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張壽林 每經編輯:張益銘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會議強調,要加緊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用好用足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4月26日,京東集團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博士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時表示,當前中國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及市場調控工具上仍有空間,必要時通過調降存款準備金率或政策利率,為銀行體系釋放更多長期資金,以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新華社圖
沈建光還指出,會議首次將“服務消費與養老再貸款”納入政策工具箱,是對“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深化。
二季度需加大宏觀調控政策力度
NBD: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加緊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用好用足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會議還強調,適時降準降息,保持流動性充裕,加力支持實體經濟。對于其中貨幣政策的表述,您有哪些評價?
沈建光: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今年經濟工作的總基調。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于貨幣政策的表述,是對202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內容的延續,強調“適時降準降息,保持流動性充裕,加力支持實體經濟”,這是由當前形勢所決定的。
一方面,當前價格水平持續偏低。一季度名義GDP(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速4.6%低于實際GDP(5.4%),GDP平減指數連續8個季度負增長。截至2025年3月,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連續25個月低于1%,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當月同比連續30個月負增長,導致企業實際融資成本被動上升;另一方面,全球貿易摩擦持續發酵,可能會逐步對中國經濟產生影響,二季度需要加大宏觀調控政策的力度以提供支持。
此次會議明確釋放出保持流動性充裕、適時運用總量工具的信號。當前中國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及市場調控工具上仍有空間,必要時通過調降存款準備金率或政策利率,為銀行體系釋放更多長期資金,以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同時配合財政政策(如特別國債)和平準基金來平穩市場,以擴大內需來支持實體經濟和對沖外部風險。
需探索財政補貼與金融服務的協同機制
NBD:會議強調,創設新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設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科技創新、擴大消費、穩定外貿等。對此,您有哪些解讀?
沈建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通過與財政政策的協同配合,強化對特定領域的金融支持。主要目的是通過調整貨幣政策,改善市場流動性,推動資金流向重點領域,以刺激經濟增長和提高競爭力。
在科技創新方面,利用好結構性貨幣政策、科技創新貸款、財政貼息、政策性融資擔保等財政金融手段,支持民營企業特別是平臺企業通過技術創新、服務創新、模式創新、組織創新等方式,提升服務品質和效率。DeepSeek(深度求索)的成功再次驗證了中國民營企業的創造性和韌性,改善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也是推動中國創新的關鍵。當前,民營企業在不少領域還是存在市場準入受限的問題,平臺公司上市也比較困難。中國經濟在創新模式、監管安排以及對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等方面有進一步改進的空間。
在擴大消費方面,消費品以舊換新目前主要是利用超長期特別國債進行購買補貼,但設備更新除了購買補貼之外,還有對以舊換新貸款提供的貼息,人民銀行還為此安排了5000億元的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支持。當前各類機構在積極發展消費信貸和探索金融支持消費品以舊換新的模式,但同時金融機構面臨較高的息差收窄和風險防控壓力。為了更好落實“大力提振消費”政策部署,更好地發揮消費金融,特別是消費信貸在提振消費上的作用,需要探索財政補貼與金融服務的協同機制。
在穩定外貿方面,目前外貿的結構性工具較少,可能主要是引導銀行加大對受外部影響較大的外貿中小微企業的貸款支持,提供短期流動性,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對于受影響的企業,轉向國內市場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在一些商品消費領域,中國的市場規模已經顯著超過美國,如2024年中國汽車年銷售量達到3100萬輛,而美國只有約1600萬輛。為了幫助外貿企業快速開拓國內市場,京東已經宣布推出2000億元的出口轉內銷扶持計劃。
提振消費的政策還有增量空間
NBD:會議指出,盡快清理消費領域限制性措施,設立服務消費與養老再貸款。加大資金支持力度,擴圍提質實施“兩新”政策,加力實施“兩重”建設。對此,您有哪些見解和建議?
沈建光:會議首次將“服務消費與養老再貸款”納入政策工具箱,這既是對“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深化,更是應對外部沖擊的主動布局。提振消費的政策,我認為還有增量空間。
一方面,服務消費潛力有待進一步激發。據估算,2023年中美兩國服務消費占GDP的比重相差較大。中國服務消費占GDP比重僅為17.9%,遠低于美國的45.8%。從消費結構來看,這一差距同樣明顯,2024年中國服務消費占整體消費的46.1%,而美國服務消費的占比高達68.5%。相較于商品消費,服務消費不易透支未來消費能力,也有利于吸納更多就業崗位。進一步加力擴圍“以舊換新”政策,可以考慮推廣至服務業,發揮服務消費潛力。
另一方面,養老保障仍有改善空間。當前中國城鄉居民在養老、醫療、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內部差距較大,這些公共服務上的差異也阻礙了消費增長(尤其是農村消費)。若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以此帶動縮小農村居民與城鎮職工、公務人員在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公共服務的差距,農村居民的消費潛力將會進一步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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