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孔子》

孔子周游列國十四年，一直在尋找明君，孔子盡管堅定不移，但是“行道”有待“賈者”，櫝中“美玉”未能有識者，怎能出櫝而現其光華呢？懷才不遇者的出路又在何方？

王健文的《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講述了“一個一生都不合時宜，卻又堅定地與他的時代搏斗的人”的逐夢之旅，希望給予為理想和現實差距所困的我們一點啟示！

本文選摘自《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王健文 著，華章同人 出品，重慶出版社，2025年3月。內容略有改動和刪減。

《史記·孔子世家》承公羊學孔子感麟而作《春秋》的觀點，在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之后，司馬遷描寫孔子這個始終與時代、與命運頑抗的老人，終于承認了自己的失敗。孔子說：“吾道窮矣！”又說：“罷了！罷了！君子擔心的是逝去之后而不能為人所稱道。我的道不能實踐了，我該如何自見于后世呢？”

（于是，孔子）乃因著魯國史記的基礎而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前后一共十二個國君的歷史。據魯，親周，故殷，推而上承夏、商、周三代的法統。文辭簡約而指意廣博。所以吳楚之君自稱為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是晉文公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依此類推，以規范當世的不合于禮樂制度的行為。后世若有王者出，則能承《春秋》之義而開辟盛世。《春秋》之義得行，則天下亂臣賊子莫不懼怕。

以“歷史著作”代行“天道”，作為“道”的另一種實踐方式，其實司馬遷自己就是孔子最好的傳人，《伯夷列傳》說的就是這樣的信念。扭曲的現實世界，正義無從下手，只有在歷史的法庭上尋求上訴。

“自見于后世”的焦慮其實首先來自“不見于當世”，“現在”的失敗，只能尋求“未來”的平反，而“未來”則苦戰于記錄“過去”的歷史。這是孔子在晚年為自己尋找的最后戰場。以二十世紀前的傳統中國來看，孔子是新戰場的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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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季氏篇第十六》記載了孔子的一段話，我們不能確定孔子是在什么時候說的，但這卻是前述想法的最佳注腳：“人們所稱道的，不在于富有與否，而在乎能有異于常人的德行。”齊景公有馬千駟，身死之日，卻沒有懿德讓百姓稱道。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山，百姓至今猶稱道不已。不就是這個道理嗎？

孔子在“未來”超越了所有與他同時代的權貴，凡不能知、不能用孔子的，在歷史上其實都未能得到好的評價。顏回所謂“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史記·孔子世家》），成了后世歷史裁判的蓋棺論定。但是在“當世”的孔子，卻深深陷入了“莫己知”“莫能己用”的焦慮中。

孔子初至衛，擊磬以言志，與擔著草筐而過的隱者有這么一段對話：

孔子居衛時，一日擊磬。有擔著草筐的隱者路過孔氏之門，說：“有深刻的用心啊！這個擊磬的人！”接著又說：“鄙陋啊！磬聲硁硁然！沒有人能知道自己，那就罷了。水深則以衣涉水，水淺則揭衣涉水。”孔子說：“是嗎？要是那樣子做又有什么困難呢？”（參閱《論語·憲問篇第十四》）

朱子注：“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淺則揭”，喻居亂世，莫能己知，則潔身自好，獨善其身可也。孔子和隱者的不同就在這里分野：隱者可以將不能操之在己的外在世界置而不論，甚至逃遁到世界之外，打造自我的純粹天地；而孔子卻是個無可救藥的用世君子，“道”的實踐是他的無上使命，無休無止，至死不悔。對孔子來說，“放棄”與外在世界的交涉，其實就是放棄了自我對“道”的許諾。“放棄”是再簡單不過的事，而“堅持”才是“弘道”之人的天職。

孔子盡管堅定不移，但是“行道”有待“賈者”，櫝中“美玉”未能有識者，怎能出櫝而現其光華呢？既未能有識者，又怎能為識者所用呢？于是，“莫己知”“人不知”“不己知”“莫我知”“茍有用我者”“如有用我者”“莫能己用”“焉能系而不食”這類的感嘆，充斥在孔子的言語中：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篇第一》）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篇第一》）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論語·里仁篇第四》）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論語·憲問篇第四》）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論語·衛靈公篇第十五》）

子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篇第十三》）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篇第十五》）

“不為人知”“莫能己用”，始終是孔子一生，特別是后半生最大的焦慮所在。孔子雖然說：“人不知而不慍”“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病人之不己知”，但是，他恐怕沒有那樣灑脫。做不到灑脫，不是因為計較聲聞，而是“為人知”是取得“行道”有利位置的第一步。

孔子在晚年答（子張問）何謂“達者”時，還特意區別“聞”“達”的意思：

所謂“達者”，本質正直而雅好道義，察言而觀色，心存敬畏，不敢忤慢他人。這樣的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所謂“聞者”，貌似仁者而行為背道而馳，自己卻居之不疑。這樣的人，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參閱《論語·顏淵篇第十二》）

他又分辨“小知”與“大受”的不同：

君子于小事未必可觀，而才德足堪大任；小人難堪重任，卻易于細事有所表現。（參閱《論語·衛靈公篇第十五》）

顯然孔子對于只可“小知”而不可“大受”的“聞者”，是有那么一點不平之氣。

但是，有大智慧的人才是能“大知”、可以“大受”的“達者”，這似乎又注定了“達者”難“聞”難“知”，雖可“大受”，卻無所“受”之宿命。

在晚年，孔子同樣慨嘆：“莫我知也夫！”這時孔子才確定了自己在人間終究是“不為人知”的，要祈求“知己”，只有在天上的世界了。當他回答子貢的追問時，說：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篇第十四》）

孔子一生“不為人知”“莫能己用”，冉有、子貢、子路等先進從政弟子，卻在孔子晚年時，在魯國政壇舉足輕重，受到當權者重用。這樣的情況，又給孔子帶來了更為不堪的晚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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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歲的孔子率同弟子，離開陳國向南行，希望能去到楚國，會見那位曾被他贊許為“知大道”的楚昭王。但是，當年吳侵陳，楚救陳，兵連禍結，陳、楚道上并不安寧，孔子一行人也因故困于陳、蔡之間。絕糧數日，幾乎不得脫身，終于解危，卻傳來楚昭王的噩耗。希望無所寄托，孔子暫時歇止于楚國大夫葉公諸梁招致故蔡遺民的負函，與葉公從容論道。但是楚昭王既卒，楚國情勢不明，孔子不久即返陳。“歸與”之嘆，應當就在此時。因此，孔子返陳不久，就北上適衛，等待歸魯的機緣。

這次的南行之旅，在孔子生命中具有關鍵的意義。自我放逐九年以來，盡管諸多挫敗，一次又一次期待之后只是失望，孔子仍然斗志昂揚，不愿向時代和命運低頭。但是南行歸來，孔子變得有些消沉了，他開始想家了，也第一次說出要放棄飄零故國之外的追尋。

楚昭王的死讓孔子滿懷的熱望頓時成空，當然對孔子是一大打擊，畢竟，就目前所有資料看來，楚昭王是當世孔子唯一稱贊過的國君。南行道上，孔子遇見了也許是故蔡遺民的隱者，幾次對話都讓孔子唏噓不已，想必也對孔子的心境有著深切的牽引。

陳、楚之行，是孔子的希望之旅，絕糧于陳、蔡之間，雖是戰事所累，卻也預示著這趟旅行的多舛。在陳、蔡之間蒼茫的曠野上，孔子師生對這些年來的追求與遭遇，曾有過深刻而有意味的對話。

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史記·孔子世家》）

當孔子在生命中的最后五年，發現了這么一個殘酷的事實，那些曾追隨自己、共同度過艱困的流浪生涯的先進弟子，成了“今之從政者”后，竟也和過去所鄙視的“斗筲之人”一般，紛紛在長期堅守的“道”上退卻了。他發現，自己所要對抗的，不只是世衰道微之下的昏君權臣，也不只是在“行道”的路上出現分歧的早年弟子兼同志，真正的敵人，恐怕是“自己心中那套理想的人間秩序（道），在現實的人間，是否有實踐的可能性”這么一個最根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