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新聞》駐歐洲編輯「赤川省吾」（Dr. Shogo Akagawa）于2025年4月27日發表了一篇名為《“西方”分裂，二戰后秩序崩潰》的網站會員文章。

他描繪了一幅令一些人不安的現狀：曾經被視為鐵板一塊的“西方”，正在因價值觀與戰略利益的分歧而出現裂痕，特別是歐洲對美國“力量信奉者”角色的疑慮加深，以及對美國可能“越過同盟國”行事的擔憂。

文章結尾提出的問題“日本又該何去何從？”直擊當下日本外交的核心焦慮。

這片陰影，為人們重新審視日本與西方世界，特別是與其最初的西方“啟蒙者”（以荷蘭為代表的歐洲）長達四百余年的交往史，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視角。

這段歷史，并非簡單的線性發展，而是一部充滿“愛恨情愁”的復雜劇目：

• 有鎖國時代對荷蘭窗口的依賴與“愛戀”；

• 有“蘭學”時期對西方知識的狂熱追逐；

• 有被迫開放國門時的屈辱與“怨恨”；

• 也有明治維新后全面西化、重心轉向美國而對歐洲的疏遠。

直至今日，在全球秩序重塑、傳統聯盟面臨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日本似乎又重新將目光投向歐洲，尋求一種更為多元和自主的戰略平衡。

今天以荷蘭為線索，追溯這段跨越世紀的愛恨糾葛，并與各位嘗試探討一下在“西方分裂”的現實背景下，日本與荷蘭（歐洲）關系的新動向。

第一幕 ·愛與奇意外的邂逅，“愛情號”點燃的好奇之火

故事始于1600年，荷蘭船只“De Liefde”（愛情號）意外漂流至日本九州臼杵 。

這并非浪漫之旅，而是海難的幸存。

然而，對于意欲統一日本的德川家康而言，這艘船及其攜帶的火炮、航海知識，以及幸存船員（如威廉·亞當斯和揚·約斯滕）口中的世界，仿佛是來自遙遠異域的神秘啟示。

與此前試圖傳播天主教、最終引發沖突并于1639年被徹底驅逐的葡萄牙人不同，荷蘭人展現了更為純粹的商業目的，明確表示無意傳教。

這份務實贏得了幕府的信任。

160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獲得貿易許可，在平戶設立商館 。

當日本進入“鎖國”（Sakoku）時代，幾乎斷絕所有對外聯系時，荷蘭人成了唯一的例外，被允許遷至長崎港內那座名為“出島”（Dejima）的扇形人工島上繼續存在。

“出島”長約200米、東西側寬約70米，面積共一萬多平方米（約兩個標準足球場大小），這個彈丸之地，成了日本在長達兩個多世紀里窺看西方世界的唯一窗口。

荷蘭人在此受到嚴密監視，生活空間極為有限。

然而，正是這扇狹窄的窗，開啟了日本與西方一段長久而獨特的“愛戀”序曲——一種帶著距離感、充滿限制，卻又無法抑制對未知世界好奇與向往的特殊情愫。

第二幕 ·愛與癡禁閉中的初戀即熱戀，“蘭學”掀起的求知狂潮

“出島”不僅是商品的交換地，更是知識的交匯點。

日本的知識分子們，懷揣著對外部世界強烈的求知欲，開始系統學習荷蘭語，翻譯西方書籍，研究西方科學技術。

這門通過荷蘭語傳入的西方學問，被稱為“蘭學”（Rangaku），意即“荷蘭的學問”（Dutch Learning）。

這無疑是日歐關系中最熾熱的“熱戀”階段，體現了日本某種程度上“脫亞入歐”的早期渴望。

1720年，德川吉宗將軍放寬了非宗教類荷蘭書籍的進口禁令，為蘭學發展打開了大門 。

1774年，杉田玄白與前野良澤等人翻譯出版了荷蘭文的解剖學著作《解體新書》。

這不僅僅是引入了精確的人體構造知識，更重要的是，它帶來了實證觀察的科學方法論，深刻沖擊了日本傳統醫學乃至世界觀。

此后，通過蘭學，西方醫學（解剖學、外科學）、天文學（哥白尼日心說）、地理學、物理學（牛頓力學概念，如“重力”、“引力”等術語的翻譯引進 ）、化學、植物學，乃至望遠鏡、顯微鏡、時鐘、蒸汽機原理等科技知識源源不斷傳入日本。

德籍醫生菲利普·弗蘭茨·馮·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作為荷蘭商館醫生，在長崎郊外開設鳴瀧塾，教授西醫和博物學，培養了大批人才，并將大量日本動植物標本和文化資料帶回歐洲，促進了雙向了解 。

蘭學，是日本在自我封閉狀態下，通過荷蘭這扇窄窗，對西方文明近乎癡迷的追尋與學習。

它培養了一代具有開明思想和科學素養的精英，為日后明治維新時期的快速現代化，悄然奠定了重要的知識和人才基礎。

這股學習的熱情，如同熱戀中的追求者，渴望理解并融入那個遙遠而先進的“西方”。

第三幕 ·怨與愁強鄰叩關，獨家“愛戀”的終結與失落

平靜而被動的學習時光，在19世紀中葉被美國的“黑船”無情打斷。

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修·佩里（Matthew Perry）率艦隊駛入江戶灣，以武力脅迫日本開國。

荷蘭人曾試圖扮演中間人角色，荷蘭國王威廉二世早在1844年就曾致信幕府，勸其主動開放，但未被采納。

佩里的“炮艦外交”最終迫使日本在1854年簽訂了《神奈川條約》（也稱《日美和親條約》），結束了長達220年的鎖國政策。

美國的強勢介入，如同一個強大的競爭者，徹底改變了日本與西方的關系格局。

荷蘭雖然緊隨其后，在1856年簽訂了《日蘭和親條約》，并在1858年簽訂了《日蘭修好通商條約》，正式建立了現代外交關系并擴大了貿易權限（開放更多港口、確認治外法權等），但它失去了持續兩百多年的“唯一西方窗口”的特殊地位。

日本的目光，不可避免地被更強大的美國以及隨后跟進的英國、法國、俄國等列強所吸引。

這些與西方列強簽訂的條約，雖然打開了國門，但也因其包含治外法權、剝奪關稅自主權等條款，被日本視為“不平等條約”，帶來了民族屈辱感與被迫開放的陣痛。

這無疑給日本與西方的關系蒙上了一層陰影，可稱之為“怨”。而對于荷蘭而言，昔日獨一無二的地位不再，或許也難免一絲失落與“愁緒”。

日本對西方的“愛戀”開始變得復雜，摻雜了被迫接受的無奈與對強權的警惕。

第四幕 · 淡情再續濃緣明治維新后的轉向與當代重逢

1868年的明治維新，是日本近代史的巨大轉折點。

日本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速度，“脫亞入歐”，全面學習西方模式，建立現代國家 。教育、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無不以歐美強國為師。

蘭學所奠定的基礎，無疑為這場變革提供了人才和知識儲備。

荷蘭語在一段時間內仍是處理涉外事務的重要語言。荷蘭工程師如范·多恩（Cornelis van Doorn）和德·萊克（Johannes de Rijke）等，也應邀參與日本的水利和港口建設，貢獻卓著。

日本也派遣學者赴荷蘭學習。

兩國關系依然友好，文化交流的印記也隨處可見，例如長崎的豪斯登堡主題公園就是模仿荷蘭街景而建，以紀念兩國悠久歷史，日語中至今仍保留著來自荷蘭語的詞匯（如啤酒biiru、咖啡kōhii、玻璃garasu等）。

以啤酒為例，在17世紀初由荷蘭商人傳入日本，最初日本人將啤酒稱為“無特殊口味的平凡之物”，直到19世紀后期才進入日本啤酒業的繁盛期。

“啤酒在日語中的英語音譯最初為“ベール”（音be-i-ru），而非“ビール”（bi-i-ru），就是因為日本模仿荷蘭在先，后又開始模仿英國（1860年代-19世紀末），

日語啤酒的音譯名也首先來自荷蘭語，這一語源影響到了之后的英語譯名。荷蘭語的“ee”發/ei/音而非/yi/音，在看到英語“beer”一詞時，日本人也就想當然的先按照荷蘭語的發音規則來標記了。”

——劉群藝（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刊載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06期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自從美國人來了之后，荷蘭已不再是日本學習西方的核心渠道。日本的戰略重心明顯轉向了展現出更強國力的美、英、德等。

與荷蘭的特殊“情愫”，似乎在全面西化的大潮中逐漸轉淡。二戰后，日本更是將日美同盟作為其外交和安保的基石。

但正如赤川省吾先生的文章所示，進入21世紀，國際格局深刻演變，“西方”內部出現裂痕，美國外交政策的不確定性增加，令日本等盟友開始重新評估其戰略依賴。

面對一個可能不再絕對可靠的美國，以及日益自信的中國帶來的挑戰，日本開始奉行更加多元化的外交策略，尋求“安全對沖”。

上圖是筆者在香港參加一次金融工作活動時拍攝的圖片，可以作為本文對宏觀世界的“不確定性”認知的基調總結。

在此背景下，日本顯著加強了與“志同道合”國家的關系，歐洲重新進入其戰略視野。

日本與歐盟簽署了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和戰略伙伴關系協定（SPA）。

日本與荷蘭的關系也再次升溫，兩國于2015年確立了“可持續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 ，并于幾天前（2025年4月21日）發布了涵蓋外交、安全（包括自衛隊與荷蘭軍隊的部隊級交流、網絡安全合作、反外國虛假信息合作 ）、經濟（高科技、能源、生命科學 ）、文化（利用大阪世博會等平臺加強交流 ）等領域的《日荷行動計劃2025》（Japan-Netherlands Action Plan 2025） 。

荷蘭派遣海軍護衛艦訪問日本等具體行動，被視為其對印太地區安全承諾的體現，受到日本很高的評價 。

兩國領導人確認“歐洲-大西洋與印太地區的安全日益不可分割”（...as security of the Euro-Atlantic and Indo-Pacific regions becomes increasingly inseparable.[日本外務省]）。

同時，日本也積極參與和推動與美國、澳大利亞、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日美韓三邊合作、日美澳合作、日美菲合作等多邊及所謂的“小多邊”機制，并與中國一樣地重視與東盟（ASEAN）的關系。

此時此刻，緊隨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出訪行程，日本首相也正在訪問越南，一共將持續四天，隨后前往菲律賓，日方說以此應對中國在這一地區日益增加的影響力。

作為一個與你一樣的荷蘭觀察者，從多邊視角看，日荷雙方在“島鏈化”的新世界續寫古老“愛情故事”的現代劇場版，是共同利益的需求。

非終章從“出島”的圍墻，到多極的世界舞臺

回顧荷蘭與日本四百余年的交往史。

最初的“愛”，源于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對先進知識的渴望，荷蘭恰好成為了那個特殊歷史時期的唯一載體。

隨后的“恨”與“愁”，則源于西方列強的強硬叩關和強加的不平等條約，以及自身在現代化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地位落差。

而今的“再續情緣”，則更多是基于對國際秩序深刻變化的冷靜判斷和對自身國家利益的現實考量。

當年，荷蘭是日本認識西方的啟蒙者；如今，在全球秩序重塑、對主要盟友可靠性存疑之際，日本重新發現了與穩定的歐洲（包括荷蘭）在共享民主與法治價值觀方面的深層共鳴。

日經新聞的報道就是在說，當傳統的依靠對象（美國）在現任領導下顯得不再那么穩固時，日本必然會尋求多元化的戰略支撐。

日本這段從“出島”的圍墻走向全球多極舞臺的漫長旅程，交織著與荷蘭的愛恨情愁，或許正在沉淀為一種更為成熟和審慎的戰略智慧。

歷史從未終結，作為旁觀者，我們可以想象荷蘭和日本的關系正在這充滿變數的時代背景下徐徐展開一段“新の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