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公布的一項數據引發廣泛關注：

3月份，北京當月消費品零售額同比大跌9.9%至1049億元，跌幅接近10%。

上海3月份的商品零售總額為1280億元，比去年3月的1491億元，大幅下降了14.1%。

分商品類別來看，在“兩新”（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拉動全國數據大幅增長的情況下，3月北京通訊器材、汽車、家用電器零售額分別下滑38.2%、20.2%和6.7%，顯示“兩新”政策在北京效用減弱。

北京、上海的消費數據出現斷崖式下滑，尤其是汽車、通訊器材（手機）等領域領跌，暴露了消費領域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

首先一個嚴重問題就是，短期刺激政策失效，消費意愿未被真正激活。

面對近兩年疲軟的消費局面，各地政府紛紛推出消費券、購車補貼等措施，試圖以短期刺激提振內需，挽回消費頹勢，重塑消費信心。然而，北京、上海的數據告訴我們：傳統的刺激手段效果正在遞減。

這次北京上海領跌的消費品零售額，恰恰就是補貼領域。

按照凱恩斯主義理論，政府支出可以在短期內刺激總需求，帶動經濟增長。然而，這一理論假設的前提是：居民愿意將新增收入用于消費。

但當前北京、上海居民的經濟行為模式正在改變，邊際消費傾向明顯下降。也就是說，即使獲得了補貼，消費者也更傾向于儲蓄或償還債務，而不是立刻消費。

按理說，凱恩斯主義的措施，至少能在一兩年內促進經濟，但現在這個邊際效應消失的速度，有點太快了。今年下半年的消費數據，將更加不可想象。

背后的一個深刻原因在于經濟預期轉弱。

過去，中國一線城市居民對未來收入增長有強烈信心，因此敢于超前消費；而如今，在就業壓力、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居民普遍傾向于“未雨綢繆”，提高儲蓄率。這種預防性儲蓄動機削弱了短期刺激政策的效果。

除此之外，家庭債務高企，也壓縮了消費的“彈性空間”。

家庭部門的杠桿率已經飆升，讓大量中國家庭越來越不堪重負。

根據相關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居民，尤其是一線城市居民，近年來在房貸、消費貸方面承擔了大量債務。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中國居民部門債務占GDP比重已逼近65%，在新興市場國家中居高不下。

2025年以來，銀行的個人貸款壞賬率普遍上升，也成為相應的信號。

在高負債環境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被大量擠占，用于償還貸款本息，導致實際可用于消費的資源大幅減少。

特別是在北京、上海這樣房價高企的城市，房貸支出往往占據家庭收入的三成甚至更高。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沒有經濟下行壓力，居民的消費能力也已經被結構性限制，更遑論在經濟預期悲觀時主動擴大消費了。

據一些網友反映，在上海，因為房價下行導致家庭負債數百萬已成普遍現象，這也是為什么大宗消費如此疲軟的原因之一。

這個現象，符合經濟學中著名的“債務削減周期”。

也就是說，當家庭部門整體負債率過高時，居民會主動減少消費和新增負債，優先償還已有債務，從而對經濟增長形成反向壓力。

除了即時的消費意愿和償債壓力，一線城市的人口變化也在加劇零售和消費行業的頹勢。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增速已經明顯放緩，甚至局部出現了凈流出。

常住人口下降意味著潛在消費人口減少，需求側基礎正在被削弱。

按照經濟學中的“有效需求理論”，總消費支出由人口數量與人均消費支出共同決定。當人口基數收縮，即使人均消費水平維持不變，總消費量也難以擴張。

更何況，當前的人均消費支出也因為收入預期和負債壓力而下滑，導致消費總量呈現雙重壓縮。

此外，人口老齡化趨勢正在加速。老年群體的消費結構偏向醫療、保健、基礎生活支出，而對汽車、通訊器材等大宗商品的消費需求天然較低。

這種人口結構變化，將長期抑制高價值消費品市場的發展。

說到底，這一切就還是內需不振帶來的連鎖反應。

當消費鏈條末端的汽車、家電、電子產品銷售低迷時，對上游鋼鐵、化工、能源的需求自然隨之減少，價格也隨之下滑。這種由需求端引發的價格下行，往往意味著經濟內生動力減弱，而非單純的價格波動。

這個現象更會帶來經濟的系統性衰退，值得警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本身是高端消費、大宗流通的樞紐城市，消費疲軟導致的大宗商品需求減速比其他地區更為顯著，因此價格跌幅也更大。

“全國消費看北上廣”，現在的信號，其實是全國消費趨勢的一個風向標。

目前來看，單純靠刺激已難以解決問題，結構性改革才是關鍵。

經濟學上講，當一個國家或地區陷入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時，即便政策利率降低、貨幣供應增加，居民和企業依然不愿擴大支出和投資，經濟增長仍會停滯。

北京、上海目前面臨的正是類似的局面：消費刺激政策的邊際效用急劇遞減，而背后的債務、人口、收入分配問題卻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總之，北京、上海的消費下滑并非孤立現象，而是經濟結構變化的綜合體現。

目前的這些趨勢，與其說是短期波動，不如說是警笛響起：如果不進行深層次的經濟結構調整，未來全國更多城市也可能步其后塵，消費低迷將成為常態而非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