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海良：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

黨建治學

摘要：“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的新概括，集中體現了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理念和新要求。新時期就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新時期在開放的基本國策、戰略方針和開放格局上作出多方面的開創性探索。新時代開放理論和實踐協力推進、系統集成，在開放的戰略和原則、特點和特征、理念和形式、布局和治理上，以及在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大倡議”和“全球南方現代化”中，開放的“顯著標識”的意蘊得到多方面的創新性探索。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的歷史進程及其戰略部署和方略布局中，開放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在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上得到進一步升華。

關鍵詞：新時代;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開放;中國式現代化;鮮明標識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的“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的新概括，深刻闡明了開放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聯系和根本特征，集中體現了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理念和新要求，集中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探索上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一、新時期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提出及其創新性發展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探索有著密切的關聯，新時期在根本上就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1]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把社會主義開放理念看作是存在于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源頭的基本問題。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開拓了世界市場，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狀態已經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所代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已成為世界性的了。在當代，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更加迅速，盡管國際關系錯綜復雜，矛盾重重，但從總的方面來說，國際性的經濟技術聯系仍然很密切，閉關自守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2]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在談到“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問題時，回溯19世紀40年代中期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世界歷史”理論，從唯物史觀創立中探尋社會主義開放的思想源頭。2015年11月，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時，立足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類社會最終將從各民族的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基本觀點，提出“我國同世界的聯系空前緊密，我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世界經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都是前所未有的。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條件下，我們不可能關起門來搞建設，而是要善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3]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行，對外開放逐漸成為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共識和實踐指南。1979年4月，李先念在提到實現現代化的指導思想時就指出：“我們搞現代化，當然要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進口先進設備，利用國外的資金，中央關于這方面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一定要從自己國家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的道路”。[4]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的開幕詞中，鄧小平在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重大命題時強調：“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既要堅持“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也要“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5]黨的十二大以“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為主題，從“戰略方針”上闡明對外開放的方針政策和改革舉措，強調“實行對外開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是我國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我們要促進國內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大力擴展對外貿易。要盡可能地多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國資金進行建設，為此必須做好各種必要的準備工作，安排好必不可少的國內資金和各種配套措施。要積極引進一些適合我國情況的先進技術，特別是有助于企業技術改造的先進技術，努力加以消化和發展，以促進我國的生產建設事業”。[6]這一戰略方針所闡明的對外開放的內容和形式、原則和方法，對十二大之后的改革開放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沒有改革，就沒有開放；沒有開放，也不會有改革；改革和開放相輔相成、同舉并行，相互推助、協同合力。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把對外開放作為長期的基本國策，作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措施，在實踐中已經取得顯著成效。”[7]“基本國策”和“戰略措施”深刻闡明了對外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聯系和本質規定。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向縱深發展的態勢下，世界各國相互依存關系更加緊密，各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聯系愈益頻繁。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是對當今世界格局和我國現代化建設發展審時度勢的戰略判斷，是對提高對外開放層次和水平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關系認識的理論躍升。

開放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對外開放基本國策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的重要內涵。黨的十四大以“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為主題，確立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凸顯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聯系。在對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進行闡釋時，黨的十四大提出：“更多更好地利用國外資金、資源、技術和管理經驗。對外開放的地域要擴大，形成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開放的格局。”[8]特別是在區域開放布局上，對繼續辦好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沿海經濟開放區，擴大開放沿邊地區，加快內陸省、自治區對外開放的步伐作出重要部署；對積極開拓國際市場，促進對外貿易多元化，發展外向型經濟作出重要布局。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提出：“對外開放是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面對經濟、科技全球化趨勢，我們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9]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的新格局，重在發展開放型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國民經濟素質提高。這一新格局，成為面向新世紀中國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戰略擘畫和方略實施。

黨的十六大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基本經驗”作出十個方面的概括，其中“堅持改革開放”這一“寶貴經驗”就在于：“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10]我國對外開放正是從“引進來”起步的。改革開放頭20多年引進了國外先進的技術和大量的資金、人才，使那一時期我們的綜合國力大為增強，技術水平大為提高，在技術、生產、管理、人才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這20多年來堅持“引進來”的開放方略，對我國在國內資源短缺、資金匱乏、技術比較落后的情況下，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積極合理地“引進來”是我國不斷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的前提和基礎。與此同時，我們還要積極探索“走出去”的方略，特別要實施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立足以質取勝、調整進出口結構，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大力發展服務貿易等方面的“走出去”方略。對外開放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實現國民經濟的跨越式和可持續的發展。

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成為進入21世紀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重大戰略決策。既“引進來”又“走出去”的雙向開放，是完全意義上的對外開放，也是我國不斷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的關鍵點和立足點。黨的十七大提出：“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起來，擴大開放領域，優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質量，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11]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開拓和創新“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開放新格局和新優勢，是對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關系認識上的理念躍升，也是對外開放這一“基本國策”的根本道理。

黨的十七大在對新時期近30年發展的根本特征的概述中提出：“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作為“最鮮明的特點”,一是體現在改革開放的深度和廣度上，實現了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的全面改革，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從東部到中西部對外開放的大門毅然決然地打開；二是體現在思想解放和社會進步意義上，改革開放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在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中，“一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12]

二、新時代全面開放的協力推進和系統集成

黨的十八大以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時代。2013年11月，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以來，已經三十五個年頭了。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能發生如此深刻的變化，我國能在國際社會贏得舉足輕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堅持不懈推進改革開放。”[13]2014年12月，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新變化、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以更加積極有為的行動，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14]黨的十八大以來，開放的新理念和新戰略，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理論創新上的鮮亮底色和在實踐創新上的顯著標志。

第一，新時代開放戰略和原則的新的理解。新時代，“中國開放的大門不能關上”,2016年4月，習近平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強調自主創新，不是關起門來搞研發，一定要堅持開放創新，只有跟高手過招才知道差距，不能夜郎自大。”[15]新時代，中國開放的大門不僅“不能關上”而且也“不會關上”。2017年3月，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提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上，要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繼續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上海要解放思想、勇于突破、當好標桿，對照最高標準、查找短板弱項，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進一步彰顯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試驗田的作用，亮明我國向世界全方位開放的鮮明態度。”[16]新時代，“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永遠不會關上!”[17]中國將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中國將始終做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堅持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18]

中國一直是國際合作的倡導者和國際多邊主義的積極參與者，將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中國的發展不會犧牲別國利益，只會增進共同利益。中國將同各國一道，逢山開路、遇河架橋。世界上的路，只有走的人多了，才會越來越寬廣。”隨著中國實力上升，我們將逐步承擔更多力所能及的責任，努力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和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中國力量。“中國的發展得益于國際社會，也必將回饋國際大家庭。”[19]

第二，新時代開放特點和特征的新的把握。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對我國對外開放的新特點和新特征的變化作出三個方面的深刻分析：一是過去以招商引資為主，現在以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二是過去主要是擴大出口換取外匯，現在是市場、資源能源、投資都離不開國際市場。三是過去只是被動適應國際經貿規則，現在則是主動參與和影響全球經濟治理。習近平指出：“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必須更加積極地促進內需和外需平衡、進口和出口平衡、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平衡，逐步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20]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成為新時代開放的新特點和新特征。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需要中國。”[21]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正發生著深刻變化，由經濟全球化、信息社會化所帶來的商品流、信息流、技術流、人才流、文化流，如江水奔流終究是擋不住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終究難成氣候。不拒眾流，方為江海。對外開放要著眼于人、著力于人，要推動人們在眼界上、思想上、知識上、技術上走向開放，不斷把開放型經濟體制提高到新的水平。

第三，新時代開放理念和形式的新的拓展。2013年10月，習近平在《深化改革開放，共創美好亞太》中提出“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22]的新理念，對新時代開放形式作出三個方面的基本闡釋：一是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促進沿海內陸沿邊開放優勢互補，形成引領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開放區域，培育帶動區域發展的開放高地。二是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堅持出口和進口并重，推動對外貿易平衡發展；提高國際投資合作水平；深化投資、貿易體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規，為各國在華企業創造公平經營的法治環境。三是將統籌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推動同周邊國家互聯互通。新時代開放理念的拓新和開放形式的拓展，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高質量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體制的不斷提升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四，新時代開放布局和治理的新的謀劃。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23]要抓好優化對外開放區域布局、推進外貿優進優出、積極利用外資、加強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開展國際并購、加快自貿區及投資協定談判、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等工作。在開放形式的新的拓展上，特別要注重“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24]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開放乘勢而上，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快構建，更高質量和水平的開放格局日臻完善。習近平指出：“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后，這已為世界和我國發展實踐所證明。”[25]改革開放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開放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顯著標識，也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標識。

這一顯著標識，全面體現在對開放新變化的深刻把握上。黨的十九大以后，國際經濟體系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特別是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和困境，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持續蔓延，逆全球化思潮正在發酵，世界經濟增長缺乏動力，不確定性因素顯著增加，世界經濟再次走到十字路口。經濟全球化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世界各國要把握發展大勢，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抓住發展機遇，謀求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積極引導經濟全球化朝正確方向發展。

這一顯著標識，集中呈現于開放的制度化和體制化建設和發展上。習近平提出：“要抓住制度創新這個核心，著眼國際高標準貿易和投資規則，在投資管理、貿易便利化、事中事后監管等方面，對國家層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仍需試驗探索的事項，率先探索，充分試驗，為我國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爭取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提供經驗。”[26]要牢牢抓住制度和體制改革這個核心，堅持內外統籌、破立結合，堅決破除一切阻礙對外開放的體制機制障礙，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開放制度和體制安排。

這一顯著標識，還深刻凸顯于堅持樹立全球化戰略思維，以寬廣的國際視野，更堅定地擴大對外開放上。習近平指出：“中國人民深知，中國發展得益于國際社會，愿意以自己的發展為國際發展作出貢獻。”[27]中國的對外開放，不是要一家唱獨角戲，而是要歡迎各方共同參與；不是要謀求勢力范圍，而是要支持各國共同發展；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后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

黨的二十大，在對黨的十八大以來十年間開放戰略實施的偉大成就的概括時指出：“我們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加快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共建‘一帶一路’成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我國成為一百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貨物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格局。”[28]開放戰略上的這些偉大成就，最突出地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顯著標識，也成為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標識。

三、中國式現代化開拓了全面開放的新理念和新格局

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的綱領性文件。習近平在這次全會上對中國式現代化首次作出戰略錨定，特別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就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等五個方面的特色和內涵作出深刻闡釋；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既切合中國實際，體現了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也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強調“我國要堅定不移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29]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結束后不久，2020年11月，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的講話中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中國正在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國將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從世界汲取發展動力，也讓中國發展更好惠及世界。歡迎各方把握中國發展新機遇，積極深化對華合作。”[30]這是習近平在錨定中國式現代化之后，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戰略意義的新的理解。

2021年11月，習近平在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的主旨演講中，提出了開放的決心“三個不會變”的理念，即“中國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決心不會變，同世界分享發展機遇的決心不會變，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發展的決心不會變”。[31]這是習近平在錨定中國式現代化之后，對中國擴大高水平開放決心的堅定表述。

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對“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使命任務”的闡釋中，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和特色、總體目標、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等問題作出全面探索，實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從戰略錨定到戰略擘畫的躍升。習近平在對必須牢牢把握的“堅持深化改革開放”重大原則的闡釋中，凸顯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要求，提出“深入推進改革創新，堅定不移擴大開放，著力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不斷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不斷增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動力和活力”。[32]

在黨的二十大對中國式現代化戰略擘畫中，習近平強化了“形成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格局”的新要求。圍繞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心任務，緊扣2035年基本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總體目標，習近平從戰略部署和方略布局上對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和中國式現代化提出新的要求：一是要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二是要優化區域開放布局，鞏固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先導地位，提高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開放水平，加快建設西部陸海新通道；加快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三是要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這三個方面的新要求，既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目標，也是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標識。

2023年2月，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的講話中，習近平首次從“理論體系”上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和特色及其深邃思想、政治意蘊和崇高境界作出系統闡釋。習近平第一次對中國共產黨百年來中國現代化道路探索歷程，特別是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探索的新的歷程中的創造性貢獻作出新的闡釋；還第一次從中國式現代化六個“觀”的方法論上，對“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的關系”觀提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立自強，堅持把我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必須不斷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空間”。[33]2023年6月，習近平再次提到：“自立自強，絕不是閉關鎖國，而是更好聯通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只有開放的中國，才會成為現代化的中國。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34]

在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闡釋后不久，2023年3月，習近平在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講話中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開放的鮮明標識再次作出闡釋，提出“中國的發展惠及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我們要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既用好全球市場和資源發展自己，又推動世界共同發展。我們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始終站在歷史正確一邊”。[35]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進一步探索，實現了從“理論體系”到系統集成的飛躍。這里所說的系統集成，是習近平在對《決定》的說明中提出以“加強對改革整體謀劃、系統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協同高效”的方法論要義。《決定》作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戰略性判斷，著力探索如何把中國式現代化戰略部署落到實處，如何把中國式現代化藍圖變為現實，從系統集成的深度和廣度上，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完善各方面體制機制，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制度保障”的新理念。《決定》對中國式現代化系統集成的探索，同時也是對開放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探索的躍升。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中開放的理論力量和思想智慧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涵，也是新時代開放理論的最顯著的理論創新。習近平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大倡議”以及“全球南方現代化”思想，彰顯了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標識的世界性特征，升華了中國式現代化中開放思想的理論境界和實踐路徑。

2013年3月，習近平在俄羅斯國際關系學院發表題為《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演講，提出“我們所處的是一個風云變幻的時代，面對的是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36]的重要論斷，從“新型國際關系”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問題的首次闡釋，拓展了新時代開放思想的新境界。在對21世紀世界歷史變化新特征和新時代開放格局新變化的闡釋中，習近平提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舊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時期的集團對抗不復存在，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再也無法單獨主宰世界事務。”當今世界必將以一種新型的“共同體”方式對待和處理關乎人類命運的重大問題；世界歷史進程必將在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中，“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37]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必將成為一種時代潮流、成為世界歷史的一種開放性的新的發展態勢。

2015年9月，習近平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中，初步系統闡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科學內涵，其核心要義就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2017年1月，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時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美好的目標，也是一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實現的目標。中國愿同廣大成員國、國際組織和機構一道，共同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進程。”[38]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以世界的開放性為顯著特征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的“三大倡議”。

全球發展倡議，是習近平2021年9月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以堅持發展優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普惠包容、堅持創新驅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行動導向為核心要義。全球發展倡議聚焦世界發展和開放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趨勢，闡明中國的發展觀和開放觀。全球安全倡議，是習近平2022年4月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的主旨演講中提出的，其核心要義是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和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等“六個堅持”。全球文明倡議，是習近平2023年3月在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時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聚焦于四個“共同倡導”: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共同倡導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議集中體現了文明的多樣性、共通性、發展性、包容性等世界的開放性特征。

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的“三大倡議”,成為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堅實基礎，也成為“全球南方現代化”命題的思想基石。2024年9月，習近平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發表的《攜手推進現代化，共筑命運共同體》的主旨講話提出：“實現現代化是世界各國不可剝奪的權利。西方現代化進程曾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深重苦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以中國和非洲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國家相繼實現獨立和發展，不斷糾正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不公。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迎來75周年華誕，正堅定不移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非洲也正經歷新的覺醒，朝著非盟《2063年議程》描繪的現代化目標穩步邁進。中非共逐現代化之夢，必將掀起全球南方現代化熱潮，譜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嶄新篇章。”[39]“全球南方現代化”是習近平對中國特色開放理論、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作出的集成性探索，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的世界意義的開創性探索，也是對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顯著標識命題的創新性探索。

“全球南方現代化”在內涵和特征上對現代化作了六個方面的概括：即攜手推進公正合理的現代化；攜手推進開放共贏的現代化；攜手推進人民至上的現代化；攜手推進多元包容的現代化；攜手推進生態友好的現代化；攜手推進和平安全的現代化。這六個方面的概括，明確了推進國家現代化建設，既要遵循現代化一般規律，更要符合本國實際；強調了互利合作是符合各國長遠和根本利益的陽光大道；確立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現代化的最終目標；彰顯了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是現代化的崇高追求；凸顯了綠色發展是新時代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突出了現代化離不開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的根本理念。

習近平強調指出：“現代化道路上一個都不能少，一國都不能掉隊。讓我們凝聚起28億多中非人民的磅礴力量，在現代化征程上攜手同行，以中非現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現代化，繪就人類發展史上嶄新畫卷，共同推動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榮、進步的光明前景!”[40]“全球南方現代化”把“三大倡議”的思想精粹融入其中，以深邃的世界眼光、深廣的開放精神，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新的時代內涵，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中“開放”這一顯著標識以新的意蘊。

五、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鮮明標識的時代意蘊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對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系統集成的探索，在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整體謀劃、系統布局中，深化了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鮮明標識的時代意蘊。

一是《決定》在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個“必然要求”的闡釋中，明確“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41]升華了改革開放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凸顯了開放在中國式現代化系統集成中的時代意蘊。

二是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改革開放中不斷推進的，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開辟廣闊前景”,闡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劃時代”意義在于開啟了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新征程，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全新局面；同時，再次明確強調“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42]確立了在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開放的根本作用和必然趨勢。

三是在對2035年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總目標“七個聚焦”的闡釋中，提出聚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43]凸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部署和方略布局的重大意義。

四是《決定》在對“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的闡釋中明確提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的判斷，系統闡明“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44]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之前，2021年11月，習近平在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發表題為《讓開放的春風溫暖世界》的主旨演講中就提出“開放是當代中國的鮮明標識”,作出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優化區域開放布局等整體性和協同性的部署，從系統集成上展示了開放在中國式現代化中顯著標識的豐富內涵。

《決定》對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的闡釋，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成的“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的實踐總結和思想精粹。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深入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增創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是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基礎，也是達到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目標的根本要求。

《決定》對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的闡釋，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規律性認識的必然要求。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優秀文明成果。中國要永遠做一個學習大國，不論發展到什么水平都要虛心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加強同世界各國的互容、互鑒、互通，不斷把對外開放提高到新的水平。習近平指出：“當今時代，任何關起門來搞建設的想法，任何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任何搞唯我獨尊、贏者通吃的企圖，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當前，經濟全球化遇到一些回頭浪，但世界決不會退回到相互封閉、彼此分割的狀態，開放合作仍然是歷史潮流，互利共贏依然是人心所向。要敞開大門歡迎各國分享中國發展機遇，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凡是愿意同我們合作的國家、地區和企業，我們都要積極開展合作。”[45]

《決定》對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的闡釋，在根本上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內涵和特征、發展和目標、本質和要求深刻把握的必然要求，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結合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實際的戰略和方略上的必然選擇。作為“顯著標識”,在總體上是“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46]其中主要的立足點和著力點，一是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二是擴大自主開放，有序擴大我國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資本市場、勞務市場等對外開放，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三是深化援外體制機制改革，實現全鏈條管理。四是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產品。五是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建立同國際通行規則銜接的合規機制，優化開放合作環境。六是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強化貿易政策和財稅、金融、產業政策協同，打造貿易強國制度支撐和政策支持體系，營造有利于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制度環境。七是創新發展數字貿易，建設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設全球集散分撥中心，支持有條件的地區建設國際物流樞紐中心和大宗商品資源配置樞紐。八是健全貿易風險防控機制，完善出口管制體系和貿易救濟制度。九是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深化外商投資促進體制機制改革，健全對外投資管理服務體系，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十是優化區域開放布局，鞏固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先導地位，提高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開放水平，加快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面開放格局。發揮沿海、沿邊、沿江和交通干線等優勢，優化區域開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態多樣的開放高地。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鼓勵首創性、集成式探索。加快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十一是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健全香港、澳門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完善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十二是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繼續實施“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完善陸海天網一體化布局，構建“一帶一路”立體互聯互通網絡。

《決定》從系統集成的深度和廣度上對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顯著標識的闡釋，對于如何把中國式現代化戰略部署落到實處、如何把中國式現代化藍圖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變為現實，有著重要的戰略指導和方略實施上的意義。

注釋

[1][2][4][5][6][7]《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729、357-358、49、260、272、358頁。

[3][18][27]《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6、156、354頁。

[8]《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頁。

[9]《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頁。

[10]《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6頁。

[11][12]《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1、7頁。

[13][28][32][36][37][38]《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8、8、23、104、104、572頁。

[1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99頁。

[15]《習近平關于網絡強國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111頁。

[16][19][20][24][25][26]《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311-312、297、295、291、291、295頁。

[17][30]《習近平外交演講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391、282頁。

[21]《習近平書信選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3頁。

[22][23]《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438、525頁。

[29]《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68頁。

[3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37頁。

[33]《習近平關于中國式現代化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35頁。

[34]《習近平會見新西蘭總理希普金斯》,《人民日報》2023年6月28日。

[35]習近平：《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頁。

[39][40]習近平：《攜手推進現代化，共筑命運共同體——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3、8-9頁。

[41][42][43][44][46]《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3、4、25、25頁。

[45]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436頁。

【 顧海良：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教育部原黨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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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馬嘉均；初審：李雨凡、許雪靖；復審：韓培濤、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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