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之隔,兩大展覽——貝聿銘、陳逸飛的回顧展在上海浦江兩岸于4月26日同一天對外開放,這看似一種巧合,但或許并非偶然:貝聿銘(1917-2019)與陳逸飛(1946-2005)藝術設計與創作實踐雖分屬不同領域,卻共同根植于上海,兩人的藝術成就深刻詮釋了中國文化基因與全球文明的對話。
1983年,貝聿銘和陳逸飛在紐約相遇,這張合影,定格了一個富含文化意蘊的瞬間。
1983年,陳逸飛(左)貝聿銘(右)在美國合影
黃浦江東岸,浦東美術館“時代逸飛:陳逸飛回顧展”現場,陳逸飛的少女雕塑
2025年4月26日,地處浦東濱江的上海浦東美術館“時代逸飛:陳逸飛回顧展”展出現場,陳逸飛脫胎于“海上舊夢”油畫人物的少女雕塑身姿窈窕,身著旗袍,一手鳥籠,一手香扇,凝望著窗外奔流的黃浦江。
江對岸,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的“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展在同一日開展,展覽現場以一副貝聿銘的圓框眼鏡為始,上面是貝聿銘的一句話:“人生如建筑,如建筑是生活的鏡子。”
事實上,圓框眼鏡很難不讓人想起二三十年代上海灘的那些文人風流,無論是才華橫溢的才子徐志摩,還是畫家劉海粟、傅雷、林語堂,幾乎都選擇了圓框眼鏡。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貝聿銘:人生如建筑”現場,貝聿銘的圓框眼鏡,1960年代
其實無論是香扇,鳥籠,還是眼鏡,都只是一個象征,再往深處追溯,共有的則是貝聿銘與陳逸飛與近現代海派文脈的淵源。
隔江相望的兩場展覽,不僅是對兩位名家的致敬,更揭示了一場關于海派文化如何塑造現代性,如何面對傳統與當下,如何通過跨界實踐反哺現代城市與文化的宏闊對話。
陳逸飛的“大美術”跨界實踐和貝聿銘的現代主義建筑探索,從上海美專的素描教室到國際飯店的摩天樓剪影,兩人的成長軌跡與藝術成就深刻詮釋了海派文化如何以開闊的胸襟孕育創新,又如何以中國文化基因對話全球文明。他們的藝術人生,也映射出上海作為文化樞紐的獨特角色:它既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守望者,也是全球現代性的接納者。
1983年,陳逸飛在紐約哈默畫廊舉辦個展時(左圖),貝聿銘曾專程前往支持并參觀,并留下一張珍貴的照片(右圖)
貝聿銘與陳逸飛的直接交往記錄有限,但二者在藝術追求與文化情懷上的關聯卻十分耐人尋味:盡管兩人年齡相差近30歲,但上海浦光中學的校友身份與上海的城市記憶成為他們精神聯結的紐帶。1983年,陳逸飛在紐約哈默畫廊舉辦個展時,貝聿銘曾專程前往支持并參觀,并留下一張珍貴的照片。這張照片也在此次的“時代逸飛:陳逸飛回顧展”呈現,這一細節不僅體現了二人的同鄉情誼,更折射出兩位藝術家對跨文化表達的相契與認同。
貝聿銘與陳逸飛的早年教育均根植于上海,而且,耳濡目染著這座城市融合東西方文化的獨特氣質。
1935年,貝氏家族于上海福開森路(現武康路)貝祖詒住宅(屬中國銀行所有)的花園中合照,后排:貝聿銘(左三)、貝祖詒(左六),坐者:貝聿銘祖父貝理泰(左五)。?版權所有,由貝洽提供
上海是貝聿銘青少年成長之地,也是他的建筑夢想發源之地。
貝聿銘早年就讀的上海青年會中學(后改名為上海浦光中學)注重西式教育,而家族背景(蘇州貝氏)又賦予其深厚的傳統文化積淀,這種雙重性使其在哈佛求學時既能融入現代主義潮流,又能以東方美學重構空間哲學,上海近現代建筑與蘇州園林的古典美學共同塑造了他的空間哲學,尤其是上海國際飯店——這座1934年的亞洲第一高樓,以其哥特式裝飾藝術風格激發了他對現代主義的向往。正如“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展覽的策展人所說:“對貝聿銘來說,國際飯店的落成代表了新一代中國人投身到上海的城市發展之中,激發了他的家國情懷。他選擇從事建筑事業,也帶有一定‘實業救國’的情懷。他們那一代人對中國文化和民族性的深刻認識,讓貝聿銘不僅僅把現代建筑視為西方的概念,更思考如何將現代主義融入中國的建設中。”
國際飯店舊影
陳逸飛于1957年進入浦光中學(今同濟黃浦設計創意中學前身),在美術老師施南池的指導下開啟藝術啟蒙,其早期素描與寫生作品已顯露出對光影與構圖的敏銳感知,可以說,其藝術基因根植于海派教育的多元性,又與上海美專的寫實主義訓練密不可分:孟光畫室的“情理相融”、哈定畫室的線條美學、張充仁的歐洲學院派基礎訓練,共同構成了一套既重技法又重文化自覺的教學體系。師從這些居住在上海的留法藝術家開放的文化視野,與后來的美術學院蘇式素描教學是完全不同的,使得他既習得歐洲學院派的寫實技法,又融入中國傳統藝術的寫意性(如《占領總統府》的史詩構圖與細膩光影)。1980年代留美期間,他通過修復西方名畫深入研習古典技法,同時以“水鄉”系列將江南意象推向國際,成為中西藝術對話的“心靈之橋”。歸國后,陳逸飛提出“大美術”理念,將藝術延伸至電影(《海上舊夢》)、時尚(Layefe品牌)與公共雕塑(《東方之光》),其跨界實踐呼應了上海在改革開放浪潮中的城市更新需求。
青年時代的陳逸飛
2025年4月開幕的兩場展覽,既是這二人個人藝術生涯的回顧,也是海派文化現代性路徑的鏡像呈現。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的“人生如建筑”展,以逾400件手稿、模型與影像,追溯貝聿銘從上海到全球的建筑軌跡。展覽重點剖析盧浮宮改造項目,通過設計圖紙揭示其“現代性謙遜”的理念——玻璃金字塔既是對歷史的致敬,亦是對功能的革新。
東方文化的現代性轉換在他的作品中一直或隱或顯,以1968年起為紐約康奈爾大學設計藝術博物館時,貝聿銘不僅呈現出自然景觀之美,還特別設計了一條通往峽谷邊緣的地下通道,靈感或來自《桃花源記》的“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他的這一巧思日后在日本美秀美術館的設計建造中得以實現。
展覽還呈現了貝聿銘在哈佛設計研究生院的碩士畢業論文設計的中華藝術博物館圖稿,選址即在上海的新市中心。他的導師格羅皮烏斯稱贊這一作品設計的獨立庭院天井花園和素凈的中式圍墻,既凸顯“中國建筑的特色”,亦“無損前衛的設計概念”。事實上,上海與蘇州的雙城經歷,使得貝聿銘在其后的設計中始終平衡“歷史原型”與“現代演繹”,無論是盧浮宮玻璃金字塔以幾何形態對話古典建筑,蘇州博物館以光影建筑或粉墻黛瓦重構現代園林空間,都是如此,凸顯其文化尋根與創新并重的設計哲學。
貝聿銘,《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建筑碩士論文中“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設計的剖面繪圖》,1946年。由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弗朗西斯·洛布圖書館提供。
1965年的貝聿銘
貝聿銘設計的蘇州博物館
貝聿銘設計的蘇州博物館(2006年)與陳逸飛的“水鄉”系列油畫(如《故鄉的回憶》)從內核來說,其實均以江南文化為母題,前者以混凝土與光影重構園林意境,后者則以油畫光影復刻水鄉詩意,通過不同的文化藝術形式完成著傳統美學的現代轉譯。
陳逸飛的“水鄉”系列油畫局部
浦東美術館“時代逸飛”展以四大板塊串聯其藝術人生:“成長歲月”聚焦早期紅色經典(如《黃河頌》);“海上風華”展現江南水鄉與都市敘事;“大視覺時代”則通過電影、時尚雜志等媒介,凸顯其“藝術即生活”的理念。展覽特別還原了陳逸飛的書桌與創作現場,并聯動上海國際電影節放映其電影剪輯,強調藝術與城市的共生關系。而讓策展人馮遠最感慨的則是陳逸飛上世紀90年代在美國功成名就之后選擇回到上海,“我認為陳逸飛作為東方藝術家的文化根脈和家國情懷,起了決定性作用。”
陳逸飛創作“海上舊夢”系列油畫時
陳逸飛的“大美術”與貝聿銘的“建筑即生活”均體現了海派文化的核心特質——兼容并蓄的胸襟與跨界實驗的勇氣。
2025年的陳逸飛與貝聿銘雙展,不僅是對兩位文化藝術大家的緬懷,更是對海派文化生命力的驗證——在浦東美術館的《玉堂春暖》與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的盧浮宮模型之間,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跨越媒介與時空的文化自覺:傳統無需固守,創新不必割裂,真正的現代性誕生于開放與融合之中。
正如陳逸飛所言,“藝術是城市的呼吸”,而貝聿銘以建筑為鏡,映照著生活的無限可能。這兩場展覽,不僅是歷史的回響,更是未來的序章——它們提醒我們,海派文化的生命力,就在開放胸襟下的創新實驗與文化自覺。
坐落于黃浦江西岸的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左側有煙囪的建筑)由原上海南市發電廠改建
來源:張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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