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攥著皺巴巴的車票擠上平遠開往深圳的客車。那是張淡綠色的硬卡紙，“深圳”兩個字被紅戳子蓋得發虛，像團模糊的火焰，在春寒料峭里燒得掌心發燙。

平遠汽車站總飄著柴油味。母親把裝著霉豆腐的玻璃瓶塞進蛇皮袋，反復用布條纏緊瓶口：“到寶安別舍不得吃，炒菜時挖一勺。”父親把煙屁股按進碎石堆：“在廠里別充好漢，錢攢著寄回來。”我穿著改過的中山裝，內襯口袋縫著三百塊現金，那是賣了兩頭豬才湊齊的“闖深圳基金”。

客車發動時，鐵皮車身發出轟鳴。三十八座的車廂塞了四十五個人，我被擠在后排角落，左邊跟我一樣是帶了個大蛇皮袋的大哥，右邊是去龍崗電子廠的姐妹花。車窗玻璃缺了角，用透明膠帶纏著，風灌進來時，能聽見前排大叔的中山裝后襟拍打著座椅靠背。

午后進入惠州地界，客車在沙土路上劇烈顛簸。司機突然急剎，全車人往前栽去，原來是頭牛慢悠悠晃上了公路。姐妹花中的姐姐掏出小鏡子補口紅，弟弟在她耳邊嘀咕：“姐，等我賺了錢，給你買支真的雅詩蘭黛。”前排的打工妹們開始分享深圳見聞：“上步工業區的廠妹都穿連衣裙”“沙頭角的電子表便宜到不敢信”“桂園路的大排檔夜里能吃到凌晨三點”。我把這些地名記在煙盒紙上，想象著自己站在其中某個路口，成為霓虹燈里的一個小點。

暮色四合時，客車終于爬上深圳的地界。遠遠望見高樓大廈的輪廓，有人突然唱起《春天的故事》，跑調的歌聲里混著塑料涼鞋蹭過地板的聲響。

晚上八點，客車停在寶安汽車站。下車時，我的褲腿沾滿了前排乘客掉的瓜子殼，蛇皮袋的提手勒紅了掌心。路燈把人影拉得老長，有人朝著霓虹燈跑去，有人在站牌下辨認公交線路，我摸了摸內襯口袋的錢，轉身走進旁邊的公用電話亭。按鍵時，玻璃上“小心扒手”的貼紙蹭到了手背，聽筒里傳來母親的聲音：“到了就好，早點睡。”

夜風裹著海腥味吹來，遠處的建筑工地還亮著燈。我抬頭望去，剛才路上看見的高樓正在夜色中生長，鋼筋骨架間閃爍著焊花，像撒了一把碎星星。這是我在深圳的第一個夜晚，腳下的土地還帶著客車顛簸的余韻，而遠處的萬家燈火里，正有無數個像我一樣的年輕人，在客車的搖晃中，把故鄉的月亮，釀成了城市的星光。

你又有怎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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