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四野打完遼沈、平津兩大戰役后，大軍南下，開始席卷華中、華南。這時，毛主席一聲令下，野戰軍政委羅榮桓被撤下，參謀長劉亞樓被調離。

緊接著，就是注入新鮮血液：華北軍區副司令蕭克調任四野第一參謀長，華北軍區參謀長兼后勤司令趙爾陸調任四野第二參謀長，中原局第三書記兼中原軍區副政委鄧子恢調任四野第二政委。

蕭克、趙爾陸和鄧子恢一進四野，就挑起大梁，蕭負責參謀、協助軍事指揮，趙負責后勤，鄧負責地方。過去的林羅劉，搖身一變成了林蕭趙鄧。

毛主席一口氣調配五員大將，令四野領導核心大換血，目的在哪？首先我們要知道的是，這樣的人事變動是必然，或早或遲，這不是獨屬四野的，其他野戰軍也有類似。

四野實力太強了，它是解放軍中裝備最好、人數最多的野戰軍。不對其調整是不行的，而且這個調整宜早不宜遲，否則各方面動蕩更大。

毛主席選擇的這個時機很恰當，不久前他就明確四野接下來的解放任務：解放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海南，完成對這中南六省的軍事管制。

三大戰役的結束，意味著我們從“打天下”轉向“治天下”了。外部環境的變化，勢必影響內部結構，這時我們要么主動、盡早變，要么被動、出問題變。

四野自南下伊始，就出現種種問題，如地域性的，東北籍指戰員過多，南下后水土不服出現非戰斗減員，思鄉情緒蔓延出現逃兵等；如工作多樣性的，除作戰消滅國軍主力外，還有剿匪、土改、接管城市、穩定社會等工作。

四野的擔子全壓在“林羅劉”三人身上，管得過來嗎？管得好嗎？羅榮桓被撤下，準確來說是沒有南下，而是留在北平，轉入后方工作。除政治上的考量外，主要就是他的病很嚴重，早在抗戰中后期就幾次提出要離職治療休養。

1949年3月，羅榮桓曾對劉亞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這身體，怕是撐不到兩廣。”他這身體再不好好養養，恐怕都見不到新中國成立。不過他靜心養病的時候，又掛了個總政主任的名字，工作暫由傅鐘代理。

劉亞樓被調離，是因為他被毛主席看重，負責起空軍的籌建工作。一方面國軍戰機襲擾不勝其煩，我軍缺乏反制手段；另一方面是攻臺需要空軍的支持才行，因此解放軍擁有一支可用的空軍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毛主席為什么選中劉亞樓？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他在蘇聯待過很長一段時間，知道怎么跟蘇聯人打交道，蘇聯人也愿意跟他打交道。毛主席認為劉亞樓可以從蘇聯人那里，為一窮二白的解放軍空軍，帶來可觀的援助。

羅榮桓和劉亞樓的離開，蕭克、趙爾陸和鄧子恢的空降，還利于稀釋四野的“東北色彩”，防止“山頭主義”，敲松四野的“山頭”。

毛主席曾經說過：“要肅清山頭主義，就要承認山頭，就要照顧山頭，這樣才能縮小山頭，消滅山頭。”

解放戰爭時期，蕭克和趙爾陸都在晉察冀、華北軍區任過職；鄧子恢在華中軍區、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任過職。

而且蕭、趙、鄧的到來，還可以大大減輕四野司令部的工作壓力——他們都是參謀、后勤和地方的專門人才。四野兵多將廣、解放的地區遼闊，正需要他們的幫助。兩個換三個，很劃算嘛。

最關鍵的是，這三位都是老資格，不怕鎮不住四野。聽聞鄧子恢在主持地方工作，獨創軍事代表、舊公司職員和民主人士，三方協同管理城市方式，毛主席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南方的工作，還是要靠南方人啊。”

他們進入四野領導核心，能發揮巨大的作用，逐步將東北的四野，變成新中國的四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