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一月，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中國與英國、美國、蘇聯都成為了對抗法西斯的同盟國家，這就意味著在世界地位上來說，我們與英國最起碼已經達到了一個表面平衡的地位。

如此一來，中英之間的不平等條約，就要在這樣平等的背景之下去解決。

中國作為牽制日軍的主要戰場，對于整個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面對中國提出的要求，英國也只能答應。

幾個月之后，也就是到了1942年的?秋天?，重慶的戰時氣氛凝重。國民政府的外交會議室內，中英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談判正陷入膠著。

英國代表態度強硬，堅持將香港新界問題排除在討論之外，面對英國政府的這種態度，蔣介石也?針鋒相對，宣稱若不解決香港問題，他將拒絕簽署條約，一時之間?，談判桌上的空氣仿佛凝固，盟國間的團結岌岌可危。

外長宋子文深感壓力，卻難以說服蔣介石改變立場，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他轉而求助于外交界元老顧維鈞，了解了這個情況之后，顧維鈞決定跟蔣介石談一談，隨后，他?步入蔣介石的辦公室，面對這位神情嚴峻的領袖，他語氣沉穩：

“英國主動放棄治外法權，是難得的機遇。我們不妨先接受這份成果，同時保留香港問題的交涉權利。戰時盟國團結至關重要，切不可因枝節誤大局。”

也是因為顧維鈞的這個建議，不久之后讓中國恢復了一定的主權地位，英國在中國的特權取消了許多，但也同樣留下了香港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一直到半個世紀之后，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和平地接回香港。

對于國民政府來講，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復過去被列強侵占的領土，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任務。

這是中國近代發展的主旋律。

自1840年鴉片戰爭始，不平等條約如沉重的枷鎖，壓迫著中國。先是《南京條約》開辟了五口通商，割讓香港，設立租界，之后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進一步擴大列強特權，領事裁判權讓外人在中國犯罪免受中國法律制裁，關稅控制權剝奪了中國經濟自主，租界成為“國中之國”。

列強憑借武力威脅，干涉中國內政，掠奪資源，外商在華飛揚跋扈，人民生活困苦，國家尊嚴盡失。

清末御史吳訪在一份奏折中痛陳領事裁判權的危害，他指出，外國領事自行審判，侵蝕中國法權：

“法權既失，主權隨之”。

根據他的思想，中國人若不反抗，治內法權亦難保，甚至可能引發匪亂，動搖國本。吳訪的警示反映了清廷對不平等條約危害的認識，但問題是?，彼時中國國際法意識薄弱，而且清代封建統治者的眼中，人民的反抗危害更大于西方列強的入侵，這就導致了面對西方列強的抵抗，多停留在局部斗爭。

時間到了19世紀末，列強的壓迫愈發加劇，甲午戰爭后，《馬關條約》割讓臺灣，開放更多口岸，外國資本加速滲透，租界內，外國巡捕對華人肆意欺凌，關稅受列強操控，中國無法自主調節經濟。這些屈辱激起了人民的憤恨，義和團運動雖以失敗告終，卻點燃了反帝的火種。

20世紀初，民族意識逐漸覺醒。

中國人對不平等條約的危害有了更清晰的認知，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呼吁修訂條約。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后，清廷被迫支付巨額賠款，列強在華特權進一步擴大，民眾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標志著中國反帝運動進入新階段，巴黎和會上，中國雖為戰勝國，卻未能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特權，這一屈辱點燃了全國的民族主義情緒。

學生、工人、市民走上街頭，高呼“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主權”，五四運動不僅喚醒了民族意識，還將廢約訴求推向全民關注的焦點。

1920年代，反帝運動持續升溫。

1926年，漢口、九江的英國租界因列強暴行引發民憤。當地民眾沖入租界，抗議外人特權，迫使英國交還租界管理權。這兩起事件震懾了列強，展現了人民抗爭的威力，民眾的行動不僅直接削弱了列強在華特權，也為政府的外交談判提供了強大的社會支持。

民眾的反帝運動可以說是全面地?調動了中國各階層各界人士，除了普通的學生以外，還有大量的知識界、商界的聯合抗爭交織，商人抵制洋貨，工人罷工抗議外商壓迫，知識分子通過報刊宣傳廢約理念。

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自清末便高舉反帝旗幟。

他在《三民主義》中明確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民族革命的核心目標，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政綱，宣稱：

“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皆當取消，重訂平等條約。”

孫中山先生認為，不平等條約不僅是法律上的屈辱，更是列強奴役中國的工具。

隨著聯俄聯共政策實施后，國民黨進一步明確廢約目標，呼吁通過革命手段擺脫列強控制，孫中山的理念為后來的國民政府奠定了思想基礎。

而?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蔣介石雖然通過陰謀獲得了國民政府的最高權力?，但他有一樣不可否認的事情，那就是必須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這才能讓蔣介石這個以革命黨人自居。

1928年北伐完成后，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紀念周大會上強調，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外交的首要任務。他認為?，北伐的成功只有在外交突破后才算真正完成，否則“打倒軍閥”不過是空談。

而?蔣介石的表態反映了國民政府對廢約的重視，也回應了民眾的強烈訴求。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立即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列為外交核心目標。外交部長王正廷制定了分階段策略：

首先恢復關稅自主，其次收回租界與租借地，最后撤銷領事裁判權。

1929年，國民政府與列強展開關稅談判，因為?列強長期通過協定關稅控制中國經濟，使中國無法自主調節關稅，嚴重阻礙工業發展，經過艱苦談判，1930年5月，中國成功恢復關稅自主，擺脫了列強的經濟枷鎖。

關稅自主權的恢復，是中國主權恢復的一個重要標志，但還不是完整主權的恢復。

同年，國民政府啟動收回租界與租借地的談判，1930年10月，英國同意歸還威海衛租借地，結束了其長達數十年的控制。而?威海衛的收回不僅恢復了領土主權，還提振了民族信心。

除此之外，領事裁判權的撤銷談判也在1930年1月展開，在關于這場談判上，國民政府與英、美、日等國逐一協商，提出以平等互利為基礎，重訂新約，盡管列強起初態度強硬，但在民眾反帝運動的壓力下，談判逐步取得進展。

只不過，當時中國的整體國力也只能做到這個地步了，要想完全廢除中國過去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還需要一個契機。

這個契機，就是世界列強都被“拖下水”。

在二戰開啟之后，契機就到來了。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在1942年一月?，中國與英美結為反法西斯盟友，國際地位顯著提升。而?中國戰場在全球抗戰中的作用日益凸顯，英美開始重新審視對華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十四點原則”主張“國無大小一律平等”，為廢除特權提供了理念基礎。

在?二戰中，羅斯福總統將中國視為戰后遠東的戰略伙伴，廢約成為美國爭取中國支持的重要舉措。

1942年10月9日，英美同時通知中國駐外使節，愿就廢除不平等條約進行談判。

其實?英美放棄在華特權的動機有三：

首先，廢約可增強中國抗戰決心，鞏固盟國團結。

其次，消除中美關系中的不平等因素，為戰后合作鋪路。

最后，確保英美公民在友好國家享有一般權利，而非特權。

在整個談判中，中美談判進展順利，雙方很快達成一致。

但?中英談判因香港新界問題陷入僵局。英國視香港為戰略要地，堅決拒絕納入廢約討論，蔣介石也同樣針鋒相對，如果香港問題不解決，這個和談就永遠不能結束，而當時宋子文作為外長，急于促成條約簽訂，但面對蔣介石的強硬態度，他感到無從下手。

客觀來講，蔣介石在收復主權的工作上，還是有著一定貢獻的，蔣介石起初認為，香港是列強侵占中國領土的象征，若不收回，廢約的民族意義將大打折扣。可是?有一個現實的問題，若中英條約無法簽訂，將損害盟國團結，影響中英、中美關系，甚至讓日本從中漁利。

蔣介石畢竟只是一個軍人，所以考慮到這個問題，宋子文請出了顧維鈞先生。

顧維鈞了解到了情況之后，他向蔣介石建議，將廢約與香港問題分開處理，先確保治外法權和租界的取消，同時保留戰后交涉香港的權利，顧維鈞指出，盟國團結是戰時首要任務，香港問題可待局勢穩定后再議。

宋子文也支持這一策略，強調簽約的緊迫性。

蔣介石最終接受顧維鈞的建議，同意擱置香港問題，1943年1月11日，中英條約順利簽訂，中國在簽約當日向英國發出照會，聲明保留收回九龍的權利。

只可惜的是，沒有能夠完整收回整個香港，這是當時最無奈的地方。

但不管怎么說，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是民眾與政府協力的結晶。半個世紀以來，民眾的反帝運動點燃了民族覺醒的火焰。從義和團的奮戰到五四運動的吶喊，從抵制洋貨到收回租界，人民用行動削弱了列強的特權。

廢約不僅是中國的勝利，也是全球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反映了20世紀殖民體系的逐漸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