；平成期，東京多了兩條巨深無比的地鐵線：副都心線和大江戶線；東京的天際線被改寫，也是在平成期，甚至在剛剛過去的新冠疫情期，高度再次刷新。而所有這些造城的奇跡和夢幻般的規劃得以完美實現，美輪美奐到全無死角，連公共洗手間的一臺便器、一只水龍頭都能按照統一技術規范嚴格安裝，不能不說是拜發達的建筑業之所賜。

記得多年前，我曾在一篇舊文中說：日本最具國際化水準的產業，不是制造業，也不是動漫、出版業，而是建筑業。這不僅在于日本是普利茲克獎得主最多的國度，大師如云，更在于其高端、可持續性的城市規劃理念，及可將任何嚴苛的建筑設計按圖紙要求嚴絲合縫地付諸兌現的一流建筑施工商。今天，我仍抱持這種看法：日本建筑，是文化國家日本的一張名片，也是令人刮目的硬核成績單。

文化的精致與繁榮促進了旅游業的發展。安倍第二次政權時期，打出了“觀光立國”的方針，將原先的政府觀光局升格為觀光廳，輔以史上最大規模的貨幣寬松政策和外國人簽證緩和政策，疫情前便實現了當初設定的年接待 3000 萬觀光客的目標，疫后則大幅超越，2024 年達 3687 萬人，觀光業確確實實成了日本經濟的支柱產業。毋庸置疑，中國中產是日本文化消費的主力軍。旅游加疫情后期興起的“潤日”潮，大有將東京、大阪、京都的米其林店變成自家在北上廣深的“后廚”之勢。乃至在京都等城市，受制于接待能力的瓶頸，過飽和的狀況使當地人的日常生活受到影響，出現了所謂“觀光公害”（over tourism）的反對輿論。

位列日本 Top 10 的現代美術館——DIC 川村紀念美術館即將永久閉館。圖為 2025 年 3 月 20 日——閉館前 11 天，前往打卡的人流。

2025年3月26日，位于東京都心的創意美術館（CreativeMuseum Tokyo）。圖為排隊等候參觀漫畫繪本作家吉竹伸介個展的觀眾。

日本向文化國家的轉身，絕不僅僅是媒體流行一時的說法或筆者一己的臆測，而是正兒八經的國家戰略轉型，伴隨著各種具體措施及巨額預算，政、官、財并舉，正積聚能量，蓄勢待發。一個明顯的動靜，是文化廳遷移工程。早在 2016（平成 28）年，安倍內閣便做出了遷移的決定，旨在利用千年古都京都的資源優勢，提振傳統文化，并帶動觀光、產業、教育和福祉，力求通過強化“城市·人·工作”的連結來謀求地域創生。原計劃于 2017 年實施，后因疫情而有所滯后。2023（令和 5）年 3 月，作為中央政府省廳之一的文化廳本部，正式從東京都心的霞關遷往京都御所附近的新廳舍，包括文化廳長官都倉俊一在內的近百名官僚，開始在新辦公大樓里行政。

由此亦可看出，資本時代退潮后日本的文化國家化轉型，并非偶然，而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推動，且多少帶一種“官民并舉”的色彩。用我的日本策展人朋友一句半開玩笑的話說：疫后的日本，已進入“一億總職人”時代。玩笑歸玩笑，但文化國家時代將持續下去，這不僅是我個人的“皮膚感覺”，也是當下日本的現實。

位于中目黑的 RESERVE ROASTERY TOKYO，不是一間普通的星巴克，而是一條從咖啡烘焙到面包制作的生產線。每天從早上一開門，直到深夜打烊，不但內部各層和露臺座位統統爆滿，外面永遠有排隊等候入內的客人。

以上，就是我對從明治維新至今，日本近現代史的一個粗線條梳理。帝國時代和資本時代，很容易理解。但恰恰是對肇始于平成的晚近歷史，到底該如何定義，如何描述，其實從學界到媒體，仍莫衷一是，迄無定說。關于這點，似有必要再啰嗦幾句。

我之所以采用“文化國家時代”的描述，其實是受到更早時常見諸日本媒體的另一個說法——“民生國家”的啟發。上個世紀，日本從高增長期到泡沫吹起而未破的時期，經濟如日中天，西方社會四處彌漫著“日本第一”的神話。那種輿論與日本國內的“日本人論”結合，調門之高，立場之保守，幾近意識形態化。但彼時，也有一些嚴肅的政治家和學者在思考日本未來的出路，摸索經濟的“著陸點”，他們提出了兩種戰略：

一是“普通國家”（state power）化，二是“民生國家”（civilian power）化。前者無需多解釋，從 90 年代到 21 世紀之初，中國的輿論對其多有反制。關于后者，他們預判日本即將迎來老齡少子化時代，主張將日本過剩到淤的資本向民生領域傾斜，逐漸變（那個時期的）“低負擔，低福祉”的稅制結構為“中負擔，中福祉”，繼而促進產業升級，只保留一些綠色環保型高科技核心產業，旨在使日本國民在 21 世紀初葉之后（其實也就相當于目前這個時期），可望維持類似瑞士那種國家的生活水準。可后來，一方面正面遭遇“中國崛起”，另一方面老齡少子化的進程提前到來且加速，日本經濟大幅萎縮，“普通國家”化明顯缺乏展開的空間，近年來已不大提及；而“民生國家”化，同樣受制于國家實力，后雖經幾次增稅，消費稅從零一路漲到 10%（未來可能增至 15%），到今天，國民平均負擔率已達 47.8%，達到甚至超過了當初戰略家們設定的“中負擔”水平，但生活水準卻遠未達到瑞士那種天花板級，反差倒是越來越大……

我們姑且不對所謂“民生國家”化的戰略路線之現實與否和對錯，做價值判斷，我只想借用“民生國家”的說法，來定義平成時代以降的當代史。但若是細究內涵的話，“民生國家”仍是一個經濟導向的語匯，而我想定義的中時段，則有強烈的文化意涵。鑒于此，我決定用“民生國家”的殼，結合我想表達的思路，以“文化”置換“民生”，遂有了“文化國家”說。

再補充一句，帝國時代、資本時代、文化國家時代的三段說，也并不完全是我個人的原創。長年以來，我受到比較文明學者梅棹忠夫、哲學家梅原猛等文化保守主義者論客的不小影響，也是在整合他們的思想資源的基礎上，形成了這個框架。

東京地鐵站內無處不在的藝術展覽公益廣告。

最后，應許洋老師的請求，我想順便回應一下主題發言之后，坐在我對面的兩位青年學者的問題，因為問題本身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一是應如何看待日本“失去的 30 年”的問題。

近年來，特別是隨著中國一線城市地產泡沫破滅，經濟下行的現實加劇，常聽到一種質疑：日本真的“失去”了嗎？甚至有人認為日本所謂的“失去”，實為一種話語策略，是用來“麻痹”中國和國際輿論的彈幕。其依據并非學理性的，主要是說日本國民收入仍高于中國；同時，其社會仍維系安全穩定的運行，并沒有呈現崩盤的跡象。

對這個問題，我主張應就事論事，換位思考，設身處地站在日人的立場，客觀理性地評價，避免主觀情感代入，借人家的酒來澆自己心中的塊壘。對日人來說，“失去”是真實的，也是慘痛的：日本經濟的頂點是 1994 年，其名義 GDP 約占世界總和的 1/5，而 30 年后的今天，僅占 4 %；日經股指和東京地價，追殺回泡沫崩潰前的標的，用了 35 年。泡沫破滅前，日本的人均收入在 OECD 國家中處于前列，曾與美國倒掛 4 年之久。但 30 年固定不動，其間經歷了大規模貨幣寬松、日元貶值及疫后的通脹，相對收入其實是大幅降低了。近年來連續被韓國、以色列、西班牙趕超，在 OECD 這個富人俱樂部中勉強叨陪末座，只比波蘭、匈牙利等原東歐國家略高。30年前，日本是“一億總中流”的中產社會，乃至在西方人眼中，整個國家就是一“日本株式會社”。可如今，派遣社員等非正式雇傭者達四成，日本已蛻變成階級社會，貧困人口增殖。特別是女性和兒童的貧困問題，更是觸目驚心。據日本財團的報告，今天全國每 7 名兒童中，便有 1 名貧困兒童。

再看作為民主國家的另一項重要指標：新聞自由度。日本是傳統的媒體大國，全國性大報的發行量動輒千萬級，“無冕之王”作為第四種權力，不止一次被“舍得一身剮，把首相拉下馬”的案例所證明、激勵、強化。但是，在記者無國界（RSF）發表的世界各國新聞自由度排名中，去年（2024）比前年（2023）再次后退，從 68 位降至 70 位，在 G7 國家中居末位。

所以說，日本國民的“失去”感是真實的，也是強烈的，他們既無拿“失去”說事，以“麻痹”世界輿論的必要，也沒有了那份心態上的余裕。至于國人常說的日本國民平均收入仍高于中國和社會比較穩定這兩件事，在我看來也是有關聯的。日本畢竟已經成功軟著陸，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泡沫破滅時，日本的國民收入是 OECD 國家中的高位，與美國倒掛有年，即使后來遭遇經濟崩盤，財富縮水，也遠高于世界銀行所定義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門檻水準，從而避免了跌入陷阱的悲劇。而政治制度的轉型，更是在經濟軟著陸之前。雖然在“ 1955 體制”下，自民獨大，但在野黨的制衡并未失靈，包括選舉在內的民主制度是有效的，政權更替并非完全不可能，事實上也不止一次發生。除此之外，相對獨立的官僚階層和較比完善的社保、醫療等社會安全網（safety net），可基本保證即使政權發生更迭，社會也不至于陷入大的動蕩。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中國移民能否有效填補日本勞動力不足的窟窿。應該說，我個人很早就注意到“潤日”的現象，甚至私下為一些朋友提供過那方面的咨詢。2022 年 9 月 29 日，我在為“財新網”撰寫的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的專文（）中寫道，中國中產“把日本這個法律上的非移民國家變成了事實上的移民國，潤日成為潤派的一個現實選項”。

1949 年前的老華僑，加上在“改開” 40 年中移居日本的新華僑，再加疫情后期開始成批“潤日”的國人，日本目前約有 87 萬華人。且不說多數持經營管理簽證的“潤日”者，并沒有打算或沒有能力進入日本就業市場，就算 87 萬人悉數殺進日本的就業市場，也遠無法填補日本勞動力不足的窟窿。我不是經濟專家，不掌握相關數據，無法給出具體答案。但我記得大約 15 年前，大前研一便在其著作中談過，日本正陷入慢性人才不足的漩渦，每年勞動力缺口大約是 18 萬人。18 萬這個數字，我記得真切。可畢竟是 15 年前的數據，現在肯定不止這個水平，估計乘以 2 都未必能打住。

日本因出生率低下導致人口不足的問題，由來已久，既有經濟原因，也有文化原因。為彌補勞動力缺口，開放移民，從海外引進人才，原本是題中應有之意，而且是當務之急。可是，開放移民需國會立法，立法需取得民意的支持，而若想得到民意支持，需先在社會文化心理層面讓國民接受移民的現實。日本的問題在于，移民增量遠不足以彌補勞動力缺口，亟待立法，以“開閘放水”；可立法總難以提上日程，亟需民意的支持；而老百姓雖然備受勞動力不足之困擾，卻又不愿清算“單一民族國家”的文化心理。結果是，一步沒趕上，步步趕不上。特別是所謂“單一民族國家”問題，不單是社會心理和文化問題，在日本早已意識形態化，甚至是一種禁忌。對此，我國老一輩學者徐逸樵先生很早就做過相關研究，指出“日本的單一民族論是一種完全沒有根據的神話”：

日本民族（大和民族）也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是不斷的由進入日本列島的各民族混血而成的復合民族，其中包含有南亞和北亞兩系統的各民族。（徐逸樵《先史時代的日本》，三聯書店 1991 年 12 月第一版，第 393 頁）

徐逸樵《先史時代的日本》，三聯書店 1991 年 12 月第一版。

歷史問題頭緒過于復雜，暫不展開。據相關統計，截至 2024 年 9 月，在日本定居的外國人達 360 萬，約占日本總人口的 3 %。除了 87 萬華人，其余分別為韓國人、越南人、菲律賓人和日裔巴西人等。按說，縱然只占總人口的 3 %，也是當然的少數族裔，理應給與法律上的承認，但日本傳統的做法，是曖昧化處理。除了針對在日韓國人有帶明顯歧視意味的蔑稱“在日”，針對老一代華人有“華僑”這個大體中性的集體稱謂，針對日裔南美人有“日系人”的說法之外，對旅日外國人，基本是不提、不承認，也不正名。日本迄今也沒有一條關于少數族裔權益的法律，同樣也沒有任何一條關于外國移民權益的法律——在法律上，壓根就沒有“移民”的提法。數以萬計的“潤日”分子們，名義上也只是持經營管理簽證合法在日開展經營活動的商務人士，是根據實際或包裝的公司業績照章納稅的對象，僅此而已。

這就是目前中國新移民所面臨的現實。所以——回到您的問題，關于中國移民能否有效填補日本勞動力不足的窟窿，我個人的答案是“否”。

謝謝大家。

（2025 年 3 月 20 日，在安邦智庫“關于日本‘團塊二代’現象及其對中國的啟示”的討論會上，筆者應邀做口頭分享，本文系在發言的基礎上整理、擴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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